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动力结构——由资本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理论的重要性往往表现在它所体现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上。
因此，人们越来越关注到经济要素的重大变革或转换，已经成为划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不同的动力结构。哈佛大学教授波特尔的经济波段理论就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阐明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要素的重大变革或转换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是要素驱动的经济，这种经济类型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基本的要素，如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等；二是投资驱动的经济，这种经济类型一般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间，生产的效率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三是创新驱动的经济，这种经济类型一般在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企业能够推出创新的、处在全球经济前沿的产品，经济中存在强有力的、支持创新的制度和激励，产业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竞争的优势主要来自于创新产品在全球的竞争能力。
深圳的发展面临了要素投入的方式转变问题，当城市和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面临由于资源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水资源等一系列资源的限制而造成的难以为继，现在最好的选择办法就是改变要素的投入方式。
目前深圳的发展正在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问题，深圳人均GDP很快就要超过10000美元，说明深圳市具有由资本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过渡的前提条件。工业革命时代的增长方式主要是建立在资源型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在科技革命时代则是建立在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使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不断提升。因此，要更为注重科学和技术资源的投入，如品牌、标准、质量等软性资源的投入越来越成为当今时代城市和企业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二、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型
多年来，我们走的是一个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它的优点是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迅速扩充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社会和产业资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我国开始调整经济增长战略：以更加注重扩大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来逐步取代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北京大学的有关研究表明：“十五”时期，随着多年积极财政政策累积效应的释放，投资率不断攀升，消费率则持续下降。在此时期，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42.6％，消费率则从2001年的61.4％，迅速回落到2005年的51.9%，在投资的推动下，经济增长加快，GDP年均增长10.1%。从贡献率看，投资贡献率迅速回升，消费贡献率则持续下降。这一时期投资贡献率平均为50.5%，消费贡献率为36.9%。可见，在“十五”期间，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来驱动的。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而且会导致以下几种不良后果。比如导致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容易引发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导致银行呆坏账增多，加大金融风险；增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并导致居民之间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降低国民的福利水平等等。
对于深圳而言，作为相对发达地区，应当尽快形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尽快结束经济发展初期的粗放型开发模式。深圳要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需要经过一个相应的过程。但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努力创造条件，加快这一转变的历史进程，并在全国率先形成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培育不同层次的大众消费群体。可以通过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来进行，如通过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继续完善教育、文化、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加大政府对上述事业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发展消费信贷。要适当降低消费信贷门槛，如首付款比例、还款期限和利息等，以便更多的居民能够达到消费信贷的标准；同时，倡导现代文明消费观念，增加消费的文化内涵，提高居民生活的质量，引导居民时尚消费。
三、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
2006年上半年，深圳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561亿元，同比增长13.5%，而同期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1416.8亿元，增长14.4%。这是深圳自建立特区以来，GDP增长速度首次低于广东的平均水平。
当前，深圳正面临着由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向“后工业经济”时代的过渡，而现代服务业在这个过渡当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深圳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提升中心区现代服务业”的规划要求，以“强化特区内现代服务业主体功能区的综合服务功能和持续发展能力，以知识型服务业为重点，消费性服务业为基础，生产性服务业为支撑，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特区中心区服务全市发展的辐射和带动功能。到2010年，特区内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80％左右。”
