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37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已进入或已跨越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当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会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20世纪70年代，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在相继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致使这些国家出现了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当然也有国家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其中不仅有发达国家，也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从历史经验看，许多经济体可以较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很少有经济体能顺利超越中等收入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许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其经济增长被牢牢锁定，出现长期停滞的局面。因此，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增长的困境。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会产生缩小收入差距的强烈祈求。但在缺乏有效的扭转收入差距的制度安排和实现机制的情况下，一些国家采取“福利赶超”等模式，结果不仅对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且最终没能改变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局，因此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这一表现的典型案例有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拉美国家。
城市化进程过快导致城市问题凸显。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攀升的过程中会出现快速城市化的倾向，如果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不能跟进，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影响城市的发展，并限制城市应有的功能的发挥，使经济增长失去一个重要动力。这一表现同样在拉美国家非常普遍。
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导致升级的难题。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不仅要继续调整产业结构，而且要使这种调整建立在技术进步或创新的基础上。这会给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带来巨大挑战:如果能够实现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便可实现向高收入过渡;如果不能实现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就会陷入增长停滞的局面。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应对国际风险能力较低导致易受外部经济冲击。一些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从而受益于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深化。但由于本国经济结构的不成熟，这些国家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因此爆发经济危机，使经济发展水平一夜之间倒退若干年。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较为典型。
“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中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中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蕴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中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选择
世界各国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有着不同选择。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通过引领技术进步和廉价利用全球资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等途径也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却因为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差距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目前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中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中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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