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以农业时代的封建王权、工业时代的民主政权、信息时代的文化主权沿袭着文明的走势，当我一次次为版图主权的中国探谜文化主权中国的战略倍感疑惑时，我便到北京香山香炉峰顶看红日东出、看夕阳西下、看月亮悬空、看天上的云朵舒卷、看大地的花草开落，于是我便为这个大千世界而激动，由此，我庆幸自己从社会哲学《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和谐社会构建论》的视野走进了人本生存哲学《医道》的探寻，这是我对人类和善和谐的平的美好愿望。我期待《医道》能够启明自主创新的社会以人类智慧中的东方药师琉璃承载中国民族医药带动农业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向全球化世界输送生命健康产业、传播生命健康文化、主导人类生命健康安全，以儒释道医东方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文明融合的生命安全主权为意志，东方中国必将复兴于全球化时代。
当人类突然面临恐怖、海啸、地震、瘟疫、疾病乃至生存压力而感到惊惶失措时，童年的记忆便唤醒我对身国共治人本文明哲学《医道》的直觉。“识文断字方可为医；上可医国，中可医人，下可医病；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是萦绕耳边的母训，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安身立命的愿望。可是，中国人自从面对罗马文艺复兴便开始动摇我们籍以安身立命的根基，那么，当我们再次面对人类文明向全球化过渡的今天重振民族自信是否可能呢？佛教《法华经》上说：“诸佛如来，惟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通过《医道》使我们对人的生命及其生存的认知，那是整体中国人对其生命意义的寻找与赋予的过程。为了探寻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哲学，将触觉伸展到《医道》实在是中国医学中的养生、防病、治病思想与中国文化中的治国中庸之道有太多的因缘。《医道》以《黄帝内经》约成书于秦汉时代，它托名黄帝与岐伯的对话，它直接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心灵的和谐，自古以来它是人类关爱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的东方智慧，也是人类治疗疾病与瘟疫的灵兰秘典，这部人类的思想圣典直接影响了东方人类社会儒释道医等传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其集中阐述了人类社会天地人和谐的中正平和思想。
我以社会哲学的视角触及人类生存哲学《医道》，是为了突破西方西方文明冲击缺乏自信的现代中国人单纯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界限，使人类狭隘地依赖科学主义靠器械关怀生老病死的道德境界得以升华。我们知道100万年前灵长类动物的一个分支在与其生存环境的适应过程中逐渐进化为原始人，完成了“人猿相揖别”的划时代转折。原始人在与几百万物种间的激烈生存竞争中，凭借大脑渐趋发达手脚分工和逐渐学会制造工具并使火获得了较多和较好的生存进化的机会条件。语言的出现，促进了人类智慧的交流、发展和积淀，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必须征服自然界的信念由无意识变成人类强烈的集体意识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大约1万前，人类逐渐发明了各种技术，而这些技术在以后的岁月里竟像滚雪球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凭借于此，人类便荒唐的认为为成为地球的绝对主宰？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与当时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相适应的道德准则也发展了起来。尽管这些道德在原则和规范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但它们无疑都是从“人”出发的。一些社会或一定阶级坚持个人本位而另一些社会或阶级强调集体本位，这两大对立的道德体系，却以人是一切价值的尺度统一了起来。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人类社会始终是在“物竞天择”与“社会大同”这两个互相对立的社会行为准则之间摇摆不定，忽左忽右，由此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严酷的现实无情地揭开了温情脉脉的人性理论的轻薄面纱，使其顿显苍白。
当21世纪的人类眼光聚焦于经济疲软、战争威胁、文化恐慌、道德缺失、环境污染等等表象时，却忽略了表象背后的真实本质乃是人的身心健康危机；当人们忙于关注股市泡沫时，却忽略了真正需要人们予以正视和理解的乃是人自身的身心健康的麻木问题。人类自从依靠技术进步大幅度解决了生育存活率，摆脱了自然法则下的生存困境，似乎真的成为了大写的人。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人口爆炸给人类群体性的忽视公共健康而再次把人类推到一个新的困境之中。当人类的巨量人口遵纪守法增给人类群体性健康危机敲响警钟并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公共政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时，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和社会大同理念的过程中，如果只有口号而无法理解实际问题，口惠而实不至，而反而会加重社会的心态失衡。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复杂度很深，人类社会一度传播崇尚弱食的丛林法则，似乎物竞天择反倒占据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以人为本的历史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它是对人性的一次解放，突破了以神为本、以动物性为本、以资本为本、以官为本等种种历史桎梏，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当人类进入21世纪，在人口爆炸和人类自身的身心健康泡沫化又形成了人类发展的新困境之时，以人为本理念的前提亦随之动摇，其历史局限性已经露出端倪。时间老人一再提醒：任何理论的历史合理性都不能掩盖它的历史局限性。深刻认识“以人为本”的历史局限性，恰恰是倡导、落实和合理运用“以人为本”理念的可靠保障。今天这个世界人类生存面临的全方位危机，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目的和手段相背离的必然结果。综合人类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豁然开朗。一切为了人类的根本利益，这作为目的丝毫没有改变。但在手段问题上，我们应该服从理智，多一些自觉：我们只能通过注目于“天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强调“人”这个方面来真正实现人类的利益，这就是《医道》所承载的使命，《医道》以息心去欲、清静善性为宗义，它最终体现的是宁邦御民的治国方略。