这是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动、调整和提升，也是深圳特区迈向“后工业化”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工业，特别是工业中的制造业，历来被誉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工业比重的下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后工业经济”时代尤其如此；因为当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70%以上时，则表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运行的方式、过程、比重和内容体现了更多的信息化与服务化。
与工业变动趋势相反，当服务业比重迅速上升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放慢，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关系成为一种负相关关系，即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增长存在着相反的变动趋势。这是因为，现代服务业主要是作为非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与工业主要作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效果，因而现代服务业的主要任务是吸收“剩余”，而创造“剩余”的能力远不如物质资料生产部门。这些已经被相关的研究所证明。
特别是以现代服务业为高比重的“后工业经济”时代，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方式，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挥其产品的垄断性、创新性和外部性等特征，对非生产性经营活动增多，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抑制进行效率、利润、高成长性、高附加值的补偿。总体而言，无论国家还是地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本上取决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规模经济和市场扩散的基本能力以及所体现的综合竞争能力。使深圳特区能够在“十一五”规划末期顺利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实现城市经济时代的重要转型。
四、深港合作模式——由经济一体化向共建国际大都会跨越
经济一体化的实质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规律，生产力的国际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国际化，而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则要求各经济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但就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发展阶段和组建形式而言，又具有不同的层次、功能和特征，如单一商品一体化、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的经济一体化或政治一体化则是最高的终极形式，并具有超国家的性质。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六个层次的一体化概念当中，前面三个层次均属于各个主权国家和关税区在有限开放条件下的一体化衔接，因为这种衔接必须限制资本与商品的流通，并以海关和关税方式进行控制；而上升到了“共同市场”层次，则突破了上述条件下的一体化水平，并力争实现在更加开放条件下的一体化衔接，因为只有这种衔接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其在经济学上所体现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引起了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全球市场的重新融合、生产力的链状布局与商务流程的重构带来了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以国际化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或城市群，已经成为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基本单位，也逐渐成为各国各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比如世界当代资本主义呈现的世界三大区域集团鼎立的局面，最高级的国际化城市分别由其最强的核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扮演，并作为全球化市场的资源配置高地、资本积聚高地、人才荟萃高地和科技信息高地，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撰文指出的那样：“新的特大城市是世界经济的真正组织单位，他们产生大部分的财富，吸引大多数的人才，占有最大份额的创新。”
中国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举世瞩目，中国需要在世界市场上更多的竞争力和制订规则的话语权，中国需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国家代表队，中国更需要建立国家代表队的战略规划和制度安排。
深港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模式“特大型国际大都会”正在被世人所揭示。著有《创新阶级》一书的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最近撰文指出：“新的特大城市是世界经济的真正组织单位，他们产生大部分的财富，吸引大多数的人才，占有最大份额的创新。”佛罗里达特地和地理学家合作，以卫星观测夜间城市灯光并惊异地发现，地球上目前夜间灯光最亮的地方之一就是中国华南地区的香港和深圳，并且断言这是一个新的特大城市将要出现的先兆，他甚至给了灯光连成一片的两个城市取了一个名字叫“香圳”！
正如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认为的那样，目前无疑是加快深港合作的适当时机，深港应当联合打造“特大城市”，在推进亚州区域合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催生区域内一个重要的国际化大都会，不仅其经济规模相加执全国之牛耳，而且功能齐备、设施完善，作为亚洲首要的国际大都会，深港两地拥有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2000万人口，足以与北美、西欧的大纽约、大伦敦相媲美。
五、城市经济转型——由制造加工基地向总部经济集群升级
总部经济具有十分明晰的战略作用和经济价值：总部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它将最大面积地占领市场，最广范围地配置资源，最小规模地投入成本，最大限度地创造效益，最高水平地防范风险；总部经济的最佳模式（或说是规模方式）是跨国公司，它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推波助澜者、利益最大化的享受着，同时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合理避税、内部贸易、成本最小化的利益获得者；总部经济总是应用企业内部价值链并基于区域比较优势原则，在不断优化的前提下，在不同区域进行空间布局的表现形态，运用统一的信息平台，获取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之间的最大利益和差价；总部经济还通过战略决策、配置资源、占领市场、技术研发和资本经营，总是在不断地创造更新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和商业营运模式，并不断促进其组织模式的集约化和规模化。
