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无论是“逃离”，还是“奔向”，都仅仅是年轻人的选择吗？这些现象的背后到底有哪些经济、社会因素驱动？
现状
“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
今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彩琼到武汉买了一套房。眼下，小吴已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只等下半年丈夫的工作合约到期，便举家“转战中部”。
吴彩琼细细分析了她“弃”北京“投”武汉的原因：
两口子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了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20万元，手上一共70万元。“70万元，听起来不少，可事实上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四环附近小两居的首付。”首付之外，近万元的月供也让吴彩琼吃不消。此外，将来有了孩子，父母免不了要来帮忙照看，房子也会十分拥挤；父母如果不来，自己照看肯定又会耽误工作，影响收入。
再想远一点，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吴彩琼打听过，非户籍人口想上个不错的幼儿园或小学，往往要交3万元以上的赞助费。
“我们感觉，外地人在大城市真是越过越难，除非你真的特别有能力、特别有钱。”
相比之下，武汉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加上武汉是吴彩琼的老家，若有了小孩，家里老人还可以就近照看。所以，年初猎头公司向她丈夫推荐武汉一家公司时，吴彩琼毫不犹豫地支持跳槽。“奋斗过了，现在觉得还是回老家过得从容些更好。”
“机会不仅在大城市”
今年27岁的刘志刚，大学毕业7年，已有着在北京、东莞、武汉、三门峡多地从业的经历。
2004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刘志刚从武汉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北京“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刘志刚回忆。
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北京发展，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正比了。”2008年初，刘志刚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3年多的北京。
在广东东莞一家地产公司短暂过渡后，2009年刘志刚在武汉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很多，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北京差。”
2009年下半年，当公司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被派往三门峡市某项目工作，刘志刚一口答应。他说：“这几年的经历早就说明，机会不仅存在于大城市，只要能发挥所长，年轻人应该哪里都能去。”
如今，刘志刚在三门峡工作已经快1年了，月收入7000元以上。“现在的目标是尽快熟悉工地每个工作流程，争取早日成为项目主管，到时候收入上万元没问题。”
“干不下去只有‘逃’”
32岁的苗新庆，在深圳奋斗10年后，带着妻女回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
“我是真的‘逃离’，实在干不下去了，只有‘逃’。”苗新庆10年前大学毕业时曾有两个选择：到内蒙古某县级市民政局当公务员，月薪700元；到深圳一家家具企业做销售，起薪1600元。“当时就觉得700元实在太少，如果能有1000元都会老老实实地做公务员。”而那时，深圳在苗新庆脑海里，是一个到处有机会的地方。
事实上，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苗新庆干得就不顺利，总也完不成任务。连拿了3个月底薪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主动辞职又找了份工作。“后来就是频繁跳槽，我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做销售这类对个人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工作，但做管理，如果和老板没有很深的交情，也很难坐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工作10年，苗新庆的工资最高曾到5000元左右，且不太稳定，而此时深圳的房价已涨到上万元，已结婚生子的他租住在城市边上的旧房里，为不断上涨的房租和孩子的奶粉钱发愁。“我发现自己能力其实很平庸，在深圳很可能一直干不出来，年纪再大说不定连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上。”
去年春节回内蒙古老家，他动了离开深圳的念头。“我的中学同学现在月薪基本能达到4000元以上，连我妈作为一名退休老师的养老金都有近3000元了。”
“最怕高不成低不就”
7月6日，中国矿业大学应届毕业生陈嘉陵登上了前往包头的火车，准备到当地一家合资煤矿企业报到上岗。这并不是小陈唯一的就业机会，3个月前他还接到过北京某研究机构的“录取通知书”，但经过反复对比，小陈最后还是放弃了北京，选择包头。
“选择包头，是因为待遇高，发展潜力大。”陈嘉陵说。北京研究机构工资低，虽然代交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三险一金”，但不给编制、也不能解决北京户口。而包头公司在试用期的工资就能达到5000元，“三险一金”全上，落不落户由自己定。“最关键的是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作为应用类学科的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让我觉得更能实现自我价值。”
对于大学生工作是否好找，陈嘉陵认为这不仅看各人的能力，也要看各人的态度。他说，他的大多数同学和他一样，已经找到工作：“选择安逸的，就在徐州当地或者回老家就业；不怕吃苦的就到各个矿区去工作，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肯定会快速发展。找工作最怕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既吃不了苦，又不想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有些同学工作至今仍无着落，大多是这个原因。”
解读
