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短命”乱象
南昌爆破服役仅13年的四星级酒店
2010年2月6日下午3时50分，伴随网民的“浪费公众财富”质疑，服役仅13年的四星级江西省南昌市五湖大酒店在爆破中如期轰然倒下。
曾是南昌地标性建筑之一的四星级五湖大酒店，3年前停业时生意尚红火，被拆除时，建成也不过13年。听闻这栋南昌地标性建筑要被拆除，数日内，民众质疑声铺天盖地，认为这次爆破有浪费社会资源之嫌。
华东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院长潘阳称，经历了13年的折旧，一栋22层的四星级酒店价值至少在千万以上，将其拆除尽管是企业行为，但被浪费的依然是社会财富。更令人忧心的是，爆破产生大量烟尘污染大气，而大楼倒下后形成4万吨建筑垃圾，将永不会被腐蚀，长期占用空间日益窘迫的城市垃圾填埋场。
公开资料显示，该爆破的五湖大酒店当时竣工后，曾在1999年被评为南昌市优秀建筑，爆破指挥员、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学院正师级教授薛峰松亦表示，“房子修得相当牢靠。”
一个“短命”小区——武汉400套“别墅拆迁”
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马湖新村看起来整洁美观，原马湖村的2000多居民安置在这个小区之内。因为是统一规划和修建，三层小洋楼看起来是结构整洁、风格洋气的“联排别墅”，每套房屋面积240平方米至360平方米。小区内的绿化带、足球场、室外健身设施等一应俱全，俨然一个成熟的居民社区。
说起住进三层小“别墅”，在附近的保利房产物业打工的翁国利一脸幸福。他说，他家的新房有360平方米，由于超出还建面积80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570元的价格花了4万多元才盘下新房。2007年，老翁家东拼西凑7万元，将三层小洋楼装修一新。现在，他家一楼出租，二楼老两口住着，三楼计划给儿子娶媳妇用。
但是，2010年3月15日小区二期公告栏里一份告示，让老翁的盘算化为泡沫。老翁家所在的马湖新村二期与邻近的马湖新村三期总计400余套近期就要拆迁，而住在这里的400多户居民将再次等待还建。
“从2003年开始折腾，2007年好不容易将家安定下来，这又要搬迁?!那么好的楼、新装修的漂亮房子又要被铲车、拖车、挖土机毁掉，就没人心疼?”老翁大惑不解。
3月16日，经媒体报道马湖新村拆迁“新建别墅”的事情，在网络上立刻引起热议。人们纷纷质疑，建了拆、拆了建的做法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是地方政府在GDP冲动下的“瞎折腾”。
投资千万一年后遭拆的“短命小学”
2010年 1月26日，福州市台江区祥坂小学放寒假了。800多名学生领到一份通知：学校即将搬离现址，下学期请到附近作为过渡校区的闽江学院“春华楼”报到就读。“怎么又要搬啊?”很多学生和家长不解，祥坂小学的新教学楼和塑胶操场刚建成使用才一年多。
刚建成的新学校，为什么要搬呢?福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祥坂小学的旁边已规划建设福建省科技馆新馆和福州市图书馆新馆，施工即将开始。
“如此折腾搞城建，太浪费了!”除了体谅孩子的辛苦，网友更关注的是，据说刚建成的新学校在师生搬迁后就要被拆除。
祥坂小学校长孙明龙介绍，祥坂小学已有百年历史，2007年以前的老校舍只是一幢两层小楼，非常陈旧，一度成了危房。在当地几届人大代表不断呼吁下，台江区政府决定投巨资将学校彻底翻新。新的祥坂小学2008年9月才落成使用。
“新学校在福州市内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现代化小学了。”孙校长介绍说，五层的教学综合楼投资800多万元、塑胶运动场150万元、多媒体多功能教室装备100多万元等，总计投资1500多万元。
对此，接受采访的福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解释，学校搬迁后，教学综合楼不会被拆除，而是作为福州市闽江北岸中央商务区建设部门的办公楼。中央商务区的建设工期预计为5至7年，至少这段时间内该楼不会被拆除。即使如此，一旦搬迁，投资150万元、投入使用仅半年的塑胶跑道被闲置已不可避免。
台江区教育局负责人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闽江北岸中央商务区是市里确定的重点项目，而祥坂小学新校区是前几年规划的，作为一所学校应服从统一规划调整。接受采访的福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强调中央商务区对福州市的重要意义。但很多网友质疑为何总是“规划赶不上变化”?正如有网友在评点“史上最短命小学”时所说，“我们关注的不只是1500万元和一个小学”，而是希望《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得到更切实执行，别让市民“被规划”、“被拆迁”的情形再屡屡发生。
