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转型，但中国包括经济、产业、地区发展、外汇储备等结构不合理，受制美国的经济、货币政策明显，明明知道这是“罪恶”，也只得维护这一“罪恶”，看到美元贬值的趋势，也不能大量抛售，面临进退两难处境。
——纪硕鸣《美量化宽松损人难利己》
我向往的是主人公始终在路上的生活态度。这不同于杰克笔下那垮掉的一代颓废的流浪，也不是心驰神往的精神放逐，只是单单的活在路上，不停地与陌生人相遇，又不停与身边的人告别。每一次告别，就意味着一次清零，一次全新的开始。
——风の伤《给我一辆1988 我会不会也在路上》
勇抢“提问权”“体现了中国媒体人应有的职业精神和风度。”我看这是违反行业规则、不顾及行业道德礼貌的行为。文章中将“提问权”打了引号，表示蔑视国际通行的记者提问规则。正像中国官员随便将一些约束他们的词汇打引号一样……
——爱德《芮成钢的“兵马俑叔叔”发声了》
任何公共政策，须充分尊重民意，不能陷入粗糙与偏颇的泥淖之中。
虽然宁波制定这一政策有其善意初衷，但“无车位，不上牌”政策的不合理、不合法性也同样明显。
通过调节汽车消费，达到调节减排、城市交通和能源消费等多项目标，在目前看仍然有超前的一面。
——新华网友《宁波政府提出“无车位 不上牌”》
或者在大众心目中，评判一部电影的标准已经放低到了“能不能够引起共鸣”，即使这样依然失望居多。就算你用噱头把人骗进电影院那又如何?就算浓缩的精华把人当场弄哭，肿着小兔子似的眼睛出来那又如何?总归存在一些做作同刻意的痕迹，摆脱不了说教的嫌疑。用音乐和缓慢节奏堆砌出来的气氛效果，加上本身黑漆漆的电影院就是个释放各种负面情绪的好地方，到头来流下眼泪多少是为了片子，多少是为了自己这个人?
——红颜露水《面对青春的时候谁都是个贱人》
我们可以体察“被迫”这个词，作为一种法律定义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区别。法律定义上的被迫，需要可通过证据证实的强迫表示和强迫行为。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强迫和被迫却可能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笼罩于相互关系中的氛围和整体背景。这一背景无法得到法律上的认定，因而无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去追究，但它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现实。它是隐秘的真相，我们这个社会系统不言自明的公理，各种人际交往的前提。
——刘洪波《死亡宴约后面的社交规则》
聘请“行风监督员”，人们已不无议论，这貌似扩大监督渠道，实际却未必不是将无数人可参与的监督变成几个人的专事。不说别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本可以足够广泛，而效果不彰后，不思其原因，反而另请“监督员”，是以为监督是一件苦差吗，是认为社会和舆论缺乏监督权力的兴致吗?
——刘洪波《监督原本不是生意》
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远去了，但封建的意识还流淌在很多国人尤其是干部的血液里。在历次的“整党”、“整风”活动中，“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等都是清除的重点对象。不过，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官僚”，更没有人承认自己办公的机关是“衙门”……这位王书记倒直率得很，径直承认甚至专门强调自己所在的办公楼是“衙门”——既然身在“衙门”里，“衙门作风”自然不在话下了。
——盛大林《“风水书记”的“衙门理论”》
类似事件发生不少，我们见到的危机公关不外乎分消极和积极两种。消极的也分两种，一种是有限的回应，媒体逼急了，就出来说两声;一种是无声的对抗，任尔风吹草动，我自岿然不动。积极的也分两种，一种是极尽粉饰之能事，不惜花钱收买、制作与己有利的报道;一种是直接动用公权的力量，比如曾经发生的“进京抓人”事件。然而，在“风水门”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官媒之间的积极互动。
——毛建国《“风水门”中亮眼的官媒互动》
“衙门”意味着什么?当然是有“老爷”无“公仆”，有“金口”无“法律”。“老爷说的，准没错儿。”虽然开发商的“五证”俱全，高楼也快竣工了，但说你违法你就违法，要你拆你就必须拆。在“衙门”里跟“老爷”说话还谈什么法律，反倒是开发商显得有些迂腐了。
——盛大林《“风水书记”的“衙门理论”》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谬论刚刚受到社会痛斥，江西万载又有干部爆出“不拆迁，知识分子吃啥”这样的言论。这些牛气冲天的官话，虽然表达不同，但思维逻辑是一致的。二者都无视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群众，更不惜以其所谓发展的名义侵害群众合法权益，为强拆行为寻找合理性基础。
——严力《终结强拆“最后的疯狂”》
古代有“灭门县官”之说，意为一县百姓的身家性命，全都掌握在县官手里，生杀予夺，全在县官一句话。在当时的专制制度下，百姓面对县官的鱼肉之举，完全没有救济途径，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媒体监督，没有现代的权力制衡和代议机制……“灭门知县”的可怕，不在于他真的灭了谁的门，而在于想灭谁的门，就能顺利地灭谁的门，国家机器会隆隆开动，服务于他一个人的意志。权力没有制约，就会疯狂。
——季渚鸿《权力无制约就会疯狂》
在这里，中国人的现代观念与相亲这种古老的婚恋方式奇妙而怪异地融合在一起，表面上看是人性的解放，而实际上却是拜金主义盛行环境下的人性泯灭。那些父母之所以能够毫无顾忌地将子女个人隐私的方方面面公之于众，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子女已经异化成了由年龄、相貌、身高、学历、职业和收入等冷冰冰硬指标凝聚成的物品，而这些指标都是可以按时价折算成金钱的。
——刘罡《中国进入全民大相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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