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与起步时间相近，但用时不到20年就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某些东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引人深思。
“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惑
早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就被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危机频发则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前有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有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有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这一切都表明，奉行“先增长后发展”的主流意识及其政策导向，并没有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反而使两者同时受损。
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一直很严重。资料显示，1970年前后的收入分配已呈现非常集中的状态，基尼系数最低者为0.44，最高者为0.66。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收入分配最不公的是巴西，基尼系数达到0.64，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低于0.48，但仍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就业不足和非正规经济成为持续存在的现象。 正规就业大幅缩减，非正规就业比重显著增加，1990-1998年非正规部门(自谋生计者、家庭服务和微型企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61%。
与此同时，社会结构被长期固化，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的职业分层不利于向上的社会流动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贫困问题虽然在经济扩张周期中有所缓解，但是程度依然严重。整个拉美地区贫困率1990年达到48.3%，创历史纪录。至2008年拉美贫困率降至33.2%，但是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贫困率再度反弹。
拉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失衡之谜
发展模式转换错失良机，贻误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而拉美的失误在于，在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直接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也没有像东亚一些国家那样及时转换发展模式，反而继续维持着“举债增长”的发展战略，使进口替代模式前后延续了半个世纪。
利益集团之间始终存在“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在拉美国家作为“精英意识形态”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扩张，要求保持传统，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至少要把这类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拉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社会财富占有的不断集中。经济财富的这种集中，即使在民主制度中，也会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与此同时，这种不稳定的极端情况必将导致中产阶级的流失。
宏观经济政策偏差放大了经济的波动性。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对经济所具有的“稳定器”作用在拉美几乎丧失。选举周期对预算执行的影响、各级政府之间对财政安排的博弈等都对财政政策制定产生作用。由于缺乏充足有效的制度框架，经济快速增长带来债台高筑，顺周期性最终导致危机和经济崩溃。当高失业率、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交织在一起时，情况更糟。因此，在政策不能提供稳定预期的经济环境中，社会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国家作用在不同时期都走向极端，公共政策难以发挥效果。进口替代发展模式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作为保障，例如，特殊的关税、税收、货币等，国家的作用可以说无所不在，然而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如：阻碍市场运作效率，滋生寻租、投机和腐败行为等。而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改革时期，市场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的作用被极度削弱，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而此时日渐式微的国家已经没有能力通过公共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
拉美启示：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应“显现化”
拉美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同时必须将涉及社会平等的因素考虑进来。实施这种融合发展战略的前提是建立一个能够制定一体化政策的制度。该制度应该以促进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应“显现化”为指导原则;应该让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积极参与，特别是要重视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应该完善经济和社会权力部门的协调机制并使社会领域成为主流经济政策强调的重点。简言之，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正因素，政府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引导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从拉美国家经验教训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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