城市建筑缘何“短命”
不可否认，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是造成建筑“短命”的原因之一，但很多时候，一些原本可以继续使用的建筑并不是质量出现问题，而是因为规划设计不理性、不科学等原因被拆除。
时下，在不少地方，“一届政府一套规划”的现象依然存在。“规划规划，全是领导在指划。”有些地方领导，受不正确的政绩观影响，在城市建设指导思想上拍脑袋决策，脱离实际，急功近利，重速度、轻质量，重外表、轻实际，重眼前、轻长远，不是严格执行已有的规划方案，而是随意更改城市规划，无形中将“领导意志”凌驾于规划的法律效力之上。于是，城市规划陷入了“领导一句话就变”的规划怪圈。这种“朝规夕改”、不尊重科学的做法，不仅劳民伤财，严重浪费社会资源，而且打乱了城市总体规划部署，导致城市规划缺乏前瞻性、连续性和严肃性。
建筑“短命”缘于“先天缺陷”
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是造成建筑“短命”的原因之一，过低的设计标准乃是“潜伏”在建筑物寿命周期中的“致命基因”。很多时候，一些原本可以继续使用的建筑因为规划设计等原因被拆除。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全国90多个城市中的180多个建筑工程检查显示，96.1%的建筑工程合格。
可是，一段时间以来，频繁见诸媒体的“短命”建筑仍不绝于耳：大连60栋海景别墅建成14年因新项目面临拆除;江西南昌一个使用不到13年的四星级大酒店被爆破拆除;武汉马湖新村小区400多套入住不足5年的住房面临整体拆除;福建一所投资1500万元的小学只用2年就面临拆迁;扬州刚入住不久的两个小区被政府二次出让土地使用权要拆除重建;仅“存活”了20年的北京四星级凯莱大酒店也将不久于“人世”……难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得出结论，中国的建筑寿命平均只有30年。
根据中国一些建筑设计通则规定，砖混结构建筑的使用年限为30年，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的使用年限为50年，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的耐久年限为100年。合理拆除或搬迁一个房屋的时期分别为30年、50年、80年。
“国内在技术上完全能做到让建筑寿命与发达国家一样长。”全国政协委员陈清华、郭松海认为，建筑短命问题不是书面规定的年限过短，也不在于技术能力达不到。随着建材科技的发展和设计、施工及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建筑物耐久性也在不断提高，由原同类环境下房屋合理使用年限50年提高到70年，仅现代技术即可完全达到。经验表明，有的砖混结构建筑几百年也都能安全使用。我们古建筑的辉煌也表现在使用年限很长，如山西应县木塔、河北赵州石拱桥等。现代建筑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大楼已使用51年了，结构还很好。北京的十大建筑也使用近50年，结构仍然很好。
“建筑设计和施工质量本身不过硬所造成的建筑短命现象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实。这需要加强建筑监督。”全国政协委员安纯人等痛陈城市建筑“短命”原因：目前，中国建筑材料仍以传统材料为主，材料部件缺乏统一标准，性能低，通用性、耐久性差，施工多采用手工操作或半机械化操作，使得建筑产品质量难以得到保障。一位从事多年建筑工程安全检查的业内人士说，建筑工程里使用材料不同工程质量也有所不同，使用寿命长短也不同。有些人在施工时偷工减料主要体现在水泥和建材上，水泥有的标号不够，不达标必然导致建筑“豆腐渣”。为此，政协委员呼吁严查工程腐败问题，加快推行建筑工程质量险。
“我们的住房和城市建设，规划变更频繁， 标准制定落后，也是建筑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全国政协委员刘志峰认为，从实质上遏止中国建筑的“英年早逝”，就要切实改变一些地方“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能不能实施，全靠领导一句话”的做法，强化城市规划的严肃性，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的执法力度。
建筑“短命”折射“政绩崇拜”
网友在网上将建筑“夭折”戏称为“拆一次就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GDP”。为建“标志城”、“月光城”，政府砸巨资重塑“包装”，名为旧城改造，实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形象工程使然。