“逃离”源于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变得更严峻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 中却集体“落榜”。
任远介绍说，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环境恶化，有着一定的人口学背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 1600万增加到2500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特别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恶化更加明显。任远说，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二、三线城市吸引力增强
近年来，郑州、西安、成都等一大批二、三线城市都相继崛起，无论是在经济规模、基础建设，还是在城市管理、创业环境等方面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长期关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许召元认为，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快速成长，得益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并且差距有持续扩大趋势。但本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这种趋势得到了扭转。一方面国家出台大量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一大批二、三线城市的崛起；另一方面，许多一线城市开始面临土地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此外，中西部地区资源储备较为丰富，近年来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推动了资源富裕的二、三线城市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机会增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收入水平提高，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任远谈道，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能反过来推动区域经济的继续快速发展。他介绍，过去人口过分集聚在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对人才吸引力不足，例如他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就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65%以上的本科生人口、近 95%的研究生以上人口都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苏州、宁波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城市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人才短缺情况。全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如今全国范围内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有助于弥补不足，推进人才的合理分布。
求职者应正视一线城市的“挤出”效应
许召元认为，一些人被迫“逃离北上广”，实际上是受城市的“挤出”效应影响。
今年4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近半数城镇居民将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首选。 “在一段时期内，一线城市由于集聚大量生产资料、社会资源，拥有绝对的发展优势，由此带来人才‘集聚效应’。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加剧，‘挤出’现象也就在所难免。”许召元说。
许召元认为，一方面，年轻人要正视这种“挤出”效应的存在，认识到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要坚持留在大城市发展，必须对竞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有必要的心理准备，同时要抓住一切机会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自我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也要在加强城市包容性上多做文章，既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创造发展环境，也要为低学历、低技能的年轻人提供生存条件，毕竟城市发展需要多样化人才。
任远表示，“挤出”效应不仅反映社会竞争激烈，也说明一线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比如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吸引人才；再如从更大层面上实现智力资源的畅通流动和循环。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为例，可以跨区域研究中心等方式，使一线城市上海的人才能方便地在其他城市工作，也能随时使苏州等城市的人才到上海来工作，让各类各层面的人才随时随地发挥最大价值。
理性、多元的择业观有助于青年人自我价值实现
青年人到底该选择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呢？任远建议，青年人不管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坚守“北上广”、“奔向北上广”，都应该建立在对城市环境和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基础上。
他说，大学毕业生选择到中小城市发展，体现了当代青年择业观的理性和多元化。过去那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心往一线城市奔的择业观开始松动，发展机会、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成了青年择业时综合考虑的因素。理性的、多元化的择业观有助于青年人自我实现。创业明星马云没有坚持在一线城市上海发展，而将创业和发展的地点选在二线城市杭州，正是出于对自身发展的理性判断。
