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界的“三钱”尽殁。他们的先后离去，是国家无法挽回的损失，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哀思。
“三钱”已成人们仰望的璀璨星斗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是中国现代科技界的杰出人物，是其所在领域的领军者，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大家。他们为国家的科技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华民族在世界科技殿堂中争得了让人无法忽视的一席之地，为中国人在今天这个“实力决定地位”的复杂国际环境中赢得了响亮的话语权。
通过不同的途径，人们完全可以搜索寻找出三位大师种种的传奇故事。当“三钱”中的最后一位也撒手而去之时，人们将怀念他们什么呢？
毫无疑问，“三钱”是难得的人才，是宝贵的财富。钱学森在当年曾被美国海军次长认为“至少等于5个师兵力”，钱伟长曾被国外知名学者尊为“前辈”，钱三强曾是一些西方人眼中“最神秘可怕”的中国人。如果凭借个人显赫的教育背景和出色的研究造诣，他们不难为自己挣得荣华富贵，名利双收。但是，他们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将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选择，视民族的召唤为个人的使命。他们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绝非是一句空话，“知识报国”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晚年的钱伟长在回答关于他的专业是什么的问题时这样说：“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一言以蔽之，如赤子般的爱国之心，是“三钱”留给我们最可贵的精神财富，使他们成为后人永远追随的楷模。
“爱国” 这个字眼容易让人激动，让人热血沸腾。但许多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的爱国之心未必能如愿施展，令人徒生“报国无门”之叹。这也许是对人品格最大的考验。有两个细节可以让我们看看面对同样的考验，“三钱”是怎么做的。钱伟长曾被划为右派，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一年，后下放至农村。“史无前例”的年月中，他又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劳动锻炼”。但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他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其间他曾独立推得广义变分理论，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甚至在工厂劳动期间，他也曾发明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油压机，让工人们敬佩。
另一个细节是钱三强也曾被下放去“五七干校”劳动。在黄土高坡上，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夫妇并没有拿自己为国家“两弹一星”事业所做的贡献说事儿，没有哭天抢地诉说冤屈，而是在每天挥汗劳动之余继续讨论国家核工业的发展。
确实，我们即使不去追问那让国宝级的大师们“劳动锻炼”的荒唐，不去计算胡折腾的损失。只要想想，无论是钱伟长的身处逆境研究不辍，还是钱三强“人在黄土坡，心怀大戈壁”，体现出来的难道不就是那种“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不屈精神，不就是“身在江湖心忧天下”博大胸怀吗？这样的精神和胸怀，或许是现在的人们最为欠缺的。
此时此刻，“三钱”已成为我们抬头仰望着的星空中的璀璨星斗，那就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随着大师们的足迹继续奋斗。
时代呼唤新一代大师
人们在痛悼他们的同时，会发现一个更加令人深思的问题凸现在眼前：随着他们的离世，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似乎缺乏培养出新一代大师的能力。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逝世后，这个问题曾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也受到中国高层的关注。温家宝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家宝总理的焦虑也是整个社会的“集体焦虑”，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空前大变革的时代，需要大师来描绘，可是这个时代却恰恰是一个大师寥若晨星的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病根。
所谓大师，是指超出一般人才之上的、杰出的、特别有创造力的人才，大师应该是“通达之人”，他们在自己的专业内做出卓越的贡献，又超越专业通识人间万象。
作为中国第三代留学生的杰出代表，“三钱”都是这样学贯中西、融汇文理的“通达之人”，例如钱伟长，幼年饱读诗书，早年进入清华大学以国文和历史双百的成绩就读文科，“九•一八”事变后立志科学救国，要求转入物理系，而他入学考试时物理只考了5分。当年的清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为其诚意所打动，这种不拘一格的气度令人起敬。
而当下，中国的大学都奉行技术至上的教育理念，大学里的“专业”，不是根据人类的不同知识领域和世界的不同界面来划分，而是根据社会的就业领域和相应的技能界面来划分。专业越分越细，学生和学者的学术视野越来越狭窄。这样的教育思维，可能培养出“专家”，却无法造就“大师”。钱伟长执掌上海工业大学后，就提出拆掉各系科、专业、部门，以及教育与科研间的“四堵墙”，让学生全面发展和素质培养。