为建“标志城”、“月光城”，政府砸巨资重塑“包装”……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频频上马，唯政绩论的倾向屡受非议。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指导思想上急功近利，重速度、轻质量，大拆大建，政绩工程和开发商的商业利益相结合，造成不该拆的房屋大量被拆除。”刘志峰委员一针见血地指出。
从GDP来看，拆新建新、大拆大建本身可以增加GDP，GDP的增加又可以带来官员政绩。一些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道路挖了建、建了挖问题，也是根源于此。而且，建筑高速周转，还能带来大量的钢材和水泥的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过剩产能。
“拆新建新带来的GDP增长是表面的，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社会财富和经济价值。相反，不正常的拆建本身浪费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除了能带来政绩，对社会经济毫无益处。”郭松海委员认为，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速度也在加快，在一个个新城崛起的同时，旧城改造规模也越来越大，大量的原有房屋被拆除，名为旧城改造，实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形象工程在作怪。有的将拆完房子的土地再进行高价拍卖，获得高额收益;有的将拆完的土地盖所谓“全国最高的楼”，盖大酒店……名为提升城市形象，实际让百姓利益受损，如变相提高了城市的房价等。当前，房地产市场火爆，但繁荣背后，一些地方对建筑质量的监管、监理、后续管理并没有跟上，以至频出漏洞。2009年中国不断出现的“楼歪歪”、“楼脆脆”、“楼裂裂”等建筑质量问题为人们敲响警钟。
此外，郭松海委员还建议改进当前的审批办法。审批制度需要改进，审批权要集中，审批过程要公开。对于较高较大较新的房屋和基础设施的拆除，“拆与不拆，不能听‘领导人’和‘开发商’的。”郭松海说， 谁提议拆除、谁申请拆除、谁批准拆除，都要有明确的责任人，由具体的责任人在当地媒体上公开说明拆除的必要性和拆除方案，接受社会监督。而对原有闲置房屋，可予以出租或转让、置换;对于国有房屋，有些需要由政府出面协调，比如，原来的大学搬走后，可协商转让给中小学使用;原来的党政机关搬走后，转让给基层的党政群机构;有些空置的办公楼甚至可改为商务楼或廉租房。
河南拟通过地方立法遏制“领导换规划变”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会议8月初再次审议了《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草案)》，并建议增加相关条款，遏制“领导换规划变”现象。
在审议中，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要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不能随意变更规划，建议从严规定规划修改的条件。
河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在增加的相关条款中提出，如果修改城乡规划，应当履行以下程序：组织专家对修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在本地主要媒体上公示或采用其他形式，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组织听证;依法提出修改建议并附论证、公示等材料，报原审批机关同意;另外，还得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
河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认为，这表明规划上升至法规层面，意味着发展规划不能再随意修改。
“为发展规划立法并不是心血来潮。”一位参与审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说，河南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发展规划工作，强调经济建设要规划先行，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先定位后开发。近年来，地方各级政府编制发展规划的积极性很高，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建立发展规划的专项法规制度，可以从制度上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的保障。”这位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
