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和新动力?这与“十二五”期间遇到的难点和重点息息相关。从十七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可见，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最大难点也是重点。全会指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要走依靠内需之路，同时，中国经济也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和新动力不仅与立足内需密不可分，还代表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我们认为，多个区域规划将构筑中国经济多个增长极，引领经济保持适当增速;城镇化的推进、低碳经济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多个区域发展规划立足地方优势，将构筑中国经济多个增长极
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
全会公报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可见，“十二五”期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已成为中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
2007年至今，国务院批准了多个区域发展规划。其中，已有13个区域发展规划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反映了国务院培育多个经济增长极，协调区域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这些区域将在“十二五”期间充分展现增长极的魅力，带动区域经济增长。这些密集出台的区域规划，使中国基本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多极联动，以众多重点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为支撑的新的经济地理版图。
实际上，从西部大开发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再到中部崛起，大区域发展规划的构想早在2000年就已融入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事实也证明，区域规划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构筑经济增长极效果显著。以中部为例，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六省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09年中部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万亿元，人均GDP达到2万元，比2005年翻一番，占全国比重由2005年18.8%上升到19.4%。
今年以来，中部六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及实际利用外资额年均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见，区域发展规划可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形成区域竞争优势。
从2007年开始密集出台的区域发展规划，实际就是在这一大区域发展框架下更为精细的小型区域规划。与之前的大区域规划不同的是，“十二五”期间的区域发展规划更具针对性和地方优势，因此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更明显。
一方面，各区域规划都利用特色优势，发展竞争优势，形成不同角度的经济增长极。如《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立足点就是构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中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沿海新型工业基地、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区，成为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而《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则从国家、东北亚区域、东北新一轮振兴三个层面上，明确了长吉图是中国沿边开放开发的重要区域、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东北地区新的重要增长极这四大战略定位。其他规划也都着眼于自身特色，体现了各自明确的功能定位。
另一方面，各区域间形成互为襄助的差异化竞争格局，带动区域经济联袂增长。各经济区域之间并不是像以往那样闭门发展，都走小而全的模式，而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如处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西安就提出与重庆和成都建立更大的区域经济分工格局，优势互补以形成内生力量。
以区域发展规划为蓝图的“十二五”区域经济，将以城市群为依托，以城镇化为动力，依靠中心大城市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从而构筑中国多个经济增长极。
中国社科院专家预计，未来10年，中国城市群将会形成东北、华北、长江、华南四大板块，在此基础上，沿海城市群与内地城市群之间将建立起产业和技术上的紧密联系。东北板块的主枢纽是辽中南城市群，华北板块的主枢纽是京津冀城市群，长江板块的主枢纽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华南板块的主枢纽则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此外，在未来10年内，中国东部沿海的环渤海、长江三角洲、海西、台湾(以台北为中心)、珠江三角洲及北部湾城市群将会联成一体，构成中国沿海城市带。这一新的城市带有可能超过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带和日本东海道城市带，上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带。
城镇化进程加速蕴藏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成为增长主动力
从全会公报可以预计，城镇化将是“十二五”期间带动经济增长、抵御国际经济不稳定、改变国内不平衡发展现状的重要动力，是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重要结合点。
如果说“十一五”期间城镇化就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那么，“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将与经济结构调整相配合，将更高质量地推进，所带来的也必将是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扩大内需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而最大的内需就在城镇化，它同时也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50%。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各类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城镇化将为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提供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城镇化为拉动投资注入持续动力。“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对投资的拉动不仅体现在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方面，还将更多地体现在“十二五”侧重的民生方面，体现在为城镇人口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出行难”等系列问题上，目的是要营造更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打造幸福感更强的城市。政府投资也将更多地倾向于提供更多公共服务产品。
城镇化为拉动消费需求注入活力。一方面，农村人口成为城镇人口后消费将显著增加。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661元，城关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8869元，地级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0599元，36个大中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4326元。这表明从乡村到城市，居民消费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相对减少，也为农民在有限的资源下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资源占有量对于每一个农村居民来说相对增加将有利于其提高收入，进而提高消费能力。根据相关研究，中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0万到12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
城镇化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动力。城镇化在中西部地区的推进，有助于中西部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创造良好条件，也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腾出空间，有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低碳经济推动产业升级拓宽投资空间，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
“十二五”期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源环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将日益凸显。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已成为困扰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尤其是一些国家酝酿把碳排放与贸易挂钩，征收所谓的“碳关税”，这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最具杀伤力的。
新华社首席经济分析师陆晓明指出，历史上科技革命曾引领经济发展先后进入机械化、电气化、电子化和信息化时代。这些突破性的科技成果都是为适应时代经济发展需求产生的。当今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无疑是传统能源的可获得性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正趋于极限。可以预料，下一场科技革命必然发生在新能源和低碳领域。在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的中国，通过抢占低碳经济先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更是紧迫的任务。
公报指出，“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这也意味着，在节能环保方面，“十二五”将面临着比“十一五”时期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势必将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而低碳经济所引导的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经济新增长点。从长期来看，更将为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扶持低碳产业本身能够吸引大量投资，尤其是可以有效启动民间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国际能源署在《世界能源展望2008》中估计，未来30-40年，全球每年投资低碳经济至少在5000亿美元以上，2007-2030年期间将超过26万亿美元。中国的新兴能源产业规划也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累计直接增加新能源产业投资5 万亿元，每年增加产值1.5 万亿元，增加社会就业岗位1500万个。
同时，低碳产业就业容纳能力强，创造的经济价值大。据了解，目前英国低碳经济及相关产业每年能创造超过1000亿英镑的产值，为88万人提供就业机会。汇丰(HSBC)研究指出，尽管全球出现了经济衰退，但全球低碳行业2008年的收入仍大幅增长了75%。预计到2020年时，该行业的年收入将超过2万亿美元。在中国，低碳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据估算，“十二五”期间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可达4万亿元。
除此之外，低碳行业的产业融合程度高，以点带面的发展方式可以形成产业集群。以新能源为例，环保设备、煤化工、洁煤燃烧技术、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建筑节能、节能电器等行业都有望从新能源产业兴起中获得发展契机，这些产业兴起后都将成为新经济增长点。
收入分配改革将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使经济具有内生动力
全会指出，“十二五”期间“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中国经济要向立足内需的方向转型，就必须找到拉动内需的关键点。事实上，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制度不尽合理，尤其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偏低、收入差距拉大是制约消费的关键因素。不改变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就不会有持续的消费能力。
因此，只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才能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从全会公报可以看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被提到了新高度：“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提出了具体的方向。
全会提出，一方面，“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
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居民收入还是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都将获得实质性地提升。专家预计，“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有可能与GDP保持一致;政府对医疗和教育的投入都将加大，覆盖面将更宽，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将相对减轻;对于最为压制中低收入者消费需求的高房价，调控也将成为常态，供给将得到有效增加。同时，对垄断行业的调控也将有实质措施，比如征收利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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