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从7月1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底，在深圳全市巡回进行。600多张珍贵的照片，讲述着这片土地上30年来的艰辛实践和沧海桑田之变。
展览选在此时显得意味深长。8月26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区的深圳经济特区，迎来30周岁“生日”。已届“而立之年”的深圳特区不久前刚刚完成“扩容”，将整个深圳市纳入特区范畴，人们期待此举能够吟唱出更多的特区“传奇”。
在中国的广阔腹地，变革激发出的生机，30年来产生巨大的辐射力。从四大经济特区到上海浦东新区，到天津滨海新区，再到刚刚成立的重庆两江新区，多个被赋予综合配套改革重任的“新区”已经悄然崛起。
共同的改革主题、各具特色的改革探索——从“经济特区”到“改革新区”的经验积累中，中国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制度领域内，将“区域带动”改革战略推向纵深。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谈及30年来特区取得的成绩时表示，深圳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探索和贡献。深圳大胆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成功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探路。
从最初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到高科技创新企业之都，从经济改革到社会、行政体制改革，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从最初对外开放的“处女地”，逐渐成为先进经验和先进制度的试验田，始终领中国风气之先。
30年来，关于特区还要不要“特”的争议虽然一直不绝于耳，但每次争议都被新的探索和试验平息，成为历史注脚。王荣在与媒体座谈时说：“前30年里，深圳敢于冲破旧的体制，‘摸着石头过河’，大胆探索和实践，取得巨大的成就。”
眼下，深圳正紧锣密鼓地推动农民工入户工作。按照最新的“外来人员积分入户制度”，这座城市今年将向4600名农民工提供积分入户计划指标。而与此同时，与其远隔1000多公里的重庆两江新区，也正在推进“农民工落户城镇”的艰巨改革。
如同城镇化的模式一样，特区经验广泛输入到以“新区”为代表的中国腹地，成为政策推进的范本。“这不是偶然现象”，深圳市科工贸信委副主任陆健对此深有感触，“过去30年间，深圳在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等领域，为国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眼下中国积极推进建设的多个‘新区’，正是对这些宝贵经验的升华、利用和发挥。”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王珺也指出，从“经济特区”到“综合配套改革”新区，名称的变化表明中国政府和社会不仅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也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如何革除体制机制性障碍，在行政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发展尤其是土地利用、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平等就业、健全城乡社保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由于大胆的改革创新、先行先试，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在中国改革事业进程中有许多“第一”出自深圳，如第一只股票、土地市场首次拍卖等等。用市委书记王荣的话说，“深圳用成功的实践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2009年，深圳全市经济总量超过8200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1.36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成长、壮大并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与之比邻的珠海特区也不遑多让，经济总量突破1000亿元，比成立之初的1980年增长了210倍。30年来，全市人均GDP年均增长15%，2009年突破1万美元大关。
对此，王珺表示：“特区的成就表明中国通过区域试点、先行先试的方式推进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而这也为当前中国在新时期推进新的战略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思路体系。”
从特区到新区的嬗变，意味着中国各级政府正在努力将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和社会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延续，既为中国持续发展打造新的发动机，也为深化改革设立起新的试验区。
长期研究区域经济联动趋势的陆健认为，以经济领域为例，正是在深圳经验的基础上，多个经济特区和新区都将高新科技产业和自主创新策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产业与环境、社会的均衡。
但与此同时，也有专家指出，“而立之年”的特区在其发展进程中遭遇的“成长烦恼”和“转型阵痛”，也为中国通过推进以综合配套改革为主旨的新区建设提供了“突围方向”。
“30年来，特区实现了高速发展，但是城乡贫富差距、企业劳资关系调整、城市规划布局改善、环境污染治理、公共保障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易振球说。
他强调，中国近年来密集推出多个区域经济规划的意义，并非简单地复制增加和扩大过去经济特区的生产经营方式、数量和规模，而是意在通过制度创新“做出增量”，寻求突破，“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特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显著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从特区到新区，中国通过区域引领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具体操作进程也在发生深层次变化。易振球说，与经济特区设立初期国家给予较大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不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在税收和财政支持方面拥有的优惠政策不多，主要是拥有改革先行先试的权力。
他说：“正是在多年特区建设的经验基础上，综合配套改革不再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各自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以此作为改革路线图。可以想象，未来的中国‘新区’，将呈现更加灵活、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如今，站在30年的历史节点上，在以崛起之势崭露头角的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等创新性新区面前，以深圳为代表的“老特区”何去何从备受注目。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是引领风气之先的“新鲜人”，那么如今的特区，在中国推进全面深入改革的过程中，更像一位朝深层次掘进的探路者，虽然前路有着更多不确定、更多艰难，但也带给人们更多希冀，如同它们30年来走过的历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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