也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发展规划地方立法，是在河南省宏观调控领域推进依法行政的迫切需要。但是，发展规划立法相对滞后，仅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九十九条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和批准作了原则性规定，实际工作中难免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各级各类发展规划的功能定位、相互关系和界限模糊;总体规划“上下一般粗”，专项规划内容交叉重叠;规划编制程序不规范，规划审批的层级及事权交叉，规划之间缺乏良好的衔接协调机制等等。
河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认为，以上这些问题，不仅有损于发展规划的科学性、有效性，也不利于利用发展规划引导经济社会实现科学发展，有必要将发展规划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为今后更长时期的发展规划提供法制保障
对于“领导换规划变”这一问题，山西省也制定出台了严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的十条纪律。其中包括“严禁干预城乡规划管理，未经规定程序擅自变更规划、修改规划控制指标、调整容积率，随意降低处罚标准”。
政府公信力在“拆而复建”中如何“复建”
在江苏扬州有这样两个小区，业主们买了房好好地住着，可是没几年却突然被告诉说房子马上就要拆了，手中的土地使用权证即将成为一张废纸。这两个小区分别是建成于2002年、2003年的渡江西苑小区和一墙之隔的福运苑小区。这好好的房子，怎么说拆就要拆?土地使用权证怎么说没就没了?
其实，何止是这两个小区的业主想不通。以往，福州市台江区“最短命小区”的户主们也没搞明白，武汉马湖新村小区400多套别墅的主人也没弄清楚：我们住的新建的楼房，住了还没几年，怎么转眼之间就跨入了“危旧房”之列，变成了政府口中的“拆迁对象”，变成了规划部门“复建计划”的香饽饽?
道理并不深奥，故事背后的错误也没有多少新意。无非是朝令夕改的失范规划、“唯GDP至上”的错误政绩观念、“暴利图谋”的权力寻租思想、忽视公共利益漠视私有财产的意念等在作怪。可以说，每一栋短命建筑的背后，都有着“长寿政绩”、“规划多动症”、“赚取巨额利润”的影子。
只是，在一些地方官员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偷偷卖地”、锐意推进拆迁的过程中，不知这些地方的政府，是否考虑到了自身公信力的问题。的确，在公民权利和权力利益的体制格局中，权力可以依靠巨大的魄力、不可违逆的意志，对所有的建筑(无论违法建筑还是合法建筑)“推倒重来”，但政府公信力能够如此这般轻而易举地“拆而复建”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个个“拆而复建”的背后，其实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也在一点点耗损。许多“短命小区”，经过了政府部门严格规划建设，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权威性可谓“钢钢的”，甚至可当成是一种价值的定位，被百姓所信任、所尊重。正因如此，百姓才愿意耗尽个人甚至全家的积蓄，实现自己的理想——放心大胆地购得一套住房。
可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官员总是轻而易举地对这些合法建筑、新建小区，依靠“草率拍板”、“拍脑袋决策”，巧立名目冠之以“拆迁”名号，采用“偷偷卖地”、“强行拆迁”等不法手段，亲手打碎了民众“安居”的希望，背叛了公众的信任期盼，将“政府公信力”、“政府信誉”架空于无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所以，让长官意志大行其道，对制度设计颐指气使，让科学的制定标准沦为权力的附庸，则注定是违背民意难得人心的。当务之急，是一些地方政府重拾“政府公信力”，打造自身负责任、以公民为本位、依法行政、透明的“服务政府”形象，还广大购房者一个舒心、放心、称心的购房环境。而不能再“穿新鞋，走老路”，让一个个并不新鲜的“拆而复建”的故事周而复始地上演了。
让“政绩冲动”有合理出口
建新城，西有康巴什，东有京津新城;争故里，实有朱熹，虚有美猴王;搞建设，前有毁千年粮仓，后有“山寨”鸟巢文化馆……地方政府规划主导之下的这林林总总，浪费、短视的指责之后，总有“政绩冲动”之讥。