大师就像世界上最美丽的罕有之花，它所需要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很苛刻。古人说，“十年磨一剑”，很多辉煌成果的取得是一个人毕生努力的心血，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得到的。而当前，中国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还存在学术评价急功近利，注重短期，忽视长远的倾向，科研人员往往追求“短、平、快”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以东拼西凑、创新含量很低的课题来充数。浮夸的环境和浮躁的心态，无法产生一流的科技成果，也无法涌现大师级的人物。
造就大师级杰出人才，需要从源头上改变大师赖以生长的“生态环境”，激发人的创造性。其次，持之以恒地推动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改变办学理念，让学校从“官本位”、“商本位”回归到“学本位”。
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对大师的呼唤正在成为国家行动。不久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相继颁布。前者在现代学校制度、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等方面制定了新的目标，后者则提出了使中国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的方向指南。
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是中国破解“钱学森之问”的新开端，如能循着这一方向探索经验、汇集民智、凝聚共识、稳步推进，中国或将迎来又一个大师辈出、新星璀璨的时代。
“千人计划”应时而出
钱伟长在上海逝世后，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正在北戴河休假的国家“千人计划”入选代表于8月1日举办了钱伟长先生追思会。
追思会以“科学伟人精神长在”为主题， “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们回忆了钱伟长先生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献身教育事业的光辉一生，并学习了钱伟长先生的治学理念和办学思想。互动百科创始人潘海东博士，以唯一入选“千人计划”的互联网企业代表身份参加了此次追思会，并在网站上搭建了缅怀钱老的专题。
在追思会上，上海大学教授胡志宇表示，自己对曾任上海大学校长的钱老非常尊敬和了解，他认为与钱老相比，现在国内的科研环境以及国家提供的物质支持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胡志宇说，一方面，我们应该在追思时更关注和学习钱老不屈不挠、不畏艰苦的精神；而另一方面，也应该感谢“千人计划”为我们带来的政策及资金上的支持。
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陈十一也是入选“千人计划”的专家之一，曾师从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周培源先生，与“三钱”都有交往，还常常与钱伟长先生有学术交流，他表示钱老等学术泰斗在国家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时仍然做出了优秀的科研成果，培养出无数优秀的学生，是非常值得尊敬和学习的，钱老的逝世对国家、对科研界确实都是非常大的损失。他说：“钱伟长不仅仅是清华的，也不仅是北大的，更是全国的。”
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三位大师是中国科学界的标杆，曾被周总理誉为“三钱”，钱伟长的辞世也代表着“三钱”时代的终结，有媒体担忧，“中国科学界是否会后继无人？”新中国建立初期，以“三钱”及华罗庚、邓稼先为代表的科学家们，积极响应祖国召唤，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突破层层险阻回到祖国，他们的精神影响并鼓舞了几代中国人。如今，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科研领域，中国都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时候，国家更需要高层次人才的支持。
“千人计划”是党和国家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以人才带动国家重点建设学科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的主动措施，也是国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系统化工程。自“千人计划”实施两年以来，国内已经涌现了一大批居于世界前沿的高水平专家。
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毅然放弃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身份，回国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迄今为止，他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2010获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潘建伟在量子通讯方面作出了很大成就，现在芜湖“量子政务网”所使用的核心器材和设备，包括最关键的光电调制芯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或与国内单位联合研制，整个网络实现了国产化。
互动百科创始人潘海东作为唯一入选“千人计划”的互联网企业代表，其创立的“全球最大的中文知识媒体”互动百科网正在改变人们的知识获取和分享方式，为提升中国网民知识素养提供了内容丰富、功能实用的知识社区平台。此次追思会的缅怀钱老专题在互动百科网站上做了独家呈献，也是希望通过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的方式向包括钱老在内的科学界前辈们致敬。
“千人计划”专家正在续写“后三钱时代”的科技领域新篇章，他们正继承和发扬着老一辈科学工作者不畏艰苦、不怕失败、执著追求的精神，将祖国建设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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