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健康的社会还应该有持续的关爱,大大小小,不同时刻
一本名为《唐山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在地震发生十年后才正式出炉。而对于作者钱钢来说,《唐山大地震》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故事。
1976年灾后两个月内的某一天,在那座毁于一旦的城池内,被抽调到灾区做防疫员的杂志编辑钱钢为上海医疗队做了一场内部报告,讲述护送数百孤儿他乡安身的经历,在场医护人员泣不成声。
钱钢第一次感受到,真实的讲述多么打动人心。
1986年3月,《解放军文艺》杂志几乎以整本的篇幅,刊出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并于下半年正式出版,首版刊印至少80万本,盗版难以计算。此后,熔岩逐渐冷却,直至2005年再版、2006年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以及2008年汶川地震重撼国人心灵,才重新进入取景框。
故事在香港还有一条脉络。内地版问世后,一封来自当时港英政府教育局的信寄到钱钢手上,询问可否将书中序言收录到正在筹备中的新中学课本中,让香港学生更加了解内地。钱钢兴奋又忐忑地答应了。自1988年至今,钱钢估算近七成香港中学使用这本教材。
2010年夏天,钱钢在香港书展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能说悲剧可以被避免,但是悲剧可以被减轻”。
千万不要忘记唐山
记者:为什么亲历唐山大地震10年后才有了这本书?
钱钢:1976年我在救灾过程中采访过很多人,做了很多记录,那是出于编辑的本能、文学青年的习惯。但无论从手头掌握资料的完整性、确凿性,还是我自己的观念,都距离后来《唐山大地震》十分遥远。随后10年,环境和人都改变了,局限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已经冲开了,个人的素质也改变了。
问:书的内容选择回到灾难现场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1984年,在唐山大地震10周年前两年,编辑部本来定题为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但边采访、边思考、边学习中,我决心要写一部约翰•赫西《广岛》那样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只写城市的“毁灭”?我坚信唐山大地震属于人类,我的作品应该可以为不同国家的人看懂,应该抓住人类的共性。我相信,如果我当年没有务实地回归现场,而走到一个宣传套路上去,今天也没有人看。
问:多年来重回过唐山么?你认为,这场灾难对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答:我在唐山大地震10周年、30周年时回去过。对于这座城市的人们,真的是创巨痛深,绝对不能轻看。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说过希望大家都关注汶川,但心里还有一句潜台词:千万不要把唐山忘了。
健康社会要有持续的关爱
问:对于灾难亲历者之外的人们,你认为唐山大地震的意义在于什么?
答:唐山大地震故去了24万人,16万重伤者中也有不少陆续离开,但还有几十万人继续留在这座城市中。活着的人比故去的还不容易。《唐山大地震》一书所记载的事实常常被人淡忘,不是到了有宣传用途的时候,人们想不起它来。自然而然的关心不够,忽冷忽热的关心是有的,比如忽然把他们搬到演播厅里。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的媒体在亲情关怀的部分做了大量很好的报告,让唐山的故事在那一年家喻户晓,这是有价值的。但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还应该有持续的关爱,大大小小,不同时刻。
问:灾难过后时间一长,是不是“忘性”太大?
答:亲情关怀之外的反思是非常不够的。我相信,诸多层面的讨论绝对有意义。像30年前那种“备战备荒”年代广泛发动群众、政府“不计后果”拍板、简单意义上群测群防的预警模式,在今天已经难以复制。但我们需要对减灾投入更多新的思考。
忘性这词太轻了,太柔和了。总的说起来,过去三十年压倒一切就是挣钱,人们可以要钱不要命,要钱不要安全。有钱买棺材,没钱买药。我们这个社会的忧患意识大大下降。
问:大地震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思考?
答:汶川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国际形势和人文环境非常不同。32年间,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有着根本转折,从不抓经济到抓经济。但汶川地震提醒人们的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中,人和自然的相处、人的自我保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等等一系列命题值得高度关注。千万不能醉生梦死,要钱不要命,该做的事情必须要做,世上没有近路可走。
问:你认为年轻一代对灾难缺乏思想准备么?
答:21世纪以来,巨灾迭至。80后一代记者与70后记者相比,与地震的关系更密切。比如,2004年底印尼海啸、2006年纪念唐山地震三十周年、2008年汶川大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和智利大地震,把大量80后一代卷进去了,很多人是可以有所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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