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迷雾重重的中国医疗领域，公众终于可以在这个冬天捕捉到春天临近的气息。
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的通知。该文件从放宽准入范围、落实优惠政策、加强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25条意见，旨在“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
这份给民营医院“松绑”的文件获得阵阵喝彩。有媒体称“民营医院新政抓住了问题命根”，亦有观点认为该文件“才是医改的真正核心”。其逻辑大致是，在公立医院绝对主导的局面下，只有新鲜力量的介入和壮大，才可能促使公立医院革除弊端、提高效率，进而实现中国医改的使命。
这份文件的出台，亦留下“公众主张、媒体追问、政策前行”的轨迹——多家媒体都用较大篇幅关注民营医院，呼吁有关部门落实2009年新医改关于“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政策。
这道轨迹在今年麻疹疫苗强化免疫、“面粉增白剂”存废之争等卫生事件中也可明显感知。可以说，2010年的卫生领域，公众“我主张”、“我认为”的声音日益响亮，这些利益表达考验着相关部门的智慧，也促使权力放下“架子”，重新审度公众的立场。
公民的声音
2010年，一系列公共卫生事件表明，公众越来越重视知情权的获得，并为捍卫知情权不断向权威部门、权威人士发起挑战。
麻疹疫苗强化免疫遭遇质疑。根据卫生部计划，自9月11日至20日，中国将对近1亿儿童免费接种麻疹疫苗。此次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是在短时间、较大范围内，针对所有目标儿童，无论既往有无麻疹疫苗免疫史及患病史，凡无麻疹疫苗接种禁忌证的儿童，均接种一剂次麻疹疫苗，并要求以县为单位接种率达到95%以上。
有网友随即发帖对这种大规模麻疹疫苗强化免疫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强化免疫接种未经详细论证，就改变了原有接种节奏，且对注射安全、疫苗质量等表示怀疑。
在近年“问题疫苗”事件频发的背景下，网民对麻疹疫苗的质疑令不少父母很是纠结。卫生部迅速回应称，此次强化免疫使用的疫苗，主要由上海、武汉、兰州和北京的有关企业生产，不使用进口疫苗，而国家计划免疫的疫苗不通过经销商，而通过疾控中心流通，疫苗质量能够保证，每个环节都有质量控制。
9月16日，卫生部、教育部发出通知，强调此次强化免疫活动以安全、质量为先，绝不能赶进度、下指标，要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进行，绝不能以各种条件和理由强制实施接种。换言之，强化免疫不是强制接种。
经反复释疑，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最终顺利进行。卫生部新闻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公众的质疑让相关工作人员一时措手不及，大家根本没想到花了大量精力做的这件大好事会遇到信任危机，但换位思考，也能够理解公众对疫苗质量焦虑等心情，这件事让大家对尊重公众知情权有了新的认识。
“面粉增白剂”存废争议。在9月12日结束征求意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里，俗称“面粉增白剂”的过氧化苯甲酰和过氧化钙，依然屹立于面粉处理剂行列。
由于被国际组织认可为无害，且改善了面粉的质地，能够使面粉增白，过氧化苯甲酰20多年前就获准进入小麦粉国家标准。近10年来，有专家认为该物质破坏了面粉营养，对健康存在潜在风险，一直呼吁取消。
据媒体披露，在“面粉增白剂”存废之争的背后，是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主禁派”被认为代表着大型面粉企业的利益，且可能受到国外进口面粉加工设备厂家的影响;“主存派”则被指与增白剂生产企业有染。
在过去有关“面粉增白剂”的争论中，一个显而易见，又被屡屡忽视的情况是，无论是“面粉增白剂”的使用标准之争，或是去留之争，消费者都未获得足够的话语权，一再缺席相关决策的制定。
2010年，更多的公众开始参与“面粉增白剂”的存废讨论，有人提出“专家哥，请把原生态食品环境还给我”的主张，认为“相对化学勾兑而生出的所谓美味，群众更留恋淳朴自然的麦香和原汁原味的甘甜”。
此种形势下，有评论指出，面粉中是否该添加增白剂，需要广大消费者的意见和声音，需要公众的充分参与和讨论，“这样才能作出符合民意的决策”。
10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食物强化办公室宣布启动“铁强化酱油”项目二期，进一步扩大“铁强化酱油”覆盖面。由是，“铁强化酱油”是否安全的硝烟又起。
10月27日，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振宇，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向“铁强化酱油”发起冲击，向卫生部提出两份信息公开申请，希望知道在决定“铁强化酱油”推广前，卫生部有无专家论证程序?有无组织实验?以及负责具体推广工作的机构自设立之日起的财务收支情况，有无捐助等。
11月14日，在“生态食品与化学添加剂公共决策——透视补铁酱油”座谈会上，多位研究食品、营养与法律的专家要求在政策制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显然，在“铁强化酱油”的推广中，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安全权仍未获得足够重视。
“超级细菌”与医疗过度
公众对抗生素滥用信息的获得同样较为缺乏。其背后暴露的过度医疗，虽已成为社会的流行词汇，仍未得到有效治理。
10月2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中国发现3例携带NDM-1(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1)基因耐药细菌病例，这是中国首次发现携带NDM-1基因的“超级细菌”感染患者。
此前的8月11日，研究人员在《柳叶刀》杂志披露，几乎所有抗生素都对这类携带NDM-1的超级耐药细菌束手无策。
事实上，“超级细菌”不是传染病，不会像甲型H1N1、SARS那样能够在普通人群中广泛传播，其主要传播途径是医院内感染。然而，由于其几乎“无药可医”，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一个共识是，此次“超级细菌”的祸首，乃抗生素滥用。抗生素滥用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人类在疾病治疗的过程中滥用抗生素;其二，在动物饲料中滥用抗生素。统计数据表明，世界上抗生素总产量的一半左右用于人类临床治疗，另一半则用在了畜牧养殖业。