政绩本非贬义词。“政绩虽殊道且同，无辞买石纪前功”，作为施政的成绩，政绩历来为人称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上，“树立正确政绩观”也被写进党章。
实际上，追求政绩，是领导干部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作为公权力行使者，领导干部有公务身份。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也有个人身份，有着个人利益和发展诉求。良好的政绩，既是领导干部公务职责所系，也来源于个人发展的欲望。可以说，政绩具有双重属性。
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政绩诉求成为一种强烈的“冲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落点”，缺少合理的“出口”，就容易跟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破坏环境、危及安全的工程、项目联系在一起，造成种种备受争议的“政绩工程”。
大拆大建，大改大修，物理上的对比，无疑能给人强烈印象。见效快，效果好，惠及人群广泛的同时，也积累下大量生产值。一些真正惠及民生的工作，周期长、见效慢，受益人群也有限，反而成了“隐形政绩”。更何况，在仕途升迁、人事任免中，这些有限的人群，也不一定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政绩的衡量、判断与评估，需要成本，也需要智慧。如果把施政看成一场考试，政绩就是答案。设好选项、打钩打叉的“客观题”，能省却计分判卷的麻烦，已经成为“标准化考试”的首选。同样，在政绩的答卷上，“工程”就是这样一种客观题。至于群众感受、长远利益、民生疾苦，答起来辛苦，判起来也费劲，不仅考生心存畏惧，考官也往往望而却步。
所以，“工程”就披上一举多得的外衣，成为政绩冲动的“泄洪口”。不管这样的“工程”是不是当地最需要的，但至少是个人发展与地方发展最相契合的，是追求政绩时“性价比”最高的。甚至打出公共利益的牌子，牺牲掉少数困难群体的权益。
“政绩冲动”要有合理出口，改变考核的导向与方法是关键。从对政绩的科学认定入手，才能更好地引导追求政绩的冲动，用到合理的地方。从中央一系列文件搭建起的考核评价机制，到各地干部上电视述职、群众参与打分等完善考核制度的探索，考核“指挥棒”也正在为政绩冲动找到更多“落点”。
与自上而下的考核一样，从下往上、自后而前的反馈机制，同样能形成政绩的合理出口。不管是人大、政协等作为反映民意的正式渠道，还是媒体、网络的民意表达，都是对工作成绩、执政能力的合理反馈。及时、真实的反馈，可以促使领导干部更好地结合起个人与职业发展的冲动。“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人去后的政声、闲谈中的民意，需要有人听取。
西班牙精神科学家萨尔瓦多·蒙塔万方认为：冲动是生命的特性，是人类得以发展的根源。个人追求政绩、追求发展的冲动也一样。但如果这种冲动用错地方，则成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通过制度安排，进行科学引导，把个人的利益与公众利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政绩冲动”有了合理的出口，或许能成为干事创业和个人发展的“双重动力”。
城市规划多变，推土机下的新世界并不美妙
对于眼下生意稍显沉闷的炒房一族和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最近住建部官员的话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产金融年会上，针对时下备受关注的旧城改造问题，中国住建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陈淮一语惊人：在中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住房在未来15到20年得拆了重建。”
住建部官员的话意味着：在土地已成为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而地方政府又对土地资源控制很严的环境下，过半以上的现有住房要拆掉重建，民众的住房需求量必然会激增，房价必然会走向新高，届时，房地产业又何愁不红火呢!当然，受益的不仅仅是房地产业，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搞地皮”的GDP政绩观的冲动下，也必然大肆卖地捞钱。在这种权钱共舞的游戏中，唯一受损的则是夹间于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广大老百姓。对于老百姓来说，新一轮的拆迁与重建运动，意味着不可预知的恐怖将随时而至。
