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发改委公布了10月城市食品零售价格监测情况，在监测的31种产品中，近80%价格上涨，与9月相比，共24种产品价格呈不同程度上涨，约占统计总品种的80%。食品价格上涨，让“巧妇”们的厨房生涯越来越艰难。
小雯本是深圳一位普通主妇，可因为物价上涨的原因把她这样的深圳主妇逼得越来越“精明”。深港两地的物价落差越来越大，在深圳卖2元一包的食盐，香港超市卖1.1港元，折合人民币才9毛多;红富士苹果深圳已卖到6元一斤，一个差不多要4元钱，而同样大小的苹果在香港10港元能买4个;深圳的鸡蛋已经涨到9毛钱一个，而在香港惠康超市23港元就能买30个，折合成人民币一个还不到7毛钱……不只是小雯，笔者身边的一些朋友近来大都喜欢到香港购物。而这番“南下”消费的浩荡场景，与几年前香港人“北上”扫货相映成趣。是香港的物价降了，还是香港人的消费能力下降了?都不是，答案只有一个，深圳的物价涨得太快了。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CPI屡创新高，恩格尔系数强力反弹，直接导致民众生活富裕程度下降。但这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贫穷程度在增加”则没有明讲，不过，进步在于终于承认了通胀的现实。过去，一些官员信誓旦旦地否认通胀，还有人认为通胀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拉动内需物价就要上涨。可通过较高的通胀保持经济增长，最终老百姓要承受额外的负担。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坦言，“过去30年，我们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论断的数据支撑是，2009年中国的GDP是1978年的92倍，以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计， 2009年的60.62万亿元是1978年的859.45亿元的705倍。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众为经济增长承担了相当大的成本。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居民的收入背离，让民众切实感受到了生活压力。
判断一国之经济是否正常，不妨观察其食品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19年，美国还像我们一样是“新兴市场”，普通美国人需要工作2小时38分钟才能买到3磅鸡肉，如今成了“超级大国”，买同样的东西只需要工作15分钟。1929年，美国人把可支配收入的23.4%花在食品上，到1975年，这一数据降到13.8%，到2000年，已是个位数。如今，德国的这一数据是11.4%，法国、日本、韩国是14%，巴西是24.6%，中国目前则是39.4%，远远高出发达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削弱了民众的幸福感。有经济学家认为，过去10年，中国居民收入经历了真正的“失去的10年”，物价自2005年开始失控，加上居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更让普通民众的生活捉襟见肘。
物价飞涨的直接诱因是货币超发，以货币超发促经济发展，只会导致收入分配格局继续恶化，导致小雯这样的家庭主妇更难打理日常生活。所幸，“十二五”规划转变了发展思路，抛弃了以高物价促高增长的路径，要求努力使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财富中的分配比例。如果能实现这一转变，小雯们再到香港购物，也许就是另一番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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