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旅游城、足球城、服装之都等诸多美称而著称的辽宁省大连市，这几年因软件产业异军突起。从1999年以来，其软件产业销售收入和出口始终保持60%和78%以上的增长率，2005年出口3亿多美元，完成了成长期积累的历史跨跃，成为全市发展速度最快、最具国际化的新兴产业。大连也因此被命名为全国惟一的“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和“国家软件版权保护示范城市”。
高起点的“软件硅谷”应运而生
大连曾以重化工业而闻名，能源高消耗、产品低水平的传统产业占了很大比重。
1998年，时任大连市主管科技的副市长夏德仁，在国外考察和国内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大连具有的独特教育与人力资源优势、地处沿海的经济优势以及良好的产业环境优势和政策优势，认定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可以催生壮大以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高科技密度为特征的新型产业，实现新的增长方式转变。经过论证，市政府提出了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的构想，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软件产业的实施意见》。到了2003年，全市重新确立大连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发展思路，提出建设一个航运中心、四个产业基地的战略定位，其中，电子信息及软件产业基地建设排在第二位，显示了市委、市政府对此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大连软件产业从一开始就高起点开局。该市坚持国际标准，面向国际市场，提出把大连融入世界软件产业链，进而成为链条中的一环。
大连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人才，而政府是使软件人才集聚的最大推动者。市政府领导认为，软件产业链条很短，一头是人才，一头是市场，中间是企业，处于上游的人才素质，是决定软件业发展的关键。为此，市政府把人才战略作为发展软件产业的重要战略，积极创造良好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外地乃至国外的人才聚集大连。
唯一的“官助民办”软件产业基地
与国内各地软件园区都是政府出资创办管理不同，大连的软件产业园区是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中惟一以“官助民办”管理机制运行的园区。“官助民办”模式潜存有空前风险。成功则好，一旦失利，大连的软件梦想必然胎死腹中。经过一番审视，负责振兴大连软件的时任副市长夏德仁毅然走上革新之路，决心引入民间资本。
时任亿达公司老总、房地产开发商孙荫环走进了政府的视野。市政府看中孙荫环不仅因为他有资金，更考虑到他此前也有过和政府合作的经验。夏德仁给孙荫环递出橄榄枝：“老孙，做软件吧！”
粗略计算，亿达光前3年在软件园投入就要3亿元，而当时大连整个软件产业利润加起来都不够1亿元。这意味着，在没有任何产业环境的土地上建软件园，可见的是至少在3年内只能赔钱，不可见的是几个亿很可能全打水漂。更为棘手的是，全国软件园都可以靠出让土地价格来竞争，亿达却不能如此，它只能通过房租赚钱。严峻的现实需要孙荫环有很大的勇气来“赌一把”。
企业不赚钱，大连软件园肯定支撑不下去.于是，大连市政府鼓励孙荫环在园区附近开发住宅园区和商务写字楼园区，并让利不收地皮费，让他有资金回流，补偿做软件园收益。
政府的热情主动让孙荫环十分感动，他也看到软件园能发挥房地产业的长处。最后，他一咬牙说了声“我自己掏钱‘上’”，孙荫环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北方硅谷”成就日本外包市场
1978年6月，软件园开工当天，一个人悄悄地来看山、看水、看环境。事后，才得知此人是当今IT界大腕、东软集团董事长兼CEO刘积仁。孙荫环认为机会到了。1998年大年初三，孙荫环冒雪驱车赶往沈阳刘积仁家。刘被孙的诚挚深深感动，表示一定好好考虑孙的邀请。
这时的东软正准备在大连建立面向日本外包市场的桥头堡。刘积仁注意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竞争压力让日本企业急切需要降低软件外包风险，降低成本的途径。他认为，美国的外包成就了印度软件，对日外包或许就是中国的机会，至少应该是东软的机会。东软总部在沈阳，但每周只有一班到日本的飞机，而大连几乎每两个小时就有一班。并且，由于历史原因，在大连说日语的人很多。因此，刘积仁决定把对日外包桥头堡落在大连。
1998年初，大连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信息产业局，负责全市的软件产业和电子制造业的行业管理工作。在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共同推动下，大连软件园的供电、供水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很快得到解决。
