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来，从一名科学家、大学校长到国家科技部门的管理者，科技部部长万钢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也目睹和参与了共和国科技创新快速发展的过程。
“十一五”即将收官，万钢就全国科技工作向记者盘点收获，展望未来。
“科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改善民生”
前不久，万钢去考察科技重大专项一个抗癌新药项目。企业家告诉他：“过去进口这类癌症的治疗药物需要3—4万元，现在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8000元足矣，今后价格还会下降。”
“我就在想，3、4万元是多么高的一个门槛，过去有多少病人没有迈过这个槛。”万钢感慨，“今天迈过去了，将有更多的人能更好更幸福地生存下去。”
“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改善民生。”万钢说，“小时候听说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现在看到‘嫦娥’奔月，航天员出舱，似乎科技离我们很远。但其实科技离我们很近，它神秘的面纱正渐渐褪去。”他说，5年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开始迸发出创新的热情，科技创新的成果正悄悄来到我们身边——我们每天吃着香甜的稻米小麦，农村普遍用上沼气，大棚种植让我们能吃上一年四季的蔬菜;足不出户，一个3G手机连通天下，沟通你我……这都是科技带来的福祉，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与科技人员的创新都密不可分。
“当然最值得一书的还是世界科技的盛会——上海世博会。”刚参加完上海世博会闭幕式的万钢，仍难掩欣喜：在世博园亲自刷票体验RFID技术带来的便捷，7000多万张门票基本没有出现读取错误;感受全球首个TD-LTE规模化演示网络，在两辆对开的车内可以迅即看到彼此传输的高精度图像;乘坐无污染、噪声低的新能源汽车，3.8万平方公里园区内数十万乘客有序穿梭……
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推动者，万钢见证了这个领域从无到有的发展：“2006年以前，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还是一个新兵，但现在截然不同了。如果说奥运会是新兵的实战演练，那么，上海世博园区上千辆新能源汽车的成功广泛应用，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示范运行，标志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又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
据统计，世博会期间，7300万访问者乘坐各类电动汽车达到了1.28亿人次，平均每个人约乘坐了两次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在高温度、高湿度、高人流、慢速度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负载量是一般公共交通量的10倍。万钢介绍，除此之外，太阳能光伏技术、半导体照明(LED)、生态节能建筑等创新成果在上海世博会的综合集成及大规模示范应用，引领和带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中国也没有停止向未知世界、向前沿领域更深更广的探索。”万钢如数家珍：探月工程顺利实施，“嫦娥一号”、“嫦娥二号”成功发射，让我们飞得更高;中国自主研制深海载人潜水器成功下潜3759米，让我们潜得更深;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研制成功，让我们算得更快;在量子通信领域建成世界首个全通型量子通信网，让我们用得更安全;利用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培育出活体小鼠，让我们对生命的认识更进一步。
“今后这些奇迹还会不断诞生。远到月球，近到衣食住行，大到庞然大物，小到纳米尺度的微观世界;一远一近，一大一小显示了人类生存的空间，也显示了科技创新的空间。”万钢自信地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这是荣耀，也是过去，今后中国人要为世界的科技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应对危机，科技打了一场攻坚战
万钢回忆说，回眸科技发展这5年，也并非一路坦途。
2008年底，当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16个重大科技专项论证、正恰实施之际，不期而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从大洋彼岸呼啸而至，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形势严峻。中央领导随即作出判断，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随后，国务院发布《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
这份国务院9号文件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求抓紧实施与扩内需、保增长紧密相关的科技重大专项。“中国采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重点实施了一批产业需求迫切、研究基础好、有望快速实现产业化的创新项目，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集成电路专项就是其中之一。”万钢说。
“5年前，中国集成电路领域还是空白，进口芯片比进口石油花的钱还多得多;5年之后，中国开创了一个产业，构建了以龙头企业带动，按照上下游配套进行系统部署的集成电路产业链。”万钢介绍，目前，集成电路重大专项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取得突破，12英寸65纳米刻蚀机已进入用户大生产线，65纳米的工艺技术已经开始在生产线上应用。65纳米介质刻蚀设备与世界上最先进设备的芯片加工结果相比，加工质量好，单位投入产出量高35%到50%，成本降低30%—35%，提升了中国集成电路制造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将带动太阳能、平板显示等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发展。
集成电路专项只是重大专项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万钢说，正是实施了像集成电路、宽带移动通信、数控机床、油气开发等重大专项，才将一个个庞大的产业链串联起来。
“中国要告诉世界，我们不仅有成本低的优势，而且有质量更好、效率更高的技术优势，这是一个创造。”万钢说，世界科技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最为活跃的创新时代，特别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加快了催生重大科技变革的步伐，世界各国科技战略调整呈现出新的动向，都把创新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让我们科技工作者更有紧迫感、责任感。在万钢看来，这场竞赛中，中国不仅没有落后，而且交出了较为满意的答卷。
万钢告诉记者，为了应对危机，科技部加快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突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和创新型企业三大载体，大力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让我最激动、最感动的是，金融危机期间，十几万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技人员主动服务企业，帮助它们应对危机，破解难题，增强核心竞争力。”万钢讲了一个故事，广东一家从事低端加工制造的玩具企业，危机一来本应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但一位入驻企业的电子信息学院的科技特派员给玩具加入了“电子芯”，这个产品就变成小型机器人，价格整整提高了10倍。
“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加快了”
“这几年来，中国除了收获一项项科技成果，科技体制也在发生变化。”在万钢看来，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发生了变化，整个创新生态也在日益改善，而科技管理的职能部门也在逐渐转变。万钢说，经过30年的改革，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应用领域逐渐成为主体，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日益增强，转制院所已逐渐成为各自行业的领头羊。
