在任何场合下，只要一提到或出现“母亲”、“妈妈”这些字眼，杨国珍都会嚎啕大哭。母亲离去两年多了，杨国珍几乎每晚都梦见母亲，一个健康慈和的老母亲，在梦中依旧说着那番话“你们早点回去，我没事，太晚了就没公交车了。”等杨国珍每次哭醒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去医院！要医院给个说法。身体硬朗的母亲，就因为一个小感冒，去了医院，竟然在短短的60几个小时内，死在了医院。不是误医或误药，又会是什么呢？
医院把老人推向了死亡线
方美芝，1988年随女儿杨国珍夫妇来深圳生活。直到2007年在医院被治身亡前，家里的家务活都是她一手操办。为了充实方美芝的晚年生活，杨国珍也经常带母亲去旅游。闲的时候出去聊聊天，上街溜溜狗，老人也自得其乐。但这样闲适的生活似乎也并未眷念老人，因一场小感冒，医院就剥夺了老人的生活和生命！
2007年12月20日。这一天，永远刻在了杨国珍的脑海中！母亲方美芝因感冒不适，杨国珍要母亲去医院，老人开始执意不去。后来在杨国珍的坚持下，并请来社康医生诊看、劝说，老人才同意去医院。老人是扶着楼梯走下三楼上的120救护车并在下午6点前送到了深圳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当时老人是，“神志清醒，仅有气喘、咳嗽、少许咳痰，无发热”。其间，接诊医生姜昕漫不经心，多次将老人方美芝的名字错写成 “方美艺”。杨国珍多次要求姜昕改正并盖章确认写错的事实，这引发了姜昕的不悦！当晚，她给老人使用了毒副作用较大、在24小时内可能导致肝细胞重度衰竭，某些时候可为致死性反应的胺碘酮针剂，而老人之前从未使用过胺碘酮！后来竟然连病历上都找不到用药后的药物反应观察记录。
做完各项检查已经是晚上7点了，老人有点肚子饿，杨国珍就去医院附近买了一碗面和一碗肉汤。老人吃完后，医护人员将老人放在急诊科的观察室22床。杨国珍就去拿X片子的结果。拿到片子杨国珍直奔11楼的呼吸科，会诊医生李亚珍很不耐烦，片子看也不看，说：“你跑上来干什么？有什么事情下面的医生会联系我。”杨国珍看到走廊有床位，请她安排一下，李亚珍应了一句：“有床位，没氧气”。
无奈，杨国珍只好回到急诊观察室。当时老人还和隔壁床90多岁的老太太聊家常。晚上11点，老人催促女儿杨国珍回去，“你们早点回去，我没事，太晚了就没公交车了”。看到母亲依然精神、健谈，杨国珍就放心地回家了。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21号的上午，杨国珍夫妇去给老人送饭，一进门就发现老人昏迷了，嘴唇发绀，呼吸微弱，不省人事。杨国珍马上检查被纸盖住的氧气湿化瓶，发现瓶里已经没水了。当时急诊观察室根本就没有医生和护士，杨国珍就大声叫喊了很久，闻声而来的护士黄慧霞赶紧给湿化瓶加水后就走了。看到老人嘴唇还是紫绀，杨国珍越想越不对劲，立即查看吸氧装置，又发现被纸盖住的吸氧管接口松脱。杨国珍再一次叫医护人员，黄慧霞听到后才让同事换了一根新的输氧管。很显然，由于吸氧管的松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还加重了缺氧呼衰，导致了老人的昏迷！
20日晚，杨国珍看到有种药水母亲以前从未用过，因此就问护士，护士说：“医生要你打什么就打什么”。21日上午11点，急诊科的医生高占良，在老人昏迷后，还给老人注射了奥美拉唑，奥美拉唑是胃溃疡用药，而老人根本就没有胃病史！这一注射，使得老人的病情急剧恶化！
下午3点左右，知道老人生命体征微弱，高占良拿着病历到坐在走廊椅子上伤心欲绝的杨国珍面前,要她签不同意插管的签字，后高占良返回玻璃隔开的值班室，与另一个医护人员，指着杨国珍的签字，边说边笑。这一幕恰巧被杨国珍看到，她突然明白过来，她的签字是他们早已设计好的陷阱。试问，急诊科医生高占良当时为什么不通知呼吸科医生? 为什么不通知急诊科主任？为什么不通知急诊科护士长？
随后，高占良来到了老人的床边，用手电筒照了照老人的瞳孔后，对杨国珍说：“病人过不了今晚，你们去准备后事吧”。下午5点左右，悲痛欲绝的杨国珍，在护工的指引下，到外面买了寿衣。2007年12月23日9点20分，进院60多小时后，一个硬朗、健谈而又耳聪目明的老人就这样不清不楚的走了！
医院荒唐的狡辩