1998年4月，刘积仁与孙荫环签订合作开发软件园的协议。6月，东软大连研发中心与大连软件园同时在由家村奠基。1999年，亿达为东软在大连承建的第一座办公楼落成，东软成为入驻园区的第一家企业。同年，大连软件园被命名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吸引了新加坡博涵咨询有限公司，这是入驻大连软件园的首家外资企业。
关键时刻，市政府出台了新的优惠政策：软件园招商第一年免房租，相关费用由政府掏。市政府及时出手的新政策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吸引了大量软件企业进驻。到2000年，入园软件企业达到56家，从业人员千余人，软件销售收入达到5亿元，并且东软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IT专业教育学府——东北大学东软信息技术学院。
“把小船绑在一起不可能成为航母。软件园不是让软件企业扎堆，而是要随着软件企业一起发展。于是，大连又提出做“北方硅谷”的口号。
对于“北方硅谷”的口号，当时有外界讽刺大连，“北方硅谷就是一栋楼，一栋楼就是北方硅谷。”
刘积仁像及时雨再度出现，他把好朋友、日本著名的未来学家大前研一推荐给了薄熙来和夏德仁。大前研一因为准确预测前苏联的解体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声名鹊起。
大前研一分析后指出，大连可以考虑自身的语言优势来做软件外包。他告诉大连人：“因为你们有5万人会讲日语，辽宁省有30万人。这些人才在高中的时候，就把日语当作第二外语来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人们大都只会英语，所以大连要利用这些优势，利用日语提供开发日本软件或经营数据录入或数据处理等业务，这就是所谓的BPO(即业务流程外包)业务。”
2001年，全国都在盯着欧美外包市场，大连瞄准刚刚起步的日本外包受尽嘲笑。大连软件园有限公司总裁高炜回忆道：“2001年，在参加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发展年会上，我第一次明确提出大连软件园要大力发展对日软件出口业务，其他软件园来的代表都是一脸的不屑。”然而，仅仅1年之后，在无锡召开的2002年年会上，大家开口闭口都是进军日本外包市场。
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和美国人一锤定音的交易方式不同，日本人做生意很小心。他们往往先给小单子，试试看，做得好就继续，不好就算了。而当时大部分的大连软件公司都是几个人、十几个人的小作坊，要想对日软件外包市场集体开花，企业很难有所作为。这时，开拓市场成了新的行业发展瓶颈，政府要放下架子替企业做公关、拉单子了。大连别出心裁地成立软件招商团。同年，现任市人大主任的李永金和副市长戴玉林分别三次带市信产局和软件企业赴东京专为软件业招商，最后一次竟然跨越了春节，他们也就在日本迎来了春天——市长做外包推销员的做法引起了日本投资人的好感和关注。
软件市长们没有白往东京跑，“对日外包门户”战略实施1年，大连市软件企业达到220家，2001年软件产业销售收入15亿元，出口额在2000年基础上实现翻番，达到3000万美元，85%的出口面向日本市场。大连的软件产业环境已然初具，软件园也就迎来第一个丰收年，以“松下通信”为代表的一批日资软件企业纷纷入驻，还吸引了像中软等面向日本做外包业务的国内企业。更不可思议的是，连印度最大的外包巨头Infosys也闻风而来 。而在此前，大连的一家代表团到Infosys访问时，印度公司对此并不感兴趣。
日本企业在大连的扎堆，也引起了其他做对日业务跨国公司的注意。2003年10月，IBM(深圳)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入住软件园。IBM亚洲副总裁告诉戴玉林，希望大连公司的员工数量能够在几年内达到2万人。IBM已然夸下海口，但他们愁这里没有足够的合格开发人员。
“我们招人，你做业务。”大连人向IBM开出了一张新支票。根据双方约定，软件园按IBM业务要求招人，并承担这些人的各项支出，IBM提供项目并培训他们开展业务。项目结束后，IBM自己留下合适人选，其他技术人员交由园方安置。
比起IBM来，美国通用公司给大连人带来了更大的考验。得知通用有意在大连扩大规模、重新选择办公场所发展信息服务业务信息后，大连软件园马上与对方取得了联系，并邀请当时通用在华负责人实地考察。挑剔的美国人极为周密、谨慎，仅仅为了确定是否交通便利，他们不仅要专门论证，还特别请人试乘公交车，以考察来回时间和交通状况。为留住大企业，软件园进而向公交公司提出，“我来建停车场，你负责增加公交线路。”
新的问题接连出现,通用公司谈判要用英语，文件要用英文。不仅如此，怎么装玻璃、建筑风格等等情况，美国人都提出明确要求，而很多要求已经超过了大连软件园当时的水平。
大连软件园最终使出了狠招，通用要什么样的楼，软件园就掏钱盖什么样的楼，盖好后以租赁形式提供给对方长期使用，并保证按照标准提供配套服务。软件园这种“以租定制”构想深深打动了通用决策者，双方很快达成了初步意向。大连软件园的人最后总结说，与其说是通用选择了软件园，不如说是软件园选择了通用！