任远认为，在信息化、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日益增强，这有利于为不同地区的青年成长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去或留的决定，都是青年人经过理性思考后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决定。对于外来移民，城市不应设置排斥性规则，对于有迁出意愿的人，也不应设置迁出障碍。无论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奔向北上广”、“坚守北上广”，都有助于推动城市间人才流动，有利于人才的合理分布。#p#分页标题#e#
剖析
要不要逃离北(京)、上(海)、广(州)？现在成为一个网上炒得很热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显然是某些部门希望提给大学生蚁族或者将要成为蚁族的应届大学生的，当然，某些长期的北漂或者海漂，似乎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相当老了。几十年前，政府就号召大学生，不要迷恋大城市，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只不过，现在的提法，是把祖国的需要，暗中换掉了而已。
如果说逃离北上广，仅仅是离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级都市，转到珠三角、长三角或者环渤海经济区这些地方去发展，也许还有几分可行性，但是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号召大学生去内地和边疆发展，则基本上行不通。行不通不是因为大学生害怕艰苦，迷恋大城市，而是那些地方他们大体上没有发展的空间。
一个曾经到边疆支教的大学生说，他其实蛮有理想的，支教在内蒙古一个县城，就打算毕业后在那里做一个中学老师。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那里的中学老师早就超编了，不仅中学超编，县城里所有吃公粮的地方，统统人满为患。像他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人家公开说，根本不需要。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很多内地的中小城市，吃公家饭的地方，早就满出来了。开公司创业，没有当地强有力的靠山根本没门。而且由于经济不发达，大学生在市场上基本没有多少空间。一个非常明白的事实是，无论什么人，要想在市场上找机会，还得去发达地区，不仅农民工打工如此，大学生打工也是如此。
什么叫蚁族？实际上所谓的蚁族，多为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漂在一线大城市， 工资收入非常低，只在一两千元上下，成群地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群租房或者地下半地下室里。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农家或者小城镇的贫民家庭，只能上三流甚至四流大学。在学校基本上什么也没学到，既无素质，也无技能。大学教育，对他们来说，可能只长了一点见识(在城市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少数人英语比中学好了一点。显然，这样的大学生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就是没有经济危机，他们在最初的时候，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而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是跟众多农民工一样，往沿海发达地区去。由于大学生基本上难以接受蓝领工作(其实他们的身体也难以胜任)，因此，找底层的白领工作，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在目前看，还是最佳的选择。不仅以前毕业的大学生要做蚁族，今年毕业的600多万大学生，有相当部分的人，还是要做蚁族。因为比较起来，这里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就业空气，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别的地方，包括苏州、无锡这样的二线城市要好一点。
在北上广做蚁族，固然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还能给他们以希望。鉴于现在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基本上都得在就业后的岗位上才能获得，作为一个学习过程，在北上广这样的地方拼杀，显然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这就是为什么蚁族忍受蚂蚁一样低贱的生活状况的时候，还能相当乐观的原因。因为，举国上下，只有在这里混，希望才最大。这种苦涩，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不靠谱的希望，正是支撑蚁族走下去的动力。政府和社会要做的，不是号召他们离开北上广，而是给现在的蚁族一点培训，给他们更好更公平环境，给他们以机会，给后来的蚁族更好的教育。
观点
逃离北上广：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1923年，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效仿呼吁“像娜拉一样”出走。那一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讲演，他在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易卜生未曾解答的问题，并一语道破残酷的现实：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从2009年开始，“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媒体和一些专家热衷于从在“北上广”谋生计的艰难去诠释这种逃离，似乎那些中小城市就是桃源胜地，口气里也暗含鼓励。然而，在中国各种资源分布都极不平衡的现实下，我们似乎也可以预料到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结果：“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逃离，不是理性是无奈