在当下的中国，在地方政府畸形的政绩观的驱使下，所谓的“城市更新”往往异化为大跃进式的乱规划、乱拆迁。城市规划要么是朝令夕改，拆了建，建了拆，甚至一些建筑物刚建不久，寿未终就被无情地干掉了;要么就是存在建筑质量问题——在建筑短命排行榜上，中国的建筑毫不夸张地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据有关资料显示，相较于发达国家建筑的“长命”，如英国的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132年，而美国的建筑寿命也达到了74年，中国的平均建筑寿命仅有35年，可谓“英年早逝”。事实上，2009年中国不断出现的“楼歪歪”、“楼脆脆”、“楼断断”等一系列建筑质量问题，已经不断地给政府敲响了警钟。
尽管殷鉴不远，但从目前的情势看来，实在让人难以产生乐观情绪。在“推土机经济”的刺激下，“拆”字当头、“不破不立”往往成为一些官员的主导思维，在陈淮主任等官员眼里，唯有拆掉一个“旧世界”，才可能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世界——除了个别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物，1979年之前的房子无疑应扫至历史的垃圾桶，而1979—1999年的房改房也最多只有15年的寿命。其实，正如前所述，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即便个别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物恐怕也难逃劫数，更别提那些房改房了。而在实现“美丽新世界”这一愿景的过程中，很可能在意的是建设速度，至于建筑质量，则在轰轰烈烈的重建运动中可以忽略不计了。
地方政府的这种建设“新世界”的冲动，使人不禁想起了赫胥黎笔下的《美丽的新世界》。在那个新世界里，机械文明高度发达，社会安定就是一切，影响安定的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及各种差异荡然无存。人们每天亨用定量配给的“唆麻”(一种解除痛苦的药物)，按照各自所处的等级“幸福”地工作和生活着。而20年后的中国呢，按照住建部官员的说法以及人们不太丰富的想象力，至少在这个“新世界”里，“三旧”改造将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城市将变得更加光鲜亮丽，脏乱差已成为历史，人人住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感叹着今昔非比的“文明”生活。
20年后的新世界似乎在激起人们的眺望，然而现实的一些迹象表明这种眺望仅仅是一种幻觉而已。最近有媒体报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或投资渠道移民他国，而且这股移民潮以年度增长一到两成的速度在精英群体中扩张，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在移民者看来，在彼岸的世界中，他们追求的是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和安全感，而且这种安全感是可以预知的。
而此岸的“新世界”中能有可以预知的安全感么?联系到那份至今仍在难产之中的《拆迁条例》，人们可以想见，如果不改变地方政府唯GDP是瞻的政绩观，不加大对土地市场的监管力度，不斩断权钱勾结的相关利益链条，未来20年的城市拆迁与重建运动，一方面，居民与政府之间注定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受惠的只能是地方政府和富人阶层，至于老百姓，只能是“推土机经济”下的受害者。而另一方面，居民还要遭受建筑短命之忧。这种双重压力的结果，必然引发民众一系列心理安全堤坝的坍塌，以及民众的“安居”信仰的沦陷。
可见，20年后彼岸的这个新世界并不太美妙，未来20年城市更新的结果，除了每年生产数以亿计的建筑垃圾，最大的功劳也许就是制造了一个虚假繁荣和看似美丽的“新世界”。在这个繁荣的“新世界”的背后，它所掩藏的是在推土机彪悍地掘进和轰鸣声中，被淹没了的墙垣的撕裂声，以及一户户屋主的哀鸣……
李瑞环在《务实求理》一书中指出，城市规划“不仅决定城市的目前，而且制约城市的长远，是城市发展的方向、目标，是城市建设的规范和蓝图”。城市规划如此重要，某些地方领导就不能瞎“指划”、乱“指划”，而应多从民生角度看政绩，少以形象工程论英雄，不折腾、不发烧，脚踏实地，苦干实干。如此，“短命”建筑现象才能彻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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