在IBM和通用公司的影响下，更大批的境外企业来了。截至2006年上半年，大连软件园已成功引进软件企业340多家，其中42%为外资企业，包括早期进入的IBM、通用、惠普、松下、诺基亚和索尼等世界“500强”企业30多家，CSK、欧姆龙、阿尔派、FTS、古野电器等众多日资软件企业，他们甚至带来了自己的客户企业。
在给国外企业打工的同时，大连本地的软件企业也逐渐成长起来，产生了华信计算机、海辉科技等本地知名软件出口企业。
打造大连新的国际品牌形象
“我必须亲眼去看看大连，中国的班加罗尔。大连不仅在中国很出色，摆在硅谷也会十分抢眼，有宽阔的林荫大道，美丽的绿色空间，林立的大学与技术学院，庞大的软件园区……” 被荣获《金融时报》与高盛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详细地描绘了他眼中的大连软件外包业。弗里德曼所提及的“软件园区”，就是大连软件园，它正成为大连新的国际品牌形象。
在从北京市区通往首都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旁，“大连，中国IT外包中心”这块巨大的广告牌，张扬地向路人展示着大连的新面孔。而北京主管科技的前副市长范伯元据说曾被这块广告牌震动过。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在中国增长最快的对日软件外包市场，大连拿走了将近一半。
大连，1998年的软件业销售收入勉强凑够2亿元，到2005年，这一数字突破100亿元。在中国，只有10个省市超过了这个数字。1998年，大连软件出口还没有开始统计，2005年，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3亿美元…… 2005年，一场并购将大连软件外包“三驾马车”之一的大连海辉推到了聚光灯前。海辉软件、天海软件和科森信息通过战略合并组成海辉集团，一跃而成为我国提供最全面IT服务的企业和最大的IT外包服务提供商之一。更让大连软件一举成名的，是每年在这里举办的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以下简称“软交会”)。被称为“软件市长”的大连市市长夏德仁曾说：“软件外包为大连印了一张新名片。”此前，大连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足球城”和“时装之都”。
未来的大连软件
按照大连市规划，5年内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将成为大连第一大产业，让大连力争成为新的“世界办公室”。 基于此，为进一步扩大软件产业规模，大连市政府在2003年启动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建设，大连软件园二期作为核心项目已经率先启动。大连软件园二期工程规划总投资愈150亿元，将遵循“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的原则，重点建设软件开发区、技术研发区、信息服务区、教育培训区和大型企业专属园区等产业区，并按照国际水准建设公共服务区、通信技术服务区、商务会展区、高档住宅区和滨海休闲公园等配套服务区。
而作为具体推进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的建设，2005年2月，大连又与新加坡贸工部裕廊集团旗下腾飞公司建“腾飞软件园”，以积极跟进国际IT市场变化，优化信息服务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在软件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中发挥已有优势，争取涉足更大市场空间和更高技术层面，壮大产业规模，建设以人力资源为导向的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成为东北地区在信息服务方面最好的城市。大连市预计，到2012年，大连市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总产值将达到800亿元至1000亿元，其中软件出口35亿美元，总产值占大连市GDP的1/6左右。 “大连试图通过发展软件产业和信息服务业，能够走一条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高科技密度、高信息密度的产业道路。如果大连能够在软件产业方面走出一条道路，那么对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借鉴，大连想做一个探索。”夏德仁说。
不知道是软件外包成就了印度的班加罗尔，还是班加罗尔让软件外包受到了全球产业界重视，两者之间紧密的承接关系已无法剥离。这等同于大连与软件外包的关系，并且大连已经走上发展软件外包之正轨，打造出一条不同于班加罗尔的新型外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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