医院事后辩解，医院对老人已按危重病人做出处理，死亡是疾病的自然转归和家属拒绝插管造成，与医院的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这种辩解，在事实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杨国珍说，既然医院早已预见到病危病重，死亡是疾病的自然转归，那么，为什么对一个老年患者不及时收入呼吸科住院治疗而放在门诊留观24小时，并且昏迷了7小时后，才收入呼吸科住院？记者也在病历上看到，写着“无床、留观、随诊”的记录。“为什么会在昏迷2小时后医生提出要气管插管的前19小时，门诊病历上都没有过告知病危病重的告知记录呢？这病历是医生书写和保管的，经过了封存，难道医院也不认账？”杨国珍向记者讲了一连串的为什么，来质疑医院的狡辩。
更何况，医院将老人留在一个设备简陋、连呼吸机都没有的急诊观察室治疗，且没有执行严格的病情观察记录，甚至，医生连湿化瓶的水没了，以及输氧管接口松脱等给病人带来致命因素的行为，居然毫不知觉！老人昏迷还是家属发现并报告医护人员的，如此“治病救人”，到底能救得了谁？
的确，医院让杨国珍在病历上签字是得逞了，杨国珍是不同意插管。但这也不能成为医院抵消医疗过失行为和全部推责的理由。在科技发达，医疗水平极超的今天，难道除了插管治疗，就没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和手段吗？就此杨国珍咨询了有关专家，专家反问到：“为什么不提供无创呼吸机通气呢？”杨国珍气愤地说，“我妈昏迷7个小时都没有使用抢救药物救治，反而使用奥美拉唑胃溃疡药剂来糊弄家属。因此，医生滥用药物，没有用药指针的抗心律失常、抗心绞痛和胃病药物大量使用，导致昏迷延误了病情”。“我们当时并没有放弃对我妈的治疗，我通过学生家长，找到了呼吸科的陶主任，下午6点多才得以转到呼吸科ICU住院治疗”，杨国珍告诉记者。
关于杨国珍母亲的死亡是否与医院有因果关系，记者采访了医院方面，并查阅了院方提供的相关文献。医院认为，这既不属于医疗意外，也不属于“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所发生的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3条）。那么医院的“死亡是疾病的自然转归”之说只能充分表明，医院对死亡的结果已是早有预料，只是由于疏忽大意或者侥幸可以避免，但没有避免的情况却出现了。那么，老人的死亡是不是应该跟医院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呢？
医院大拆大补的造假
“医院为了开脱责任，炮制和毁灭了一系列的证据。”杨国珍这样告诉记者。细心的她搜集和比对了方方面面的资料，在杨国珍的包里面，装的是满满当当的证据，有盖了红章的，有复印的；有红头文件形式的，有一字一句笔写的，有照片，也有录音。她告诉记者，“搜集这些证据，可是费尽千辛万苦。处处受人防范，处处被人打压。尤其是医院。”
其中，有张照片，照的是“深圳市人民医院急诊分诊标准”的牌子，上面明确了类别、定义、分诊以及急诊医师岗位职责，当时，老人是按第四类不紧急病人放在观察室的。但记者在暗访过程中，并未见到此牌，只看到一面刷新的白墙。据医院的护工证实，分诊牌在2008年底就摘除了！另一张照片，事发地点墙上“急诊观察室”牌被摘除，换成了“重症观察室”牌，但原牌钉眼仍在！医方还有一份答辩书竟谎称：“患者在急诊科重症监护室22床”。等等，这些大拆 “粉过”的行为，无非在为逃避罪责“打扫战场”，但是，旧痕新迹，有目共睹！
杨国珍向记者一边展示病历一边说，“病历的添加和涂改，真的达到了登峰造极！”。记者看到，几乎每一页，都有添加和修改，而且笔迹有的截然不同，更有甚者，笔的色彩都鲜明有别！
指着一段挤得密密麻麻的字，杨国珍说“有这样书写病历的吗，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后来加进去的。后面还有的更明显，连章子都连续三次倒盖。”当记者问到这些难道符合病历的书写规范吗？杨国珍显得一脸的无奈，顺手拿出了一本卫生部编发《病历书写规范》给记者看。“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要求，那些当然是不规范了。但是我们拿去深圳市医学会和广东省医学会鉴定，人家要么避而不答，要么就说是符合规范。这些专家所作的鉴定违背事实，对门诊病历只字不提，因为这些病历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了！谁在组织造假？这就把我们逼得无路可走了！”杨国珍的这席话，流露的是一种绝望的语气。
记者扫一眼《物资交接班记录》和封存外的《危重病人护理记录单》就发现了很多矛盾之处。门诊病历上12月21日护士黄秋珍当班的病情观测记录，从第3页06点20分到第四页09点50分医生查房的记录，期间有3个小时没有病情观测记录。但到了医院封存外的《危重病人护理记录单》里，就增加了黄慧霞7:20分和8:20分两次病情记录。但滑稽的是，7:20分黄慧霞还未上班，离8点上班尚有40分钟！
