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经典的“钱学森之问”的时候，93岁高龄的钱伟长校长在出席其生平最后一次本科生毕业典礼时，动情地向台下的学生说“今天你们毕业了，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们，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忧过没有？后天下之乐而乐，乐过没有？
应该说，钱伟长的后半生都在解他的老同事钱学森的这道“钱学森之问”。从他80年代从北京赴上海任上海工大校长开始，他就为教育兴国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从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行“三学期制”、“学分制”、“选课制”，到“拆除四堵墙”，再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理念，不须说钱乃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陆推行教育改革最甚之人，他近30年的校长履职生涯实为中国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宝贵财富。钱虽不曾使用网络语言与学生沟通，但并不妨碍他成为学生心中的偶像，现在所追捧的“根叔”们，从根源上来说，还只是钱的后辈。功勋科学家钱学森逝世的时候，他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时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虽然钱的教育改革能否成为解答此难题的一把钥匙还尚需时日验证，但是总归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而现如今，同样是功勋科学家的钱伟长逝世了，他提出的“钱伟长之问”一样也是一道难解的题。
如果说“钱学森之问”是在问中国怎样出人才的话，那么“钱伟长之问”问的是人才如何为社会造福的问题。出杰出人才、在全世界范围发挥学科引领作用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发挥现有人力资源为社会创造财富就显得更为务实和关键。钱伟长作为国家领导人又是一校之长，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学术造假，严重打击了学术公信力；学术界和商界紧密结合，一出出打着学术幌子的商业欺诈层出不穷；每年大量的人才移民海外，手拿“绿卡”，赚完中国人的钱，在国外逍遥自在享受人生；大量毕业生投奔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千军万马过公务员、事业单位、垄断国企的独木桥，甚少有人肯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钱校长作为一校之长，当然不希望培养出的人才最终都成为上述这般，所以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振聋发聩地“提醒”学生，“忠告”学生要心忧祖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才。他甚至还要求学校在原有“自强不息”的校训后面，再加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足见他对这一问题关注的迫切。
这个社会的杰出人才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才。“自强不息”可以使人成为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甚至可以成为杰出人才，但无法保证他能做到“先忧后乐”。而在钱伟长看来，“先忧后乐”比“自强不息”更重要，更能体现一个人才的价值。就像健康和财富的“1”和“0”关系一样，“先忧后乐”就是那个“1”，如果有了它，一个人的才华越大越能发挥其社会效益，如果没有了这个“1”，一个人再有本事再有学问都是空谈，甚至会造成极大的危险。人才是最宝贵的社会财富，一个“先忧后乐”的人才，能够把所学所长发挥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能够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能为我所用；而对一个人才来说，只有“先忧后乐”，时刻牢记自己的学术使命，才能真正攀登学术高峰，获得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可以持续发展、一个国家能否长久昌盛，极少数杰出人才的多寡恐怕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占最大多数的人是不是可以精神振奋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而人才不为社会所用，不创造社会效益，不但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必将极大地阻碍国家的发展。如何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让人才真正自觉地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人力资本为社会进步做正向努力，是摆在现今中国的一道重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钱伟长之问”更亟待解决，或许也只有解决了“钱伟长之问”，“钱学森之问”才会迎刃而解。
对钱伟长这辈的学者来说，既不存在“钱学森之问”，也不需要“钱伟长之问”。钱伟长和钱学森一样，早年都是远赴海外求学，在解放前夕回国投身科研兴国之路。他力排众议，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制定“十二年科技规划”，根据国家需要调整研究范围，做万能科学家，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奠定基石；他率真坦诚，针对当时国内一边倒学苏联教育体制，大胆提出自己的正确见解，由此导致长达20多年被不公正批判；他桑榆非晚，以古稀之年出任大学校长，掀起一股教改新风……钱伟长在保全和牺牲之间，始终选择牺牲；在收获与付出之间，始终选择付出；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始终选择国家。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在那个年代，这样无私奉献的科学家和知名人士数不胜数。钱伟长的一生就是“钱伟长之问”的最好解答，他不但这么要求自己的学生，他自己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反观现在的有些科研和教育工作者，热衷于会议室而不是实验室，喜欢拿着话筒唱戏而不愿站在讲台教书，还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伸手就要位子、要票子、要房子、要车子，把“学者”、“教授”等身份待贾而沽。而科教界外，能像钱伟长那样“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又有多少？又有多少人经得起“钱伟长之问”？
有人说，是居高不下的房价消弭了科研工作者的热情；有人说，社会物质化使得人们不得不优先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有人说，是时代的变迁使得钱伟长式的人物成为绝唱，但要知道钱伟长并没有自己的房产，他一直是住在上海大学的一间招待间里，我们也不要忘记钱当年可是呆在最物质化的美国生活的。再说，即便给了你房子，给了你全球最奢华的生活享受，你能取得像钱伟长那样的成就吗？假使你取得了成就，你又会贡献给哪个祖国呢？
伟人离开了我们，留下了一连串的问题。在国人尚未解开“钱学森之问”的时候，更难解的“钱伟长之问”也随着这位饱受坎坷的科学家的远行愈发刺激我们的神经。我们祈愿这两个难题早日解决，也希望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后辈以钱伟长为榜样，做人民的科学工作者、人民的教育工作者。
“我不是党员，但我还是拿党的事业作为我的终身事业。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个人吃点亏不要后悔，不值得后悔。”——钱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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