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创业的部分民营企业家年龄增大、其后代逐渐完成学业开始走向社会，不少民营企业开始陆续进入“交接班”高峰期。这些衔着金钥匙出生的二代民营企业家，开始面临交接班带来的巨大压力。他们能否顺利交接班，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日前，一条关于“华为总裁任正非欲‘传位’给儿子，并为扫清障碍而用天价“分手费”逼走董事长孙亚芳”的报道被炒得沸沸扬扬。华为方面立刻在第一时间发布声明表示，关于华为公司高层变动的消息，纯属凭空捏造的谣言。然而一场关于民营企业二代接班的讨论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子承父业”和“富不过三代”?
关于“华为传位门”这样的言论是谣言也好、爆料也罢，需要承认的是在中国的商业传统中似乎总有着“子承父业”的惯性思维，这样的新闻正因为具备着某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才会如此吸引眼球。
而据一项调查，中国的民营企业中有90%的企业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中，家族企业依然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据美国季刊《家族企业》杂志的统计，美国家族企业的比例达到54.5%，英国为76%，澳大利亚是75%，西班牙是71%，意大利和瑞典甚至超过了90%。
除了数量以外，家族企业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据美国《商业周刊》一次调查显示，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当中，有177家属于家族企业，而《财富》杂志500强中37%的企业是家族企业。沃尔玛、福特、洛克菲勒、宝马、索尼、丰田、三星、现代等，每一个名字都举足轻重。
然而摆在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和他们的儿女面前的，却并非是一条顺理成章的康庄大道。JP摩根公司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家族企业能成功传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传到第三代的也就一成多点;能传到第四代的，仅千分之一。
现在全球50%—80%的家族企业都面临着传承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虽然很多国家确实走出了一条“富超三代”的家族企业神话，然而在当今的中国，民营企业真实地面临着诸多考验。
年近70岁并处于子女接班中的宁波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表示，如今第一代创业者不少已经步入55～65岁段，受身心状况、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市场把握能力等因素限制，他们不得不直面企业最现实的交接与传承问题。这不但紧迫，而且“性命攸关”。
据茅理翔介绍，宁波有一家做汽车配件的企业，规模很大。父亲将权力下放给两个儿子，一个担任总经理，另一个担任副总经理。不到两年兄弟间就矛盾重重，甚至还在公司高层会议上吵架。结果企业出现人际关系危机，生意一落千丈。甚至还存在一些“二代”在接班以后不好好发展企业，反而沉迷于吃喝玩乐、短时间内把家业败光的例子。
与“交接班时代”一起来临的，还有大量的家族矛盾和冲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认为，“偏心”的父母、争夺接班人岗位的兄弟、相互嫉妒的姐妹妯娌和互相竞争的不同家族分支……如果在交接班过程中处置不当的话，家族企业换代的悲喜剧将在未来5～10年大量上演。
民营企业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是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现象。民营经济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活跃市场、扩大出口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特别在今天后金融危机的语境之下，民营经济由于在扩大中小企业数量、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广泛吸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所以它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最终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2009年12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报告时说，目前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缴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
地方统计数据也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江苏省民营经济同比增长12.9%，高于该省经济增速1.2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62.6%。
在民营经济最为集中的浙江省，到2009年9月底，在册企业71.7万家，其中民企66.9万家，新设内资企业注册资本的98.47%为民企所投。全省工业总产值的81.1%、工业增加值的83.3%、外贸出口的81.6%、财政税收的82.9%、劳动就业的90.1%都来自中小企业。
而在广东，民营经济对全省GDP增长贡献率也达58.8%。
不仅如此，在中国社科院新近发布的2010年《慈善蓝皮书》中显示，民营企业在慈善事业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无论从公益主动性还是捐款数额上，都相对处于领先地位。
不仅在企业数量和捐款数量中占据了较大份额，而且开始探索新的慈善模式。2009年，民营企业为中国慈善市场提供的资源最多，捐出款物总额超过54.27亿元，占企业捐赠总额的41.35%,占境内捐赠总额的20.39%。
从2010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排行榜的企业捐赠排行榜看，2009年捐赠超过百万元的民营企业有282家，占慈善企业总数的62.9%，这个数字远高于国企和外企。在捐赠总额前10名的上榜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了5个席位，外资企业有3个席位，而国有企业只有2个席位。
蓝皮书指出，过去民营企业被扣上了“为富不仁”、“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帽子，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企业每年给社区的助老、基建、扶贫以及其他项目的慈善捐赠额要远远超过捐给慈善机构的金额，隐形捐赠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民营企业正在国民经济、社会责任等诸多领域中发挥着巨大而特殊的作用。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走向是关乎未来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十二五规划怎样实现的重要论题。
巧助“民企二代” 借力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如何更好地完成“交接棒”，如何使民营企业更好地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一块坚实基石?
茅理翔建议，“80后”二代民营企业家中党员比例少，不少人有长期国外学习、生活背景，不像父辈那样对党和国家有深厚感情，应从巩固新时期执政基础的高度来开展对他们的培养。
然而在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出资培训“民企二代”的举措曾受到媒体和民众的质疑：社会公共资源只向特定的一部分人倾斜，这是对社会公平的伤害。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现在政府意识到民营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通过举办培训班来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非常有必要。通过政府的介入，培训效果也将更有保证。”这种培训也让我们看到党和政府的良苦用心。
一如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徐金万所言，“服务企业家、团结企业家、凝聚企业家，是各级党组织责无旁贷的责任。加快培养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使他们成长为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不仅是企业家的最大心愿，更是加强非公企业党建的迫切需要。”
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毛寿龙则认为，从这几年的实践效果看，政府出面组织培训，确实让一些第一代企业家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对帮助他们自身和家族企业转型很有益处，民企接班人的培养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效果。
此外，政府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教育资源，引导商业化运作形式，以“小钱”带动有志于民企管理、自我创业的人，自愿出“大钱”参加培训，为民企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这样未尝不可。
毛寿龙说，在中国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人口、资本都是自由流动的，企业生生灭灭很正常，企业家精神也是植根在社会而非靠家族传承的。政府培训向所谓 “民企二代”倾斜，初衷虽好，长期来看效果可能达不到预期。他建议，政府可以通过开办相关培训学校、引导规范社会教育等形式，面向全社会培养民企后备人才。
不仅如此，对于成功完成家族企业交接的民企二代，如何在政治层面给予他们话语权，如何培养这个群体参政议政的愿景和习惯，如何让这个特殊群体更好地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成为党执政为民的强大助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都可以成为未来政府着力破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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