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果然是大师。他到深圳讲人居文化，一下子就拉近了与深圳市民的距离。他说，他是深圳居住者，房子就在华侨城。一句最普通不过的话，居然让市民们激动不已，鼓掌，鼓掌，再鼓掌……
秋雨先生没有撒谎，我们的主编就在华侨城住。他证实，他和秋雨先生住得很近。秋雨先生在接下来的演讲中透露，他是许多城市的居住者，这使我一度怀疑，他是炒房族。有一点可以肯定，秋雨先生到其他城市演讲，透露是本地居住者时，市民也会兴奋得直鼓掌。
秋雨先生去过许多地方。在我的印象中，世界上主要名城、名胜、古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然，它们也留在了秋雨先生的散文中，以另外一种超越时空的方式存在着。秋雨先生感慨，我们的文化永远不可能脱离书面文化，能否考虑生态文化？
秋雨先生比较中国和欧洲后发现，双方的建筑最真实的反映了人们心理、文化结构的差异。中国人一提起建筑，首先想到的就是宏伟的宫殿、王陵、万里长城；欧洲人则是希腊神庙。双方文明起点不同，中国是皇权，欧洲乃神权。这是中欧建筑的第一个差异。皇权思想和神权思想物化为建筑就产生了诸多差异。中国进入秦汉时期，欧洲进入罗马时期，这一差异明显表现出来。罗马兴建了许多大型公共建筑，如角斗场、浴场、市场广场；同一时期的东方，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中国进入唐代，发生了“安史之乱”。从此，不仅唐代，而且整个中国历史，被撕裂成前后两个时期。中国建筑文化从宏伟壮观的时代进入了关注生活细节的时代。到宋代，中国出现了成熟的市场化建筑时代，这一点在《清明上河图》中有清晰的记录。同一时期的欧洲，进入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建筑是其中之一。巴黎圣母院就是中世纪的伟大作品。直到这时，欧洲建筑依然刻着神权思想的烙印。
在接下来的年代里，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文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所有研究建筑、艺术的人都不应该忘记意大利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有一个强大的家族——美第奇家族，他们是银行世家，不仅拥有巨额财富，还掌握了佛罗伦萨的许多公共权力。这个家族的人疯狂地追逐着艺术、建筑，培养、资助了许多一流大师，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都是美第奇家族捧红。美第奇家族的狂热感染了整个城市，经久不息。在那个时代，建筑是文化的核心，不仅贵族之间相互竞争，市民也竞相模仿，由此形成的家族竞争、全体市民竞争，推动了整个欧洲文明的发展。遗憾的是，中国仍停留在皇权思想的禁锢中，物化为建筑就表现为，按封建伦理、尊卑秩序形成的特殊人居群落。四合院就是这一思想的经典表现。与欧洲人明显不同的是，中国人对由等级观念形成的好、坏建筑心安理得。
清末民初，随着欧洲文明进入中国，“公共”意识逐渐为国人接受，中国出现了一些公共园林。在国人刚接受“公共”时，还是带着传统的身份或族群烙印。比如，在昆山有一处中国园林，明确表明“洋人不得入内”，与洋人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遥相呼应。
中欧建筑的第二个差异是建筑材料和理念不同。西方建筑用的是大理石等石材，中国建筑用的是木材。石材建筑经得起岁月沧桑，木材建筑则难以长久保存。所以，中国古代建筑保存下来的不多，材料是很重要的缘由。中国人有强烈的光宗耀祖意识，很重要方式就是重修祖宅。因此，祖父的房子传到孙子手中，就翻新了。秋雨先生进一步判断，“万象更新”乃中国的另一个民族习性。“更新”是中国古代建筑不能大量流传下来的另一重要缘由。
秋雨先生非常自豪地引述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名言：“从人类文明到15世纪，全人类的才能和智慧最集中的体现是建筑。建筑是人类集体写作的一本大书。”
秋雨先生感慨的说：“由于美第奇家族的作用，全欧洲第一流的大师都献身于建筑，创造了一批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而且带动了整个欧洲文明的进步。很遗憾，中国没有类似情况。中国有好的建筑，但看不到建筑背后的知识分子灵魂。时间一长，造成一种风气，大家纵情于书面，倡导一种轻灵的生活方式，忽视甚至轻视周围人的现实生活。”因此，我们知道白居易的房子叫“旅道房”，却不知它什么样。
秋雨先生含蓄地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不清楚生态环境对文化思想的作用。他说，过去上海人有严重的小市民思想，邻里纠纷多，从祖父到孙子，不知打了多少架。大家以为根由在思想上，于是年复一年的作思想教育，没什么效果。后来，石库房拆迁，有了自己的房子，石库房里的矛盾烟消云散，告别时互相拥抱，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捧。
有了住房，就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有了自由的居住空间，人们的自由向前迈了一大步，生活质量也大幅提高。实践证明，住房改善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条可靠道路。随着国家与个人建立信贷关系，人们的心态变了。所以，秋雨先生说：“我们选择住房，实际上是在选择生命的存在方式。”
知识分子强调内修、轻视环境，甚至以陋为美的风气，使中国人产生深深误解，以为恶劣环境出巨著。秋雨先生不以为然，他以曹雪芹、屈原、唐宋的诗词家为例反驳。
