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制定了二十字管理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表明，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徘徊，中国政府决心跳出“三农”抓“三农”，也就是说，不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全面分析和总结农村出现的各类问题和矛盾，理出头绪，对症下药，逐步、深入、全面解决三农问题。
从“农村保卫城市”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第一天起，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心就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这帮助城市居民获得了比农民更多的优惠政策，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艰苦时期，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高于农民。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得益最大的依然是城市，以至于外国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被归结为中国特色的城乡管理制度及长达四十余年的工农产品价格体制。对它们进行改革同时标志着改革真正进入攻坚阶段。
历史大转折的苦涩面
关于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原因，官方和学者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包括两点，一是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标志是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金，中央财政收入接近3万亿元，中国有足够的国力和财力来解决三农问题。二是中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将这一历史机遇期称为“历史拐点”。
人均GDP超过1000美金就要工业反哺农业，这是包括《资本论》在内的任何学说都没有解释过的新现象，能够解释的惟有中国国情。长期以来，为建立和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农民承受了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后果，建国后形成的城乡体制以及一系列配套设施、机构使乡村成为在地理上靠近城市，在发展上远离城市的特殊存在。这种尴尬和冷漠的管理模式不仅造成了当前农民子弟及农民工蜂拥入城的现象，还使农村出现了许多不利于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九点：
一是农民经济脆弱、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在政府和法律不能提供有效保护的条件下，农民的自我保护能力差。
二是城乡两极分化严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三是人身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生产安全和交通安全等公共安全问题也日益凸现。2004年全国煤矿事故造成6027人死亡，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四是农民增收难。中国已经有28个省区市全部免征农业税，农民多年来收入难以明显提高的状况得到初步改变。过去4年里，中国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6.5％。政府在支持农民增收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包括减免农业税费、进行粮食直补、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相关政策等。但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依然偏低，中国仍然有超过2500多万的绝对贫困人口，而且大都生活在偏远的山区农村。
五是看病就医难。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于其他社会经济事业发展，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矛盾较为突出，尤其在广大的农村显得极为突出。卫生部2004年底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48.9％的群众有病不去就诊，有29.6％的群众应住院而不能住院。看病难，就医难，药品贵等问题比较突出。
六是读书交费难。“十五”期间，中国在减免农村税费的情况下，加大了农村教育投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１９％，总规模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在广大农村，适龄儿童因贫困失学、辍学的现象仍然存在。高校收费额不断增长，贫困大学生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七是居住条件差，整体居住环境和配套设施差。
八是劳动就业难。据有关数据，中国富裕劳动力超过一亿人。
九是缺乏社会保障。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依然要靠家庭来解决，目前，社会保障机制还无法使农民受益。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如果没有将户籍迁过去，同样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国民待遇。与留在老家的人比，他们只是能在城里务工而已。农民工普遍生活条件差，抵抗各种风险的经济能力差。
经济学家眼中的新农村
在政府积极规划新农村时，中国的顶级经济学家也在规划和呼吁建设他们理想的新农村。在这些经济学家里面，最出名的是胡鞍钢和林毅夫。
胡鞍钢大声疾呼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农民”。他说：“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他认为这场制度革命的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发展差距，长期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等。这种不公平、不公正体制严重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此前，新中国历史上已有过两次“解放农民”，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解放农民”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使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七亿亩土地，免除了七百亿斤粮食的地租，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45％，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80％。第二次“解放农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采取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1978到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5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1.7倍，其增幅创历史最高。他指出，中国现在需要进行的第三次“解放农民”，就是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为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第三次“解放农民”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权利与职业培训机会；平等就业竞争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等。
他表示，政府还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植树造林、乡村道路网、乡村自来水网、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乡村公共电话网、乡村公共信息网等，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加速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胡鞍钢声称，中国进行第三次“解放农民”，其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无疑将促进经济高增长。
林毅夫也决心要搞一场新农村运动，呼吁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林教授的意图是促进农民在家电等方面的消费，通过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摆脱疲软局面。林教授称他的做法是“四两拨千斤”，很可惜，从他的策略很难预见农民穷的问题得到解决。
胡鞍钢主张的小城镇化建议，林教授并不反对，但林教授无法理解大量农民住在远离一亩三分地的地方，还要长途跋涉去种地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胡教授的小城镇化建设其实是前几年中国各地盛行的做法，这种做法虽然减少了农民的数量，却造成了更多的农民工和城市贫民区，造成了城市社会问题的加重。正是基于这种教训和对未来的思考，中国政府才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这种战略又被称为“后城市化时代”，也就是在农村地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富裕和农村全面发展。
这一次中国政府走在了经济学家们的前面，站的比他们高，看的比他们远。然而，胡教授提出的自由迁徙、居住权利，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权利的说法应该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农村，而是为留在农村的人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虽然社会制度与中国迥然不同。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与中国极为相似，如美国也是以农业开国的国家，也是从东部开始发达起来，也提出过西部大开发战略，也经历过“农业补贴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美国历届政府也为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农村问题的解决大费脑筋。这些相似点使美国的农业政策可供中国政府学习和借鉴。最让人兴奋的是，美国以不足3%的人口养活了美国100%的人口，还具备实力大规模出口，而且为了保持农产品价格，还不得不大量休耕土地。
从经济角度看，美国农业的成功应归功于大量资本投资和越来越多使用技术十分熟练的劳工。美国农民在政府的帮助下组建大型组织“农业综合企业”(agribusiness)。“农业综合企业”指的是与农业有关的整个生产经营的综合体系，从单个的农场主到生产农药的跨国公司，包括农业合作社、农村银行、农产品运输公司、商品经销商、农业设备制造公司、食品加工工业、连锁食品杂货店和许多其他企业。农业综合企业描绘了20世纪末美国农场的变化。
从政策角度看，美国农业的成功得益于政府的英明决策。美国政府在独立后不久就提出有关土地分配和使用的问题。从19世纪开始，美国政府就注意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进入二十世纪，美国政府为倡导使用新技术，建立了一定数量的“示范农场”，和地方企业、农业团体联手聘用一定数量的“示范人员”。1914年，国会将这一想法推广到全国，建立新的“农业发展局”，雇用人员在各地方政府设立办公室向农民及其家庭提供咨询。此外，政府还为农业提供大量补贴以保持农产品价格，引导农民种植新型经济作物。美国政策的一大特色就是制定规范的管理规则，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首创性，没有过度介入农业管理。
中国政府也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建立、推行现代农业，在推行的过程中，可以模仿美国为农业的发展提供配套服务，如信贷、销售、技术支持等，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链。
与美国相同，中国政府也热衷于产业示范，可惜有些沦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而失败。这是中国政府在推行现代农业中应该注意的事情。
过去几年里，中国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构想，现在又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应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也是对前者的弥补和充实。东北、西部和中部大多数地区依然是农村，农村搞得怎样，农民生活得怎样直接影响着这三大战略的实施结果。当这三大战略实施若干年后，中国政府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必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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