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茅忠群父子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创业的部分民营企业家年龄增大、其后代逐渐完成学业开始走向社会，不少民营企业开始陆续进入“交接班”的高峰期。这些“衔着金钥匙”出生的民营企业家二代，在社会上被习惯性地称作“富二代”，他们的生活也往往被世人用有色眼镜看待。“交接班”时代给他们带来了莫名的巨大压力，不少二代民营企业家表示，他们不但要接受能否接班的种种质疑和非议，还要平衡企业发展中的各种家族关系，直至承担起企业的未来。
大量的家族矛盾和冲突相伴而来
第一代创业者不少已经处于55岁到65岁的年龄段，不得不考虑并直面企业最现实的交接与传承问题。这不但紧迫，而且“性命交关”。
1981年出生的董铭已从父亲手中接过浙江威力锻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职，这个以前“沉迷”电脑游戏的小伙子已经开始全面扛起了公司的重担，谈项目、拉业务、促生产、抓管理。“现在忙得连玩游戏的时间都没有，身上担子重了，不一样了。”董铭说。
同董铭一样，浙江不少民营企业家二代正纷纷登上舞台，民营企业正在密集进入“交接班”高峰期。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交接班时代即将来临。未来的5-10年内，交接班问题将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大热点和难点。中国将迎来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民企“大换班”。
据浙商研究会调查，目前全省超过八成的家族企业面临接班问题。在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90%的宁波市，不少民营企业家接近或迈入老年，年龄最大的71岁。嵊州市工商联主席史萍说：“在我们联系紧密的近200家企业中，三分之一面临接班或正处于接班阶段。”
年近70岁并处于子女接班中的宁波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介绍说，如今第一代创业者不少已经处于55岁到65岁的年龄段。受身心状况、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市场把握能力等因素限制，他们不得不考虑并直面企业最现实的交接与传承问题。这不但紧迫，而且“性命交关”。
“据我调查，国外从第一代到第二代成功传承的比例只有30%，如果三分之二的民营企业完不成接班，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并直接威胁到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茅理翔说。
与“交接班时代”一起来临的，还有大量的家族矛盾和冲突。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多年来研究家族企业发展。他认为，“偏心”的父母、争夺接班人岗位的兄弟、相互嫉妒的姐妹妯娌和互相竞争的不同家族分支……如果在交接班过程中相关环节处置不当的话，家族企业换代的悲喜剧有可能在未来5年到10年内大量上演。
“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子承父业。民营企业家辛辛苦苦创立起来的企业总是希望由子女来继承，从心理上来说更放心，从实际效果来说也比交给外人好。所以就目前来看，子女‘接班’是家族制企业最常规的承接模式。”茅理翔说。
“交接不畅”背后的是是非非
“由于企业家对自己创办的企业感情深厚，企业的经营又深深地打上了企业家个人的烙印，许多人就会不自觉地带有与企业共存亡的心态。”
据宁波、嵊州两地工商联介绍，现在一些民营企业“接班不畅”，主要存在四类现象：一是二代兴趣爱好不在父辈事业中，不想接班;二是二代想接班，但由于学历、专业等原因接不了;三是父辈不愿意轻易让出位置;四是二代尚未给自己明确的定位，没有做好接班的准备。
记者从宁波市工商联了解到，宁波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已经达66岁高龄，却仍然在一线打拼，面临无人接班的局面。据了解，他的儿子在杭州一家外贸公司工作非常出色，却不愿意接班。女儿已经在美国定居，也不愿意回来接班。这位辛苦一生的企业主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自己干不动以前培养一个接班人，不至于丢掉这份辛苦打拼出来的家业。
“有些孩子在国外读书回来后瞧不起父母的小企业;有的是从小见惯了父母的日夜操劳，都不愿意接班;也有的孩子虽然学历很高，在某些领域是人才，却不适合创业。当然也存在学历、能力不足，没法接班的情况。”慈溪市庵东镇商会会长应永军说。
