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诺贝尔奖猜想”。
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强调，不论是哪国人，不论男女、种族、宗教信仰如何，只要他（或她）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就可以获得此奖。显然，诺贝尔没有将中国人排除在外。
诺贝尔本人规定的奖项涵盖五个领域，物理学、化学、医学或生理、文学、和平。1968年，增加了经济学。因此，要解答这一猜想，就必须从这六个领域出发，寻找中国最杰出的人物和成就，他们还必须具有造福人类的理想和成果。谁堪此任？
诺贝尔是1896年去世的，那个时代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工业技术及相关领域，所以诺贝尔设立奖项的时候自然多关照这一领域。当然，诺贝尔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设立一个奖项。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若诺贝尔奖中有农业奖，中国的袁隆平或许能获此奖。所以，就目前中国科研、文化水平而言，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获得诺贝尔奖，而是我们有能力获奖的领域没设立奖项。袁隆平虽未获诺贝尔奖，但他对中国、世界农业文明的贡献举世公认。进一步讲，对某个中国人而言，诺贝尔奖这个名分很重要；对整个中国而言，推动各个领域的发展，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一流业绩，造福国家，造福人类，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器”与“道”的区别，诺贝尔奖再高贵，充其量也是个“器”，诺贝尔本人及奖项本身所体现的创新、奋斗、不畏艰险困苦、造福人类的高贵精神和品质才是我们应该孜孜以求的“道”。
曾经，我们拥有此“道”，有了最了不起的四大发明；后来，我们失去此“道”，沉迷于权力之争，在中央帝国的陶醉梦中，渐渐没落、衰败，招致百年耻辱。
为造福人类而活着
诺贝尔去世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这场奇耻大辱为清朝的洋务运动画上了一个句号，历史留给国人无尽的痛思。日本人打败中国的武器来自西方，所有武器的核心成分——炸药是诺贝尔发明的，诺贝尔发明炸药借助了中国火药的帮助。固然，将中国战败的原因单单归结为武器或炸药是幼稚的，炸药、武器和军队体制的升级所体现的创新精神才是我们应该深思的。当创新精神被广泛应用到政治、经济、法律等国家各个层面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时候，国家才具备笑傲世界的资本。清朝显然被历史和现实束缚住了，无论怎样学，都学不过弹丸之地的日本。当日本的综合国力超过清廷时，该发生的总要发生，我们躲不开，这就是乱世弱国的命运。
诺贝尔发明炸药的故事，与其说是传奇，不如说是艰险。他做发明工作就像进行一场战争，随时都可能被消灭掉。在一次事故中，他成功地引爆了炸药，却招来了血腥的后果——弟弟死了，父亲被炸瘫了。他没有灰心，没有被鲜血吓住，为了确保安全，从邻居的纠缠中摆脱出来，他把实验室设在了一条船上继续他的伟大使命。死神每天都用邪恶的眼神盯着他，这一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让他无惧的是一个信念，造福人类的信念。他坚信炸药可以广泛地应用到铁路建设、矿山开采等工程上，在解放人类方面有伟大的作用。为了弄明白炸药是如何爆炸的，诺贝尔一直待在实验仪器旁，直到炸药爆炸，他眼都不眨一下。当黑云从船上升腾起来时，人们不约而同地猜测“诺贝尔完了”。在人们准备为他收尸时，诺贝尔满面鲜血地冲出来，兴奋地叫着：“成功了！”
然而，此时，荣耀还远远没有到来。诺贝尔最初发明的炸药，性能很不稳定，稍有不慎，就会爆炸。北美、欧洲等地，凡有诺贝尔炸药的地方，都发生过严重的爆炸事故，以至于有的国家一度制定法律禁止储存使用诺贝尔的炸药。诺贝尔毫不气馁，又经过几年的努力，发明了性能稳定的炸药。
与其他人止于发明不同，诺贝尔乘胜而进，举办实业。以后的故事耳熟能详，他自己也成了大富翁。当服务多年的男仆询问诺贝尔死后是否会给他一份遗产时，诺贝尔已经意识到必须立遗嘱了。他当时共有三千四百多万瑞典克郎（相当于现在的1.2亿欧元），据说他曾多次修改遗嘱，最多时也只打算留给亲属二百七十万瑞典克郎。很多人都不理解，诺贝尔也没打算让他们理解，毕竟不是每个人心中都能装得下整个世界。
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奖金用于激励在物理领域有最重要的发现或发明；有最重要的化学发现或改进；在生理学或医学领域有最重要的发现；在文学领域创作出最杰出的理想主义倾向作品；为民族和解、消除或减少常备武装、维护或促进和平进程做了最多或最好的努力。在这五个奖项中，文学奖与和平奖常受抨击和讽刺，因为政治的原因。李敖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脏，政治就是其中之一。有政治的地方，就会有麻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诺贝尔奖也难以完全自洁。这不是诺贝尔的错，也不是奖项本身的错，是社会环境的错。
诺贝尔安息了，人们永远记住了他。在后人羡慕、敬佩、感恩的眼光中，常常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对其思想和精神的关注。与他的创造精神和服务人类的高贵品质相比，诺贝尔奖真不算什么。