目前“深港总部经济圈”正在形成。香港经济成功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总部经济对加工制造的替代，如果说，80年代香港对内地转移加工制造业是非理性地发展总部经济，那么从90年代开始香港发展就是有理性地发展总部经济。这一发展模式正在深刻地示范深圳地区。
CEPA的出台进一步加强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CEPA出台仅仅一年，由于深化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导致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机构创出新高。根据香港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截至2004年6月1日，香港以外注册公司驻港地区总部共有1098家，驻港地区办事处共有2511家，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3.7%和12%；至2005年，驻港地区总部共有1167家，驻港地区办事处共有2631家，分别比上一年增长6.28%和4.77%。到2006年6月1日，上述数字仍在增长，地区总部达到1228家，地区办事处与当地办事处则分别达到2617间和2509间。
对于香港而言，不仅说明香港仍然是跨国公司理想的营商中心，CEPA 出台以后，香港作为进入内地零关税区已经引起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同时说明总部设在香港，可以更大规模地占领内地市场并配置内地资源，从而进一步发挥总部经济的调控作用。
对于深圳而言，由于总部经济所具有的辐射性、共赢性特征，将使深圳进一步面对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自我提升，进一步抓住引进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区域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的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深圳CDI的有关研究，深圳的总部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总数已达到350家左右，其中港澳台的总部企业大约占20％，外资总部企业大约占18％，其它则为内资和本土的总部企业。可见深港将有机会形成新的集聚效应与跨国公司投资的蜂拥效应，成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更大规模的集聚地和营商中心，从而巩固香港作为东方明珠的国际性中心城市地位，并使得香港与深圳能够进一步互动式发展并形成总部经济圈。
六、持续发展模式——由单纯经济主导向三维平衡互动发展
深圳二十多年城市发展的历程，不仅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一个缩影，而且经历了相当于国内外不少城市几百年所经历的过程。但是，在城市快速的发展进程中，单纯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引发的问题，对我们带来的制约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深圳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因此，如何科学地整合和综合利用各类资源、如何促进政府城市管理职能的有效转变、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就成为当前我们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可持续发展理论无论是作为科学概念，还是作为发展战略，它都包括以下内容：强调生态文明和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认识基础；注重整体观念和未来的发展取向，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时空把握和行为准则；发展的关键在于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战略；要求相应的政府行为、科技能力和公众参与，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操作方式和运作模式。
我们需要深入把握的是：可持续发展是追求经济、社会与生态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观念，它不是某个单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或简单相加，而是经济、社会和生态辨证的三维统一；同时可持续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的是要以整个人类的利益为本而不是以局部意义上的个别人为本，并区别于掠夺自然、征服自然为特点的极端的人类主义。
可持续发展要从无节制的盲目开发转向有序的理性发展，要从单纯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全面发展，要从人与自然的失调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要从忽视社会体制变革转向以社会体制创新为动力的发展。
因此，21世纪的中国城市管理正在从“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环境共同主导型”转变，使得城市形成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生态平衡的状态，由此而获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七、对外开放政策——由体制改革向创新体制建设方向深化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五周年了。
深圳入世以来对外经济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外贸易和进出口贸易总额均呈历年增长之势。根据海关的有关统计，2005年全市进出口总额达1828.17亿美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是1979年的3795倍，平均每年增长37.3%。其中出口总额1015.18亿美元，是1979年的4006倍，年均递增37.6%。
2005年，深圳的对外贸易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表现在，外贸出口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15.02亿美元，比2004年净增236.6亿美元，日均出口达2.8亿美元，实现了深圳对外贸易的历史性跨越。
2006年，深圳市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2374.11亿美元，同比增长29.9%。其中出口1361.08亿美元，增长34.1%，占全国出口总额的六分之一，占广东省出口总额五分之二；进口1013.03亿美元，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24.6%；我市2006年进出口、出口和进口三项指标增速均呈现出全面快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在注重进口的同时，出口总额继续在全国大中城市位居首位，取得了“十四连冠”的佳绩。2006年，深圳进出口贸易总额较之刚刚入世的2001年增长了346%，而且，深圳入世五年来的进出口贸易年增长率均大大高于本地GDP的增长率。