除了孩子不愿意或者暂时没有能力接班外，很多第一代企业家把企业当成是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不愿意轻易放权。绍兴市一家生产照明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5岁的小褚虽然已“接班 ” 任总经理一年，但认为自己只有总经理的“空架子”：“虽然让我担任总经理，但在父母心目中我还是那个不成熟、不懂事的孩子。重大的决定都是他们做，我对自己的定义就是个干‘杂工’的。”
茅理翔说，创业的企业家往往对企业感情深厚，而其个人素质和个人魅力对企业的影响很大，甚至这些企业家的个人好恶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由于企业家对自己创办的企业感情深厚，企业的经营又深深地打上了企业家个人的烙印，许多人就会不自觉地带有与企业共存亡的心态。”他说。
“有些第一代企业家采取了‘父亲董事长，儿子总经理’的模式，表面上看是放权了，却时不时地干预孩子的日常经营决策，久而久之，就造成管理上的越权，甚至出现‘架空’总经理的现象。”陈凌说。
社会上习惯用有色眼镜看民企二代
“我们这些二代感觉到压力空前巨大!”不少二代民营企业家表示，压在他们肩上的，不但有是否接班、能否接班的压力，还要应对来自外界的种种质疑和非议，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承担起解决企业的走向甚至生死存亡的问题。
身为民营企业家二代的朱晓峰在大学的时候就对餐饮业非常有兴趣，父母却认为餐饮行业“不够档次”，应该留在父母身边把家族的企业做大做强，不要分心。朱晓峰说：“每次谈及接班这个问题，父母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像家里唯一的儿子不接班就是错，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有一个朋友，也面临接班的苦恼，他执意想进银行工作而不肯接班，被父母骂为‘不孝之子’。”
“企业一直都是父亲一人独大，他听不得我们的不同意见。比如他喜欢买设备盖厂房，我更偏向于保证流动资金的充裕。这些矛盾不但体现在工作上，还直接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浙江一家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小周说。据这位刚刚接班的女孩子介绍，为了企业发展跟父亲拍着桌子大吵是常有的事情。
1980年出生的宁波人和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建光虽然从父亲手中取得了总经理的职位，但他心中还是时常忐忑。他和一些同样年纪的朋友说：“接班后企业效益如果提升，别人会认为是父辈功劳;企业如果平稳运行，别人认为是我们不思进取，躺在父辈开创的基业里享清福;如果企业走下坡路，自己就会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败家者。”在他的“小圈子”中，一位“80后”年轻人从父亲手中接过企业后，两三年间亏损上千万元，情绪十分低落。
在家族企业中，许多“一代”的创业团队是由亲戚组成的，企业内部有着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宁波一位民营企业家二代小徐接任总经理后发现调度亲戚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亲戚的“元老”姿态也给接班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我有次跟一个亲戚意见相左，她竟然搬出‘你小时候还吃过我的奶 ’这样的理由，不听从我的决定。” 他说。
不少人认为，二代民营企业家的压力不仅来自家庭内部、外人的眼光，也来自整个社会。应永军说，社会上普遍将“民企二代”叫“富二代”，认为他们的生活内容就是花天酒地、奔驰宝马，会习惯性地用有色眼镜看待他们的生活。“社会上一些片面的观念给二代民营企业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只看到了这些孩子光鲜的一面，却看不到他们很多人灰头土脸地在家里的工厂埋头苦干，不知道他们为了拉业务满世界跑，甚至有钱也没有时间花。这样对他们不公平。”应永军的儿子接班后，一直舍不得换那辆开了8年的本田车，拒绝了父亲为他买好车的要求，继承了上一辈人艰苦创业的劲头，这让应永军感到欣慰。
浙江威力锻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董铭说，自己身上穿的最贵的衣服也就300多元;遇上书店不打折，还常常拍了书的封面去网上买。“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赚钱不容易，我是能不买的就不买，必须买的省着买。”董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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