应该说，抗生素滥用在全世界都非常普遍，但中国的抗生素滥用问题尤其突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抗生素在医院的使用率应不超过30%，而中国的使用率却达到70%左右。另据多位专家的调查推算，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约有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1%。
有关研究表明，虽然动物产品抗生素残留的量一般相当低，对机体的直接毒性也很小，但倘若长期食用，仍可在体内蓄积，进而对健康造成危害，如出现荨麻疹或过敏性症状等，甚至可能会因机体耐药性在不知不觉中增强，而在患病时面临无药可治的危险。
威胁还来自医院环节的抗生素滥用。在公立医院大多“以药养医”的背景下，抗生素类药品由于利润较大，且有“万能药”之称，合并用药、预防性用药的比例较高——而超时、超量、不对症使用或未严格规范使用抗生素，均属抗生素滥用。
10月1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公众慎用抗生素，对其坚持“不随意买药、不自行选药、不任意服药、不随便停药”的“四不”原则。14日，卫生部官网发布《专家解读耐药细菌知识》，再次重申“四不”意见。
然而，校正医生和公众使用抗生素的行为，难度巨大——包括抗生素滥用在内的过度医疗，已经是中国医疗界难愈的沉疴。
今年年初，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调查报告，认为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5月，中国的剖腹产率高达46.2%，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上限的3倍以上，居世界第一。有媒体据此认为中国剖腹产已经“失控”。
剖腹产本属具有明确医学指征时才能实行的医学手段，然而，倘若医生对医学指征的判断有所放松，指征的约束力就将降低，从而产生大量符合手术指征的孕产妇。
剖腹产飙升的原因被认为与孕妇或其家属“挑日子”有关，但另一个屡被提及的原因则是医院和医生“向钱看”——相对于顺产，剖腹产收费较高、耗时较少，且能带动包括医疗器材、药物、住院费等在内的相应费用，显然更符合医院和医生的利益。
除抗生素滥用、剖腹产失衡外，过度医疗频发的领域还包括肿瘤治疗、骨关节置换、支架介入手术等。有观点认为，中国医疗界弥漫着“小病大治、大病贵治”的不良风气，医生已经从“天使”变成了“生意人”——到处是没完没了的检查、越来越贵的处方、操控无度的手术。
新医改关键之役
显然，过度医疗的深层次原因系制度性原因，这也是中国自2009年启动新医改谋求解决的问题之一。
让我们回眸新医改一年多来的进展。据《人民日报》报道，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超过12亿，医保“保大病”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从已经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地区看，基本药物销售价格下降幅度平均在30%左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和93%的县级市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中央财政已投入158亿元用于实施6个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等。
可见，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既定方针，新医改各项工作已初见成效。然而，作为矛盾焦点的公立医院，其改革试点工作自今年2月才刚刚开始，这或许是社会难以体验新医改效力的原因。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透露，由于公立医院改革在财政补贴政策上一直不明朗，目前试点工作进展缓慢，如期完成试点的难度很大，尤其在公立医院改革方向上，仍然存在一些困惑。如“引入社会资本”是否可以在公立医院里实现?如果可行，当如何规制社会资本不从公立医院赚取利润或变相进行资本转移。如果不可行，又如何进行“公私分家”?在廖新波看来，“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是在一个地区里形成两个不同任务使命的竞争格局。“如果在政策层面不明确这个概念，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三年的总结必定进入挠头之困。”
针对目前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各显神通”的做法，廖新波提出，不应再盲目提倡“各施各法”，有关部门应明确公立医院的组织形式，多一些刚性的和同一方向的政策指引。“就像组织百米赛跑，发令枪响后，运动员都必须朝着一个目标方向跑，而不是弥散在运动场中，甚至跑向相反的方向，否则结果会很混乱。”
事实上，一些公立医院仍然按照原有逻辑继续着规模扩张。对此，卫生部部长陈竺在11月11日召开的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资源向城市大医院集中，导致医药费用不断增长，最终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公立医院的盲目扩张，增加了运营成本，给医疗质量和安全带来隐患，同时削弱了基层医疗服务卫生体系。
11月27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2010改革创新医院颁奖盛典”上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改革进展并不平衡。马晓伟表示，任何一届医院领导班子，都必须响应政府号召，克服困难，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在保持医院发展的同时，必须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可以预见，2011年将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之年。新医改能否在公立医院改革这一主战场上凯旋，无疑是一个重要看点。
而据财政部的消息，2010年1～10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70899.8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2536.02亿元，增长21.5%。借财政收入增长喜人的东风，来年的公立医院改革会不会乘风破浪?新医改各项工作又能不能披荆斩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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