在我即将出版《医道》之际，朋友给我捎来一本唐云先生著作的《走近中医》，叶新苗先生在《走近中医》的序言中忧心如焚的写道：“数十年来，中医经过与西医的碰撞和对话以后，其育人模式、用药思路、诊断方式、医理研究等已经越来越多地带上了现代医学的色彩。在这种形势下，中医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用动物和仪器做实验、搞科研，似乎就上档次，用西医理论、西医思维来研究中医、分析中医似乎就符合发展的潮流，在论文中运用现代的实验数据、统计数据似乎就是科学的象征。这些原本亦无可厚非，但这样一来，使得中医走上了一条日益西化的道路，越来越多的中医临床治病不求中医医理、中药药性，望闻问切为形式，疗效不显著，病人不信任，形成了中医现今无奈的局面，而在很多人眼里，中药西用、废医存药似乎成了中医最后的出路，诚可慨也。另一方面，很多从业中医者，初入门觉中医博大精深，一到临床，却又或多或少地否定中医，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西医理论来指导临床用药，直至行医数十年后，当年届四五十岁时才猛然发觉西医认识之偏、用药之弊，然后回过头来重新认识中医、研习中医和肯定中医，这成为中医界一个有趣的四十岁现象和五十岁现象。”读着叶先生这段文字，我不禁泪下，中国的邻国日韩两国在全球化文化的潮流中将汉方和中医药作为国家的文化科技主权战略在全球辐射推广，而中国的中医药界却对自己数千年的优秀文化科技生不起自信，那么我们的民族何以复兴？
人各有命，一个民族的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命运。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种种历史、种种问题、种种挑战，及至命运，生于当代的中国人如何自处？对于现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上一代人留下的并不是失败感，而是和平发展的基础与希望。少数精英或许能够申请做一个美国人，如果他失望于这种命运而且准备放弃。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能够，而且并不愿意。任何一个选择承担这种命运的当代中国人，纵使对祖辈的历史挫折有多少感伤，对祖辈的文明创造有多少遗憾，对祖辈的制度遗产有多少不满，都有必要问自己一个最底线的问题：前辈已经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庞大而丰富的国家，已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走向和平发展的可能，我们还要伸手向他们索求多少？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有处理时代难题的意志和能力，不相信中国本身就有力量，如果我们在全世界的人们都研究“中国和平发展”的时候，却甚至无法拥有在亡国灭种关头自主抗战的先辈们的那种自信和意志，无法相信可以自主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将是民族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代人！我们必须问自己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我们能不能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我们能不能做对自己和周边社会负责的人，我们的民族能不能在多元杂乱的全球化时代做一个有独立品格的硬朗的民族？一个对世界负责的民族，必然会有一种基本的抱负、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种硬朗的自我期待，那就是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一定要以自己的智慧参与界定世界文化与世界历史；我想，一个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成熟公民，也都会理解和认同这种抱负、责任与自我期待。#p#副标题#e#
那么，我们将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自我理解，什么样的国家主权资源和制度创设，什么样的自我实现，这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后发展国家的精英们很容易丧失对自己的历史传统和价值的信心，越来越缺乏为自身传统和价值辩护的能力；但是，精英又必须要为并不愿意根本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民众寻找到有效的现代认同方式，否则，一个时期的精英必然在下一个时期被边缘化。今天，中国的阶层已经到了突破这种两难困局的紧要关头。要害之处就是能不能拿出硬朗的自立精神，拿出融汇中西两种传统的努力和智慧，既不只依赖西方的资源，也不只求助于老祖宗的古典传统，而必须真正学好西方，特别是学会如何在几经起伏的中国历史上建立一套连贯的论述，真正把握西方发展现代性和应对现代性问题的核心经验，在中西传统融汇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具有普世性的传统，为历史带入的推动力量。人无自主则不能自立，国无自主则国不能立！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没有任何理由以一种懒洋洋的姿态进入全球化的大合唱，更没有理由选择歌舞升平而放弃自主的创造努力，而必须意识到民族文明发展贡献于世界的巨大潜力，意识到这一代人可以承担起的责任。正所谓：“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在全球化时代以《医道》精神构思中国的文化主权，不能只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而需要同时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也就是说，真正有效的国家文化主权总是具有某种普世价值意义的，不仅仅只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是其它国家的人也能承认的。