让我震动的是，知识分子脱离现实、沉浸于乌托邦的性情能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性格，以至于这个国家不能走出知识分子编制的框架，甚至对框架以外的东西，哪怕对国家有重大意义，也无动于衷。秋雨先生讲了一件事，似乎与演讲主题无关，却让人深思。他说，中美洲的一些学者一直寻找本地区落后的原因，找了很多理由，都不成立。后来，他们发现，罪魁祸首是本地区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爱国的名义反对国际化、全球化，以精英身份抵制市场化。他们貌似道义的态度误导了平民，耽误了整个国家。中国何尝不是。清末知识分子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对西方的先进科技看不懂、看不起，闹了许多笑话，这些笑话最终演变成中国百年耻辱。细细思量，当时的平民比知识分子更闭塞，为何？我想，错也出在知识分子身上。他们迷恋文论与权力斗争，束缚了自己，耽误了国家，误导了整个民族。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会知道，我们不只是在清末吃过知识分子的亏。因此，对知识分子的负面作用不可不警惕。
我自己也深有感触。在大三时，院里的一位知名教授演讲，大谈避世、不理世俗，居然博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掌声。我深以为忧，更多的学生将来要走上社会，面对社会的选择、考验、淘汰，天天沉迷于避世的人，自己都照顾不好，何谈成为国家栋梁？留在学校里的人，固然有足够的理由玩弄玄妙的东西，为人师表是要误人子弟的。所以，当有人喊出“文科病了”时，秋雨先生在不知内容的情况下也颔首称是，我也没看到内容，也深以为然。
这和建筑什么关系？建筑只是生活、实践、生态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冷落建筑的思想，反映了他们对生活、实践、生态的冷落，这种冷落会使整个国家付出沉重代价。
最后，秋雨先生回归建筑与城市规划，提出了几点问题：
一是国人需要处理好人居生态与城市规划的关系。人居生态仍是局部性的，没有出现完整的城市规划学者群体，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都有，历史欠债太多，行政干部任期限制等等。秋雨先生很生气，我们放任了许多低劣生态。他说，他不喜欢去印度，在印度旅行要穿越大量的贫民窟，拿着眼镜蛇的乞丐、裸跑的人，肮脏、贫困、……对于国内，秋雨先生积极赞成拆除“城中村”。在秋雨先生眼中，带有城市标志性的丑陋建筑是可恶的，它们毒害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习惯于丑陋。因此他主张讨论，让丑陋的建筑在舆论的压力下抬不起头来，然后“心甘情愿”被拆除掉。
我不能责怪秋雨先生，他只是个学者。我们不能让学者承担社会学家的作用。但是，秋雨先生忽视了一个问题，城中村固然不好，但它解决了异地农民、学生进入城市的门槛，为他们提供了低廉的生存条件。我也住在城中村，我也讨厌城中村的脏乱差，我也想住在华丽的公寓里，但是我没有钱，而且几年内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必须住在城中村，我现在有些热爱它了，有了它，我能在深圳这个高物价都市里活下去。“活着”是我目前的唯一选择。我渴望“选择生活方式”的那一天早早到来，我也期望像秋雨先生一样换城市居住，有空到各国名城转转。
二是高雅的建筑、社区、城市是单调的素色。秋雨先生讲了一个小插曲，他在塞纳河畔与一个法国学者的辩论。该学者去过许多唐人街，北京、台湾的两处故宫，很生气中国人为何喜欢泛滥的色彩。该学者抨击说色彩泛滥是低级的表现。秋雨先生不高兴了，提出两点理由辩护。第一，2500年前，中国哲学家老子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以此论证中国人是最早标榜素色之美的。第二，几千年来，只有一个民族用单色绘画，那就是中国。秋雨先生建议他们去日本京都欣赏纯正的唐式建筑风采，颜色素朴到了极点。
颜色泛滥始于宋代，清代达到极致。秋雨先生猜测和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有关，他们需要绚烂的色彩装饰，衬托暖意。
我不解的是，秋雨先生对该学者轻蔑的中国红，即故宫代表的中国红，没有辩护。从他的言谈中推断，他对中国红是持否定态度的。当然，接下来，秋雨先生，这位名贯九州的大学者，也会受到所有欣赏中国红的人们的否定。
三是构想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过去，这叫小资情调，我们在大学时还这样看。秋雨先生想，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最理想的？出门是会所，还是天天搞联欢。不过，他主张“文人宜散不宜聚”。秋雨先生很喜欢西班牙、意大利南部的生活，可以躲在小巷内喝慢酒，聊天；北欧的生活也不错，可以通过大大的玻璃窗看外面的风景，看漫天飞雪、行人匆匆。“文化是种素质，不是职业”，秋雨先生这样说。话说回来，理想生活方式应告知开发商，否则，一切都是瞎想。
有人问京沪深谁的人居生态更好，秋雨先生说：“就生活方式的人居生态而言，上海最好。从学术、思想角度看，北京最好。深圳也有独到之处，如她是移民城市，破除了传统建筑的伦理特色，张扬自由开放；社区文化更好；还有登山、高尔夫球等时尚体育休闲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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