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延伸“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含义，可能影响对中国经济地位的客观评价。从中国当前经济规模和增长率来看，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是预料中的事。但即使总量成为“第二”，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方面，仍需作出很多努力。对此，中国是冷静的，既不会“飘然”，也不会因“过度延伸”而听任“中国责任论”的鼓噪。
以中国和日本相比较，去年日本人均GDP为39731美元，中国则为3677美元，相当于日本的9.3％，排在世界百名左右。而从世界范围看，据世界银行统计，去年世界人均GDP是8613美元，发展中国家中等水平是3260美元，中国也只是在这一水平上。
即使GDP总量相当，也不能区分经济发展质量上的差距。中日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日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不到2％、30％和近69％，而中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2％、48％和40％，两国在产业层级上存在差距。在产业竞争力方面，日本主要是靠高技术、高附加值，而中国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两国在经济现代化水平上也存在差距。
这些事实都表明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经济发展阶段。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国际媒体特别是部分西方媒体，还是热衷炒作“总量第二”，过度延伸其含义，干扰对中国经济地位的客观评价，其背后的政治用意不言自明。
其实，炒作“世界第二”，其用意还是在兜售“中国责任论”。这就是，以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为由，迫使中国担负超出自身能力的更多责任和义务，要求中国在贸易投资、气候变化、能源开发等诸多领域作出更多让步。
事实上，GDP总量从来不是评估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唯一指标，更不能成为认定其“责任”的标准。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专家道恩•霍兰德指出，夸大“世界第二”对中国来说是“有副作用的”，西方国家毫无疑问会以此要求中国承担更多政治义务和国际责任。
与此同时，西方一些政治势力通过炒作“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试图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剥离出来，在压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同时，离间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不过，明眼人会看出其中的“奥秘”，也会对此保持警觉。
中国是一个不成熟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的债权国
“中国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但这种债权国地位是不成熟、不对称的，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承担所谓的‘债权国责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开门见山地说。
巴曙松认为，从国际经济格局的视角观察，每一个新兴债权国的崛起都是一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结果。从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视角观察，每一个成熟债权国的形成与壮大往往也意味着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巩固，甚至导致新的国际货币秩序出现。从历史上看，英国的债权国地位是国际金本位稳定运转的基础，而英国的衰落与美国的崛起则预示着国际金本位的终结与美元本位的不断形成。相反，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美国经常项目由持续顺差逐渐变成持续逆差以及德、日的崛起，以黄金和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断走向瓦解，一个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荡然无存。日元走向浮动，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则在其后推出欧元，成立最优货币区，加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
“因此，总体看，一个成熟的债权国地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持续的贸易顺差，其二是在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中保有对称的影响力。”巴曙松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债权国地位的形成是其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但由于人民币在国际主要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仍十分微弱，这种债权国地位又是不成熟、不对称的。”
中国债权国地位是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失衡的产物
巴曙松表示，中国作为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球100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主要是全球产业链分工演进带来的结果，也与全球储蓄与消费失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严重滞后密切相关。
他认为，中国的债权国地位是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结果，也是全球储蓄与消费不平衡的产物。“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个恒等式就是储蓄与投资的差额等于国际收支的差额。据此，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储蓄定义为国内储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及外汇储备，那么中国债权国地位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国内储蓄与投资缺口不断扩大、消费被压缩的过程（储蓄增加、消费减少），相反，美国债务国地位的形成过程则是投资与储蓄缺口不断扩大、消费不断扩张的过程（储蓄减少、消费增加）。”巴曙松说。从数据上看，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2008年的储蓄率高达51.3%，为历史之最，而美国仅为12.6%，也是历史之最，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这个角度看，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不平衡地位实质上反映的是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区分。”巴曙松说。
他认为，中国的债权国地位也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平衡的产物。虽然经过金融危机冲击，而且基于美国经常项目与财政收支“双赤字”，美元长期来看处于贬值趋势，但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变化，也正是这种地位使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模式得以长期持续。相反，虽然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持续积累，财政状况也相对良好，但是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微弱。“由于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进程依然十分有限，因此中国也不能将本币供给国外，以平衡积累的经常项目顺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被动积累美元资产，形成对美国的债权。”巴曙松说。
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蕴含多重困境
巴曙松认为，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造就了中国净投资收益逆差的悖论。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本质上决定了该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实现投资收益的能力。一个成熟的债权国不仅应该拥有贸易顺差和海外净资产，而且也应该获得相应的海外投资净收益。然而，在当前不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极为反常的悖论：美国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然而，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却依然为正。相反，中国作为一个仍然相对贫困的国家和一个新兴的债权国，海外投资收益却持续逆差。