门诊病历上12月21日护士黄慧霞当班，病历第4页只有10点钟一次记录，直到老人病情加重昏迷2小时，医生提出要插管，在第5页做了记录，期间又是将近3小时没有病情观测记录；但到了《危重病人护理记录单》中，这个时间段又增加了黄慧霞10:20分、11:20分、12:20分三次病情记录。
用杨国珍的代理律师的话说：“门诊病历是错什么，《危重病人护理记录单》就改什么；门诊病历缺什么，《危重病人护理记录单》就加什么。像这样一些内容，不是事后添加、修改、伪造，又是什么？”
小感冒不去医院治，久拖成疾，最后病亡，这种事情不是没有，但是一起感冒不适，却在医院被治身亡，却是闻所未闻！63个小时，就把一个神志清醒、能吃能喝、能说能走的七旬老人，无辜的拖向死亡线，这究竟是谁之责？一个本该拯救生命的地方，最后却成了一个终结生命的场所，试问，又是谁之过？
杨国珍心里呼唤，但呼唤却永远复活不了母亲，这让她撕心裂肺！
杨国珍心里企盼，企盼一个告慰母亲的说法，企盼一个公平正义的决断，这让她望眼欲穿！
别让“条子”堵住孩子平等上学的路子
爷爷奶奶搬着小板凳排队给孙子孙女报名上幼儿园的情景，虽然让人唏嘘不已，但却因频频上演，人们早就见怪不怪。而现在，就算你和你老婆、老爸、老妈、老丈人、丈母娘轮番排队，就算你支着帐篷排上几个通宵，就算你排在第一个，如果你没有“条子”，你家孩子也不一定能进入公办示范幼儿园。
据知情者称，进入“一幼”(全称“北京市第一幼儿园”，2001年被评为北京首批示范性幼儿园之一)的许多都是“条子生”。而且多是政府官员的孩子。每年，教委把条子一打包，直接交到幼儿园。4个班，100多个名额，就被占得差不多了。
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建丽曾对媒体表示，政府每年有限的财政投入，更多投向“示范园”“优质园”。而目前北京能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幼儿园仅145所。
公众“既患寡更患不均”,在当前幼儿园严重不足，入园难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公办园“稀缺化”、优质资源“特权化”、收费“贵族化”，人为制造的幼儿教育资源不均衡，无疑加剧了公众的不公平感和焦虑感。
有人曾评论说，教育资源失衡问题一直广为诟病，但迟迟得不到解决，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受到一些利益群体强烈抵制和阻挠。因为他们知道，越是不均衡，越是能显示“高端”教育资源的稀缺性，越是能制造公众的饥渴感，“利益中人”就越有寻租的机会，或者显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幼儿园优质资源“特权化”，同样是这个道理。
更为可怕的是，现在幼儿园无论是划片、招生，还是收费，都难说有清晰的规章制度，往往让人一头雾水。方方面面的模糊、不透明更是给寻租、暗箱操作提供了“方便”。
其实，那些通过种种门路让自己的儿女上了“示范园”“优质园”的既得者利益，也并非都对这种状况感到满意，有的是“被迫”卷入这场资源“争夺战”的。一名参加这种优质教育资源“争夺”的家长透露的理由是，既然没有明规则，既然我也能动用“关系”，那我也不愿意吃“眼前亏”。
温家宝曾说，最大的公平是教育公平。只有加紧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并让划片、招生程序公开化透明化，优质教育资源“争夺战”才会平息，“条子生”才没有滋生的条件，孩子们才能平等上学。按“明规则”平等上学，虽然一些人少了寻租机会，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用争不用抢，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当然，针对入园难问题，治本之策还是让幼教回归公益，增加财政投入增建幼儿园。不过，即使到了那时，也不能忘了“均衡”，也不能忘了公平公开公正，不然，“条子生”还是少不了。
(文/任陆圻 编辑/朱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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