所以在谈中国的文化主权以前，我们需要首先对现代社会共同具有的一些普遍特性作更深入的认识。我们要从现代社会共同具有的某些普遍问题出发去思考和发展中国的文化主权。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但我们现在对“现代社会”这个大问题研究得很不够，对现代社会的了解非常片面，这反过来导致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原有的许多正面价值资源。中国在目前人类的社会文明转型时期出现的生活、精神、思想、信仰的矛盾，实际也是全球各国普遍的现象，重新思考良性的全球化是全球共同的大课题。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积极研究社会主义传统，同时与全球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交流合作，共同致力于探讨全球化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各不相同，但其普遍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观念就是要保护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在全球化文明转型的时期全球都需要用社会主义理念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来调节、规范现在的全球化。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正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主权资源之一。中国必须在坚持中国现代社会主义传统和中国古典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古典文明的理念和价值是需要社会政治制度来支撑的，不可能凭空地存在。中国这套文明价值从前是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来支撑的，传统社会秩序在晚清就瓦解了。现在中国的古典文明理念和价值需要依赖中国现代的社会主义传统制度来支撑和保护。因为，中国现代社会主义传统同时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传统，是坚持中国 前提和先决条件。文化主权必须具有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文化创新精神都是普世价值，但各国的社会主义内容和创新精神内容则各不相同。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主权？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和中国的现代社会主义传统是中国最基本的文化主权资源。我们有以传统文化为主干的“儒释道医互补”的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我们有现代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可是，近年来我们不断地否定贬低甚至妖魔化自己的中国古典文明传统，而且，近年来又有相当强烈的否定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思潮。由此，我想如果否定了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又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那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呢？明确建立中国的文化主权的信心，就是深入继承发扬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融合儒释道医文明的深刻含义，也就是落实国家的信仰，这将是我们中国面对全球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伟大课题。
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曾这样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拂去古代——当代之间被悠悠岁月尘封的年代之雾，推倒横亘其间的心理壁垒，将古代史和当代史蓦然打通，将古代人和现代人从心理上拉近距离，一方面使历史的种种经验与教训、欢欣与遗憾获得生气勃勃、更具有清醒历史理发的现实感，另一方面则使当代事业获得深邃、庄严的历史感。这样，以往的民族历史、人类历史，永远为当代人提供智慧和激情、理性和力量。如果以往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那些令人们扼腕叹息的种种遗憾和悲剧。在新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在人类文明复兴到来时，我们中国人是否会运用良知和智慧，把民族历史的遗憾和悲剧化为新时代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勇气和决心，这只能等待人类历史的圣裁。自古我华夏就不违背天伦，不违背自然，且又能将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相信中国人在21世纪能以从容大气的胸襟，多元互补、和谐共存、以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为世界和平、为人类的繁荣和进步探索出一条道路，这是中国走向辉煌、为世界注入新生命的关键时代，也是呼唤英雄、成就事业、充盈着创造激情的恢宏时代。中国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国家、世界最富生命活力的民族，屹立在波澜壮阔的太平洋畔，放开胸怀给世界一个惊喜，还人类一个生命健康的愿望，赠地球一份生命安全的厚礼。我仅以这样的心智、静虑和深情试图通过《医道》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为文明转型的时期的人类找到和善和谐和平的希望。
希望，是全人类永恒的努力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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