万钢曾在奥迪公司组织过汽车开发，一个项目就有上下游数百家企业参与。在企业工作的这段经历给他最深刻的经验就是，创新需要形成产业链。
大工程、大项目正是实现产学研用结合的重要载体。中国在“十一五”期间进行了相关体制的探索。万钢举例说，2007年科技部和铁道部共同建立《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目标是把引进的时速为250公里的高铁通过自主创新提升到380公里。在计划安排上，科技部围绕着973、863和支撑计划进行了有序布置;科技部和铁道部综合全国资源，共同组织了25所研究型大学，11个研究院所，5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中心，吸收了68个院士、500多名教授等众多科技人员开展中国高速铁路自主创新的建设。三大整车企业、七家配套企业紧密结合，推动了500多家零部件企业的发展，逐步建立起中国高速铁路的技术体系、研发平台、系列产品、产业链以及人才团队。
谈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当过校长的万钢更有感触：一个产品是多种技术的集成，一种技术可以应用于多个产品。研发技术可能是在大学或研究院所的实验室里，而把它实现并变成产品的是企业。因此，大学知识创新能力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更需要紧密结合。
“科技必须面向经济、面向市场需求。这几年来，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能力越来越强。”为证明这个观点，万钢更喜欢用数字说话：2009年，中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经费达到727亿元，有一半以上来自于企业和社会。而一些与行业紧密结合的理工科院校，他们的科研经费当中有70%来自于本行业、企业的创新需求。“这说明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增强了，面向市场的能力增强了。”2009年，中央级的347家转制院所，获得的国家纵向财政投入是71亿元，但它们服务于行业和市场的创新收入是233多个亿。“这说明他们面向市场获得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科技经费的投入。”
“科学研究也需要‘仰望星空’”
“当然，也不是要每一项科学研究都瞄准产业发展，试想哥德巴赫猜想如何产业化?”万钢特别强调，国家需要一批“仰望星空”的人，需要一支潜心研究、探索科学规律的基础研究队伍。
“基础研究中，竞争是必要的，但必须保证竞争的适度，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就是拔苗助长，不尊重科学规律。”万钢说，科技管理部门就是要为做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提供保障，给他们提供宽松环境和稳定支持。
与中国科研形势变化相适应，国家中央财政投入结构也产生了变化。2008年，中央财政设专项资金稳定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2009年，重点基础研究领域支持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2010年，自然科学基金83亿元，973计划的经费达到了30亿元，国家重点实验室得到稳定支持经费也达到30亿元。万钢告诉记者，中国基础研究科研项目经费在支持方向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资助科学家面向兴趣、自由探索为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另一类是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目标的973计划等。“中央财政科研投入基本保持了年均17%的增长，而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增长率远远超出了这个平均增长的速度。”“如果10多年前，国家没有对电动汽车、新能源、生物技术的部署，我们今天是无法站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舞台与其他国家同场竞技的。因此，现在就要面向未来的几十年，加强基础研究，实施蛋白质、量子调控、纳米、发育与生殖、干细胞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科学计划。加强对前沿技术的研究，瞄准蛋白组学技术、纳米技术、全光通信网等战略方向，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下个五年，中国科技要在更多领域充当领跑者
展望“十二五”，万钢说，中国将聚焦重大工程，加快组织实施科技重大专项，以技术创新工程为重要抓手，积极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等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在下一个5年实现重点跨越，在关键领域领跑。此外，还要加强基础研究，实现兴趣和目标的双驱动，优化和完善基础科研的布局，促进基础学科的均衡发展。进一步加强转制院所对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加大对公益性研究院所的投入。大力提升科技改善民生的能力。发挥资本市场对科技的推动，继续支持科技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壮大，支持民间的发明创造。全面实施科学素质工程，针对未成年人、农民、城乡劳动人口和领导干部以及公务员的需求，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万钢认为，还要有营造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一个科学家从失败中得到教训，可能比在成功中得到喜悦更深刻。灯泡经过1000多次试验，如果在999次停下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发现。失败，至少告诉别人此路不通。”万钢说，必须长久稳定地支持科研，有些课题项目只要有详实的数据，哪怕得到不尽如人意的结果，照样可以结题。
“一方面，要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在诚信建设方面绝不让步。对任何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从严惩治。”万钢表示，科技界要加强诚信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同时，中国的创新是开放的创新，也是合作的创新。”万钢介绍，现在中国已有3300多个外资投资的研发机构，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46家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同时成为他们全球研发的组成部分。”万钢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科技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资源，开展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将继续鼓励和支持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主动实施平等互惠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加大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力度，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科技援助，对外输出先进适用的技术。据他透露，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和许多国家加强在清洁能源、节能建筑、电动汽车、中医药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时，他也欢迎海外各类优秀的科研人才和团队回国效力。
“这五年，科技进步和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在某些领域，中国正逐步从追赶进入到领跑的方阵。”万钢表示，“十二五”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攻坚阶段，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机遇期，科技创新将有更大的作为，将在更多领域充当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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