他认为，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蕴含了资产损失风险。理论上，中国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会产生两类潜在的资产损失风险：其一是海外资产市场价值的下跌风险。由于中国的海外资产多为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如果美国债券收益率下降，那么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债券的市场价值就会下降，从而带来潜在的资产损失风险。其二，人民币对外币特别是美元升值而造成的资产损失。由于中国的海外资产并非以本币计价，因此，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升值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资产负债表上的净损失。
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解困之道
“一个仍然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却被迫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源源不断地提供低息贷款，本身就说明中国的债权国地位其实是被明显夸大的，而造成这种被动情况的根源则在于不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巴曙松说，“此次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巴曙松认为，要着手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相互竞争的机制。在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关键货币国家必须同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一样，实质性地承担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责任。同时，应该积极推进IMF改革，推动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员出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管，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应该改革现有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作为主要世界货币发行国的美国，必须承担起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责任，采取平衡的财政政策，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加国内储蓄。
“对于中国来说，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IMF的改革，争取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参与度、话语权和知情权，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短期内，仍需在现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下，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G20）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具体制度安排，这样做既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巴曙松表示。
全球“看病”岂能中国“埋单”
近一时期，国际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经济责任论”，或者认为中国应为世界经济的复苏缓慢承担责任，或者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是中国的“不负责任”或“不确定性”造成的，或者认为中国应当对世界经济诸多难题的解决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如何理性地看待“中国经济责任论”？笔者认为，目前全球共同面对着两大危机：金融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前者是旧的全球经济制度体系和秩序所造成的，后者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因此，中、美乃至全球，都面临着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和新的增长方式的共同目标。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总量大国之一，无疑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但是，从发展所处的阶段、人均指标的发展水平以及中国在传统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来看，中国所应承担的“全球经济责任”的范围与大小不应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等同。在全球经济责任问题上，也同样适合“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不能无理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看病”埋单。
一、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昭示，传统的全球经济秩序出现了诸多无法修复的缺陷，全球经济社会面临着重大的转型。重新构建一套适应当今发展态势的全球经济秩序，应成为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在探索和构建新秩序的过程中，理应起到与之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责任。但是，目前所提及的“中国经济责任”（高储蓄率问题、汇率问题、外贸顺差问题、能源消耗问题等），多是站在维护传统经济秩序的角度提出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传统经济秩序的制定者、长期受益者，自然也应为其负面后果承担主要的责任，中国在传统经济秩序中既缺乏话语权，也不是长期的受益者，中国没有理由来担起这些方面的责任。“中国经济责任论”的问题在于构建新经济秩序与维护传统经济秩序责任的错位，一方面他们不愿中国在构建新经济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极力要求中国在维护传统秩序中担负重要责任。
二、当前全球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各国政府债务危机的持续爆发，其根源在于现代经济把“透支”作为普遍化的增长手段。常态化的透支短期内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从整体和长期来看，透支并不能真正增加经济增长动能，只会把经济风险遗留到未来阶段，只会加速经济危机提前到来。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消费、财政、金融等各领域透支形成经济繁荣之后的崩溃。这一责任是任何他国都无力担当的。因此，各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更主要的是，在新的阶段不能继续采取整体性透支的发展方式。
三、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本质是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问题，是生产能力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体现。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经济中利润所占比重与工资收入所占比重失调，工资收入不足必然引致需求不足，利得过高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外国投资者之所以大量进入新兴国家，主要动因是劳动力价格低廉而可获得高利润率。这就是发达国家居民高消费、新兴国家居民低消费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是合理提高劳动者群体工资收入的水平，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合理降低其民众消费水平及其所要求的高收入水平（尤其是传统经济秩序中所赋予的资本利得者、高级管理者、金融业者、知识产权拥有者的高收入水平）。
四、在此前的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极力推动金融自由化、金融投资活动全球化，使先行国家“创造”金融衍生品图利发展中国家的图谋得逞，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国家层面的“传销”图利模式。新兴国家由于轻信其金融资产的价值、参与其相关投资活动，蒙受巨大损失。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与全球各国都应致力于协同建立全新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彻底摒弃金融资产脱离实体经济疯狂炒作而牟利的制度体系。
五、在能源和环境的责任方面，各国都应遵循“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原则。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承担起工业化长期碳排放累积形成的历史责任、高消费水平形成的现实责任以及对全球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责任，而中国也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动态增加分担减少能耗、减少排放的责任。由于贫困与生态破坏之间的关联性，中国和全球各国一样，如能有效治理贫困，那就是对全球经济社会稳定的最大贡献。 (编辑组稿/萧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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