无论我们怎样镇静、淡薄名利，都难以抵挡诺贝尔奖散发出来的诱惑，就像国王必须拥有珍贵的王冠一样，大国和有进取心的民族应该努力去争取诺贝尔奖。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丁肇中不以为然，他去年12月份访问山东大学时说：“一个科学家不应该为名利而工作。”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善意地建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能在科研整体实力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拼，要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找到自己在世界的位置，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重点突破。
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秘书巴兰尼说，诺贝尔奖侧重的是基础理论，这样评是为了遵守诺贝尔的遗嘱，并不意味着搞基础科研就比搞应用科研更重要，如电脑、彩色胶卷等项发明，它们的作用就非常重要。巴兰尼一语中的。比尔·盖茨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他对美国、对世界的贡献不是几个诺贝尔奖牌能够衡量的。日本当年胆敢践踏整个东亚，不是因为它有几个诺贝尔奖得主，而是因为它有三菱、松下、丰田、住有等大批一流企业铸就的强大综合国力，它有一屡战地非胜即死的民族血性。推人及己，中国最需要的也不是诺贝尔奖，而是各个行业、领域的创新、创造、奋斗精神，一流人才实业报国的精神。如果上帝给我选择权，非要在十个诺贝尔奖与两个松下幸之助中作出抉择，我会要两个松下幸之助，毫不犹豫。日本前总理中曾根康弘不无自豪地说：“在国际交往中，松下是我的左脸，索尼是我的右脸。”有谁能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左右脸？
这许多年来，中国诺贝尔奖热出现过两次，都是在文学领域。一是李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二是旅法华裔作家高行健摘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方面称赞高行健“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国媒体对两人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对李敖是乐观其成，对高行健则批评瑞典方面有政治用心。据网上消息，前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以个人名义向高表示祝贺，朱总理的风范让人感动。
为全人类掌管财富
让诺贝尔流芳百世的是他自己，让诺贝尔奖誉满全球、历久弥香的是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人们。如果没有他们，诺贝尔奖没有今日的辉煌。历史经验和教训反复验证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善心、善款，若不加以有效管理，难以长久产生善果。
诺贝尔基金能够成功运作，得益于瑞典和挪威（根据诺贝尔遗嘱，和平奖由挪威颁发）的制度和环境，如廉洁高效的司法制度、职业律师制度、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基金会按照法律和遗嘱独立运作、严格遵照遗嘱小心谨慎地帮助基金增值等等。这些都保证了基金能够不断增加，并如诺贝尔本人遗愿应用到五个领域（1968年以后是六个领域）。
在确定候选人时，基金管理委员会有自己的一套严格而神秘的程序，目的是保证操作的公平。尽管有人不时以人际关系、政治因素等指责他们，任何人，包括批评者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克服了人类的普遍弱点，在人性限制的框架内，他们几乎完美的。如果他们还有什么缺点，那就是人类的文明水准还无法提供进一步的升华空间。
与诺贝尔基金会比，中国的许多基金管理相形见绌。在记者所能知道的事例中，许多有善心的富翁很担心善款的使用，以至于有人不得不专职从事善款分发。面对现实，善心无奈。至于将善款设立基金，并投资证券市场，没有人心里会蹋实。如果我们不敢承认这一点，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在学习诺贝尔精神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诺贝尔基金管理的经验，良好的制度和环境能够将个人的善心和善款放大许多倍。这也是我们需要的。
现在，中国人拿奖都喜欢去国外拿，科学方面是这样，影视也如此。去不了奥斯卡，至少去一下戛纳。尽管有人讽刺戛纳是为中国人开的，中国影视大腕们还是乐此不疲。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奖含金量高，没有内定，没有国内颁奖发生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曾记得，七八年前，有一个国内的著名歌手，提前庆祝自己拿到了某大奖，宾客盈门，甚是热闹，没人觉得羞愧。诚然，这类现象不是中国特有的，这不可以成为我们置之不理的理由和借口。荣誉可以用金钱来交易，人情能够左右结果，这不是一个文明、民主社会的风气。明知不对，为求心安，大家相互安慰：“人生如戏，何必太认真！”若遇上鲁迅，定会被骂个狗血临头。鲁迅不止一次愤慨：“为什么中国人就没有日本人那股认真劲？”他到死也不明白，又有几人明白个中缘由。
没有认真劲儿，没有持之以恒的认真态度，吃亏的最终是我们自己。难道不是吗？中国有哪个奖让全世界都垂涎欲滴，像奥斯卡奖和诺贝尔奖那样？
诺贝尔，一个伟大的名字；中国，一个焕发勃勃生机的文明古国，在过去104年，我们多次擦肩而过；在日后的岁月里，我们期待与你携手。人总有一点儿奢望，我们的奢望就是既把诺贝尔奖捧回国，更要把诺贝尔精神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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