大多数人都对逃离北上广的趋向表示认可。“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同义词之势。“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然而，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须知，人都是依附于资源活着，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中国是个各种资源(包括就业机会、见识阅历和交际圈等等)分布很不平衡的国家，而这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机遇的不平衡，在北上广等核心大城市生活，固然要支付更高昂的成本，但相应地，也能获得更多的机遇。年轻人之所以会扎堆一线城市，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为何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北上广，因为这是对于资源追求的理性选择。
在大城市扎堆的不仅仅是年轻人，企业、学校、商业设施、交际场所、服务机构……这些当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作、学习、交际、休闲、咨询服务元素，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大规模向外“逃离”；它们不逃离，那些被吸附在它们身边，希望获得更好的工作、更充实的生活的年轻人，又如何会舍得“逃离”？
区域发展不平衡，投资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各种资源优势在一线城市比较集中，这不仅是一线城市人口膨胀的关键原因，也是青年人踌躇繁华都市街头，却迟迟找不到个人位置的肇因所在。资源的丰富恰恰导致了淘汰机制的残酷。而在中国，基于家世的纳斥又往往重于能力的遴选，正因为如此，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
对一线城市的政府部门而言，现在头疼的是人口膨胀问题，但是，长安米贵，居之不易，自古如此，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中外皆然，但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性产物，谁又能忽略大城市那些好处呢？整个社会的资源与资本都在向大城市倾斜，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种种莫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专家所谓“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决定”，其实显得多么冷漠与无情。
广阔天地未必能够大有作为
鼓励退居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到农村发展，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到底有没有发展？个人的发展与成功固然与个体的努力程度有关，但面对一个青年群体，是否依靠凭借直觉，或者几个个例就可以做出判断来说明这是合理的？早在杨澜劝“蚁族”去二三线城市就业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回击：小城市，要靠爹。资源分配的失衡，中小城市的官僚、人情与僵化的体制，早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
选择“北上广”为何始终都是年轻人的理性选择？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太过集中，还是因为选择机会本身就太少？别说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除了那些更像一线城市，并且同样人满为患的许多省会城市外，那种真正适合年轻人发展，并能大量吸纳人才的中小城市，其实并不多。
对于在北上广艰难谋生的人和企业而言，一些体制上的缺陷让他们感到谋生之艰难。但正如许多企业和个人在解释“为何难也要留下”时所坦言的，这种体制性、结构性的缺陷其实到处都有，而内地、小城市和农村这些开放程度较差的地方，体制问题只会比大城市更多、更难解决。
在媒体的描述中，逃离北上广最大的理由，是买不起房子，无法在大城市安家。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固然比北上广深要低，但是，当你回去之后买了房子，然而却没有发展空间的时候，还是等于啥都没有啊。这样的人生，难道就比大城市里的辛苦奋斗更好吗？难道人这一辈子，只是为了买一套房子？
没有资源的合理分配，“逃离北上广”就是个伪命题
年轻人被动“逃离北上广”，以及城市坐视不管式的“尊重”，不足以形成人才合理分布与理性流动的良性循环，却只会进入一个浪费青春的死胡同。是在权力、金钱上缺乏话语权的年轻人、外地人被动“逃离北上广”，倘若这样的资源分配结构不能得到根本改变，一个健康的社会、城市流动机制又该如何建立？当然，当下社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难免的。关键是有关的政府部门，是不是根据社会形势作出相应的对策，如果仅是认为年轻人逃离北广上，只是达尔文的定律在起作用，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了？
人才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既然是资源和财富，就该获得更充分的利用和发挥，而不是闲置浪费。既然许多足以让年轻人发挥专长、才智的公司、企业、部门都集中在北上广，既然小城市和农村暂时缺乏不少专才发光、发热、人尽其才的基础和空间，以“生活成本”为由，盲目地鼓动乃至催促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去做垦荒牛，未必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让人家去，又给不了人家发挥才能的空间，是对人才资源的挥霍浪费。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应该是以特大城市发展为方向的，而是以中小城市发展为方向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均衡发展。但是，即使城镇化建设说得再好，没有产业带动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要让大学生愿意走出大城市，就必须让他们能够走出大城市。这就必须解决产业布局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产业调整问题。比如是不是可以考虑把一些产业从大城市外移到中小城市？从东部外移到西部？
