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将年轻女孩比作花朵，花朵之殁于青春期，是为花殇。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农村女孩“阿兰”，为了挣到一万元当小学教师的上岗费，迫不得已跟随着一个早年去沿海城市讨生活的女孩“阿桃”背井离乡，来到一座沿海城市挣钱。与阿兰同道的，还有几个同乡姐妹。在这座经济高度发达、观念很是超前的大都市里，她们“邂逅”了一些要么有钱、要么有权的男人。这些男人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对如花似玉的年轻异性抱有极大的“性”趣，而且他们手中都有“搞定”女孩的资源和能量——权利和金钱。在权利和金钱的强势诱惑和攻击之下，原本守身如玉的阿兰们，因为自家的贫弱，以及因了这贫弱造成的危机和尴尬——比如：阿兰的父亲突遇重疾，危在旦夕——而违心地“自愿”接受坏男人们端来的掺有春药的苦酒，接下来女孩阿兰死于艾滋病的故事则更加可悲。小说的情节，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作者肖浪根据自己的生活发现，敷演出一部洋洋数十万字的长篇，期间不乏一些城市生活场面的铺张和演绎，以及一些关于男女交往、交易的故事等等。从头到尾，我是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看完的。读罢，掩卷思索，四个大字倏然跳入我的脑海:绝命交易！不错，我自信地认为，本书所要昭示于我们的就是这四个字，四个血淋淋、泪淋淋的悲哀字眼！将一个女孩最宝贵的贞操去和一个男人手中的权力金钱进行交易，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是树倒猢狲散！不是吗？阿兰是这样，阿兰的几个姐妹也莫不如此。这样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沿海城市的人来说，已然是见怪不怪、司空见惯的事情。
诚然，《花殇》是一部虚构的长篇小说，但我从它的字里行间读到的，毋宁说是都市生活某一侧面的真实再现。在一些沿海发达城市里，这样的故事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这样的悲剧年年岁岁都在重演着。市场经济时代了，有需求就有供给，有贫弱者就有利用贫弱者以求一逞的权势者和为富不仁者。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中国人口的高速流动，致使城市人与乡村人有更高的机率相遇、混合、交往、“合作”。而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导致此两类人群即便“亲密接触”，却仍处于陌生敌对状态。其中，身份地位的悬殊是一道不可逾越也不言而喻的高墙。在小说中，有权有势有钱的好色的男人们和来自农村的无权无势无钱只拥有青春和姿色的女孩们（如“阿黄”和“阿兰”之间），在彼此相互依赖、相互渴求的关系中，开始了一种暧昧与敌意、粘合与分裂的奇妙结合。这种既简单也复杂、即悲哀亦快乐的人际关系，为作者书写都市人们的生态环境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事实上，在“濒海市”这样的生存地域里，如潮水般涌入的农村打工妹，如果她们不甘心于在流水线上挣扎，企图迅速致富，或者因家庭变故急需大笔资金“救火”，像《花殇》这样的绝命交易的发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用广东白话来形容，那是像“吃生菜一样的容易”！《花殇》所表现的，就是像阿兰这样的农村女孩到沿海城市谋生、赚钱、实现人生梦想的生活。这些女孩子来到沿海城市，都有非常切近的目标，那就是寻找更好的谋生方式。然而，意想不到的遭遇令她们起初难以接受，继而逐渐“想开了”：因为她们很清楚，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化和能力，想在这个城市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接济家庭的贫寒，几乎是杯水车薪、扬汤止沸。加之，“榜样”的力量是强大的；有“阿桃”这样的姐妹“致富”在先，以及她的颇具说服力的规劝，像阿兰这样原本十分传统思想特别单纯和幼稚的女孩，也不能不在家庭危难、对金钱极度渴求的驱动下，一步一步走向那早已为她张开的灾难之网，向淫邪的男人投怀送抱奉献初夜，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贞操与金钱的可悲交易。
如果将仅止于此的权钱色交易冠以绝命交易，恐怕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也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可是，问题在于，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公，社会地位的悬殊，像阿兰这样的来自贫困山村的弱女子，如果她不愿意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亲人因为疾病而消失，就必须要在极短时间内筹到一笔数十万元的巨款。而通过正当劳动和道德方式达到此目的，几乎与天方夜谭无异！摆在阿兰面前一个现成又省事的办法，就是向垂涎于自己的权势者“黄”出卖她的身体。看来，现在阿兰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她几乎没怎么犹豫就把自己卖给了那个当书记的“黄”！女人的贞操一旦失去，或者说女人一旦“想开了”，在强大的物质享受的诱惑之下，她便可悲复可叹地一路堕落下去。令她没有想到的是，“黄”在玩腻了她后，为了明哲保身，便和她断然分手。分手之后的阿兰又结识了一个姓侯的泼皮无赖，与“黄”在一起的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再难以维持，她又结交了另外几个无良男人，这几个色狼将她灌醉后轮奸了她。受此侮辱并感染上艾滋病的阿兰于是也“兽性”大发，开始实施她的报复男人的计划，先后把艾滋病传染给了松本等几个坏男人，自己不久也撒手人寰！一个罪恶的绝命交易在短时间内得以完成。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宗绝命交易，其实也从侧面有力地反证了一个结论：某些权势者、金钱富有者，如果将自己置于道德规范之外，其结果只能是一个：玩火者必自焚。
《花殇》的笔触是流畅的，全书充溢着一股阴暗气和神秘味。这是为小说所描述的特定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它像是一个噩梦，隐隐渗入读者的意识里，按照故事展开的时间顺序，自然而然地漂移过来。作者在描述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时候，并不刻意于刻画人物性格，更像是在使用一种灰暗的色彩作着一幅当代都市风尘的水粉画。小说呈现出一种宽松敷演的叙事风格，读起来舒缓自如，不无趣味。当然，本书也有其毋庸讳言的瑕疵。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指出的：“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我想，如果作者在某些场景、细节上含蓄一些，叙事语言再考究一些，立意思想上再锤炼一些，不要步某些流行小说的后尘，这部小说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有一首题为《石砌的马道》的诗，写出了诗人对诗歌结构、技艺、语言、经验承载力的自觉意识。其实，写诗也好，写小说也好，都是“技艺考验真诚”（庞德语）的功课。作者须将每个词语“像石头一样/放在你的思想前面/安放结实”；对词语的语义积淀做“偏移”时也应有自觉的分寸感，“放在时间和空间里”掂量。要将“银河里的圆石，迷路的行星”，组织成坚实的有意味的棋盘般的没晶体；要使“无主的马匹”，配上结构的鞍具，有方向感地行进，“岩石般脚步稳扎”；词语应有足够的生命体验的浸透，词语的石头应“遍体渗透了火和重量的痛苦”，使之既是事物，也是思想。只有这样，作品才会成为“石砌的马道”，坚实、硬健、优美地通向读者的心灵。《花殇》的作者在深圳从事民营企业工作，我想，他在经济交往中对都市生活的某些层面，有着独到的发现，进而发而为文，写成这部洋洋50万言的长篇，理当祝贺。终点亦起点。诚望作者肖浪再接再厉，写出新的更好的小说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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