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球低收入国家实际上是少数，高收入国家也是少数，绝大多数国家是在中等收入这个层次，国际上公认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还处于徘徊、停滞不前阶段，没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和韩国是“东亚奇迹”的领跑者。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12年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漫长的工业革命进程对比，日韩两国的成功经验尤其值得借鉴。
产业升级造就经济奇迹
无法想象在一个衬衫换飞机的贸易中，双方国家的人均GDP是相等的。从统计意义上说，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区别也正在这个地方。通过产业升级战略，改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布局结构，使工人的单位劳动创造出更高的单位价值，这是实现人均GDP指标提升的最有效途径。
日本：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与升级。上世纪50年代初期，纤维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而到70年代、80年代，日本出口行业中机械行业占比大幅上涨，其中汽车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也因此大幅提高，机械电子类产品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1980年开始，日本政府觉察到，依靠基础工业延续的经济奇迹不会再出现，产业结构应转向以最终消费产业为主。在政府推动下，以文化创意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日本经历了“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过程，通过成功的产业升级，进入了具备完全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导者”行列。
韩国：从保护战略产业到鼓励创新活动。韩国上世纪70年代的“汉江奇迹”主要也是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此后韩国就开始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阶段。韩国政府意识到由于对技术开发重视不够，面临产业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因此韩国政府将产业发展方向从制订扶持战略产业优惠政策，如免税、减免关税、外汇支持以及其它保护措施等，转向了创新活动，并废除了所有的个别产业法，将全部产业置于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以激发它们内在的创新能力。在这一政策导向下，韩国将产业技术开发作为20世纪80年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同年出台科技发展15年规划，明确提出将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逐步转到企业;制定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积极推进产业技术开发促进措施的实施。投资方向也从轻工业和成熟的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
重视民生，缩小差距
日本和韩国之所以能够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国内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也有密切关系。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有效实施。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贫富差距相当明显，基尼系数一度高达0.47。但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收入差距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韩国：重视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韩国之所以能在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把总体收入差距维持在较低水平，重视农村地区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1971年政府启动了“新社区运动”(New Community Movement)，1973年至1978年，大约一半的政府投资通过“新社区运动”分配到农村地区，集中于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这些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日韩两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首先，产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升级是影响人均GDP增长水平最直接的因素，由农业到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高科技制造业和创意产业，日韩两国已经探索出了清晰的路径。
其次，社会收入分配可能是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工业化程度越高，贫富差距越容易扩大，社会越不容易稳定。社会一旦陷入动荡，发展就无从谈起。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期间，很好地控制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使初始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国民在面对经济发展机遇时拥有大致均等的机会，社会因此相对稳定。
最后，政府在跨越过程中始终处于强势的引导地位。日韩两国的历次产业战略调整和转型，几乎都是由政府率先制订政策并加以推动。一方面依靠市场的自由竞争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某些措施扶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未雨绸缪地引导经济向更高层次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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