说到底，留与守，取决于资源分配的合理，将“逃离北上广”简单视为观念进步，无疑是肤浅的。不假思索为其鼓与呼，更是失之理性。自然有一些人必须离开，但前提是确立公平竞争机制。“逃离”本身不会带来解脱，唯有资源分配更加合理，选择二线城市才会意味着幸福感的回归。
声音
从“逃离北上广”看房价劫持中国未来
上海的世博正在轰轰烈烈举行，但是“逃离北上广”正暗潮汹涌。高房价使年轻一代无法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立足，纷纷作逃离的打算。不少人对这一趋势表示欢迎。他们认为，大城市目前已经不堪重压，年轻人不宜眼界太高。大学毕业与其在“北上广”当“蚁族”，不如退居二线城市发展。这也是市场对人力资源的健康调节。
市场调节真这么灵验吗？市场上的高房价会降低城市人口素质、伤害中国的竞争力。“逃离北上广”的潮流显示出：中国的未来已经被房价所劫持。
“北上广”被称为“一线城市”。所谓“一线城市”，是指中国的国际性大都市：不仅人口规模最大，其经济也和世界经济高度整合。除了“北上广”外，深圳、天津、重庆等大都市也可勉强算入“一线”之列。
这些“一线城市”，构成了中国经济的神经指挥系统，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基于两大动力：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是从“自力更生”式的封闭社会，走向与西方所领导的世界秩序的整合。中国在这一时期是外资、发达国家的企业“外包”的主要目的地。外贸出口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引擎。这种“外来影响”遍布中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哪怕中小城镇的经济也瞄准着国际市场。但是，内地和沿海中小城市的经济，离开了“一线城市”的服务则很难运作。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在1980年代以前，双方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在发展水平、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鸿沟，彼此并非一夜之间就能“接轨”。“一线城市”的关键性国际功能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因为“一线城市”多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才集中，资讯发达，且最先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进而在这种二元结构之间充当起桥梁。
这从“北上广”的社会现实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一方面，这些城市的金融贸易中心，与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几乎在一个平面运行，国际商业巨头在这些城市间的穿梭活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北上广”居民从内地雇佣的保姆，有不少还不理解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为什么需要分开使用。比尔•盖茨、巴菲特到了“北上广”，和这些乡下人的物理距离也许就在咫尺之间。更不用说，这些保姆家乡邻居家聪明的孩子，可能已经在美国的名校毕业，并在华尔街工作有日，目前衣锦还乡，正以其跨越两个世界的丰富经验，在“北上广”扮演着整合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性角色。
这也难怪，“一线城市”常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城市，服务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比起二、三线城市来要高得多。没有“北上广”的中介，中国内地经济就会和世界市场脱节。
在一个昨天还不懂得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需要分开、今天就要生产iPhone、明天就要为世界创造绿色能源的时代，“一线城市”最需要的是能够适应变化、跟得上日新月异的经济与技术转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比尔•盖茨创建微软时年方20、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创建Facebook时还不足20。在硅谷年过40就“老了”。
可见，即使在美国这种成熟的经济中，年轻人也最具创新的能力。中国则属于崛起经济，变化比美国剧烈得多。跟上、适应、并最终领导这种变化，则非要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可。想想看，比尔•盖茨对世界贡献最大的时候恐怕还是在他创业阶段，而不是功成名就、获得了巨大财富之际。财富和名望反映的是过去的业绩，而非进行时态中的现在。用房价门槛把创业期和创业准备期的年轻人驱除出“北上广”，实际上就等于把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人从经济的神经系统中清除。
西方素来有“旧财富”(Old Money)与“新财富”(New Money)之分。所谓“旧财富”，是指继承财富，许多有闲阶层可以靠着这笔财富而不必工作，在家养尊处优。“新财富”则往往是自己创造的财富。创造者们经常是出身寒微的“自我造就的人”，并且一直拼命工作。
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旧财富”与“新财富”拥有者甚至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有所不同。比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纽约曼哈顿上城东区、波士顿的贝肯山(Beacon Hill)等，都是这些“旧财富”拥有者的聚居地。而硅谷、曼哈顿下城区等，则为“新财富”所主宰。这种“新财富”一直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从来不会被“旧财富”所边缘化。美国社会崇拜的，还是“自我造就的人”，乃至在日常生活中，你会看到有钱的绅士淑女对餐馆里端盘子的年轻人十分尊重。
中国刚刚经济起飞，就要用房价作为“一线城市”的准入门槛，使那些有智力资源而暂无经济资源的年轻一代不得其门而入。如此一来，“北上广”就会迅速沦落为“旧财富”的城市，使之从中国经济的引擎蜕化为寄生阶层的堡垒。“逃离北上广”所说明的，是社会流动的停滞、中国正在迅速地化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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