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不仅仅体现为一种具体的书写行为，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写作这一行为，在“倾泻”写作者情感积蓄的同时，建构一个可能的世界;在通过写作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人类文化所创造的意义、价值等得以保存。
——李文倩《幸存者的生命反思——读<格拉古轶事>》
企业家大环境被垄断控制，小环境被敲诈勒索，应酬接待，比正经生产业务还烦累。他们还要面对工人管理，偷窃、跳槽、不打招呼就走的事情时有发生。在长期“剩余价值”剥削的理论误导下，许多中国人都有仇富心理。工人很难和企业家诚心合作，共同发展。
——爱德《企业家的烦恼》
爱自由者和自由主义者有个巨大的区别，爱自由者并不一定在意别人的自由。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爱自由者并不赞同自由主义，那么就意味着他是把自己的自由置于别人的自由之上——也就是说他不但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反而是反自由主义者。
——剑寒秋水《爱自由的伪自由主义者》
纵观宜黄事件，从知名记者网上直播，到当事人开通自己微博发布信息求救，再到众脖友力撑、呼吁促使事态发生转向，“微博维权”成为现代信息社会公民权利抗争的一抹亮色。
——胡克《微博翻开公民维权新一页》
我相信有关部门、包括信访部门解决民众疾苦问题的决心是大的，态度是真诚的，工作是努力的。但仅凭一个信访量减少，就得出工作成效显著、民众利益受损减少的结论，恐怕太过于乐观，太不顾事情真相，甚至可以说，是有掩耳盗铃之嫌疑。
——祝振强《信访总量下降说明了什么》
当“屁民”们被强权逼到墙角，困兽的余勇反倒成为暴力反击的毁灭性动力，对那些“围观”的旁人来说，这种可欲而不可求的暴力反击迎合的正是自己内心蠢蠢欲动的暴力冲动。动不动就以暴力解决为手段，无疑是对法治社会的无情嘲讽。
——易艳刚《我们的社会正变得暴力丛生》
对于在北京奋斗的年轻人来说，有车有房或许是他们生活幸福的保证;但对于一位快饿死的朝鲜饥民来说，一包方便面就能为他啃出强烈的幸福感来;同样，对一位美国白领来说，幸福的定义肯定又大相径庭……这些孤立的、个体的幸福，是无从评估的。
——孙骁骥《幸福指数是不靠谱的》
他太需要一个无须着色的“干净”故事了，只有这样，才能掩盖他“无色可着”的窘境。因此，在“奥运”的饕餮盛宴之后，还有什么比《山楂树》这一钵无色无味的水更适合给酒足饭饱的食客漱口，使那些被鲍翅麻痹的味蕾恢复知觉呢?
——北海乘桴《蒸馏瓶里的爱情童话》
压力之下，国家统计局终于不得已做出了回应，要在全国各重点城市，重点区域进行住房空置率的抽样摸底调查。这样的调查能否查出个所以然来，民众心中没有底，我想，统计局心中照样在打鼓。所以，这样的调查不做也罢!
——陈是《权力不拥抱良知，房价凭什么下跌》
把火车的速度整得和飞机差不多，上面有嘉许，媒体有报道，领导也有面子。但是，费脑子提升停车场的通行速度，谁看得见?至于旅客的感受，反正我是用全球第一的速度把你从北京送到了天津，下车之后你就是堵上一千零一夜，也不影响我的全球领先地位。
——王志安《分裂的高铁》
或许这个牌子是为了起到警示的作用，让一个党员在此种光辉之中能够好好地做事。但是，一个能够做好事情的党员有必要将这样的牌子挂在胸前吗?这个东西本该是一个信仰，应该挂在自己的心坎之上，作为自己的一种奋斗目标的象征而存在。
——马振国《“我是党员”的牌子挂哪?》
一串身份证号码应该承载多少公民信息?如果连上访记录这类信息都被纳入身份证信息系统进行管理，那么被涉及的公民在日后的求学求职中是否因此而受到歧视呢?受袁树林遭遇的启发，我现在非常好奇，自己身份证号码后面被负载了多少信息?
——信海光《被权力加了标签的公民身份证》
如果一部分人认为是涨了四成，一部分人是觉得跌了四成。那你们要反映每个人的感受，当然不可能。可是，事实是，全国人民都知道涨了一倍左右，您却告诉只有2%不到的涨幅，不是个体的差距，是您的统计数字和所有人的感受都是巨大的差距了。
——《马建堂的辩解让人看不懂》
但是我知道也许你家那个便宜的保姆身后就有一个留守儿童在家独自成长，你手里拿的手机也有一个青春少女在血汗工厂耗尽的最后一份希望。也许我们都在努力攥紧自己能握住的每一份好处每一份利益，而赔的硬伤就伤在社会的某个角落。
——《你以为你赚了，其实是赔了》
城市化并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它实际是借助城市的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为农村人口提供一个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配置过程，再强大的行政力量，都很难彻底干预和决定它的走向。
——魏英杰《提高生活水平，“农民进城”才有意义》
没有信任，缺少分享，创意要在激烈的碰撞中才能发光发亮。而中国人往往是好点子烂在肚子里，从生到灭，只有自己知道。笔者就曾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创意，最后成功了，利益要怎么划分呢?”。
——许骥《创新，中国人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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