尽管对外经济贸易已经面临越来越强的竞争对手，困难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如何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是深圳市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加注重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有效地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同时要优化外资投资结构，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出去；用高新技术和实用技术改造优势传统产业，促进和引导加工贸易型企业顺利转型，大幅度提高高新技术产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比例，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经济结构的内涵。
但是深圳作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前沿城市和重要进出口基地，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摩擦多发区。贸易摩擦在深圳各行业均有不同程度发生，到目前为止，深圳所遭遇的境外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涉及的行业包括自行车、彩电、木制家具、鞋类、塑料制品、玩具、电子产品、机械、紧固件产品、白炽灯、纸巾类产品、烧烤架、木地板、纺织服装等。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过渡期的结束，深圳今后引进跨国公司与外资应该采取新的政策和策略，应对贸易摩擦和面临的产业安全保护、贸易救济工作任务将十分繁重，尤其是在服务贸易领域开放上，在合理应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游戏、参与多边与双边贸易体制建设方面还任重而道远。
八、区域发展框架——抓住CAFTA与CPC通道经济机遇
东盟十国，总面积约4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3亿。东盟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亚洲和大洋洲、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是东西方商业航线上的咽喉要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供给线之一。由于东盟十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又由于东盟十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源结构、文化习俗、社会风尚具有相当的共性，在发展过程当中越来越深刻地显示出经济的互补性和共同的政治诉求，使得东盟国家对一体化问题开始由冷淡回避到逐渐明朗并趋向积极，东盟各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为对外经济合作创造了外部条件，东盟各国经济持续的快速增长又成为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平的内在驱动力，东盟十国加速迈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当前，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PECO（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CAFTA（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这三大具有战略意义高度的政策体系，已经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并成为类似通道般连接的南北经济大动脉，被学术界称之为“C-P-C通道”经济。并且，这一经济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经济效果越来越明显清晰，战略意义越来越不可忽略。
“C-P-C通道”经济突显了流量经济的整体效应。通道经济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流量经济，流量经济包括在区域和城市中流动的各种生产要素，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等，这种不断流动的经济支撑了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高速发展。并且，这些资源和要素的流动性越强、规模性越大、开放性越好、协调性越强，那么产生的经济效果和倍数效应就将越好。
显然，“C-P-C通道”经济就突显了流量经济的整体效应。流量经济不仅是一体化经济时代的特色经济，而且已经成为当代获得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和运行质量持续提升的基本前提。
CAFTA（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使得中国与东盟、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成为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0年东盟和中国联合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一个拥有近20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总值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市场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将出现在世界东方。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使东盟向中国的投资增加48%，使东盟的GDP增加0.9个百分点；使中国向东盟的出口增加55%，GDP增加0.2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会大大增加。根据麦肯锡的一项研究，一旦东盟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整个区域的GDP将增加10%，商业运作成本将减少20%，这意味着东盟整体GDP将会每年增加500亿美元。东盟加上中国，则成为世界除欧盟、美洲自由贸易区之外的第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联合体。
“C-P-C通道”经济体现十分清晰的战略价值。有关研究认为，将CEPA、PECO和CAFTA连接起来，目的就是要形成泛珠东盟经济一体化态势，并促成东盟向中国靠拢，达到国家政治取向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双重效果。中国与东盟、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经济一体化来遏制政治的单边化和军事的强权化，通过经济、政治、军事的多极化来赢得世界性的和平与发展，并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时发展与东盟和东亚的经济合作又是深港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走出去的必要内容，从而将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叠加起来并获取战略价值与发展机遇的叠加效应。
当港澳、深圳与珠三角地区成为“C-P-C通道”中一个新的地理空间的中央节点，作为一个重新组合、辐射内外的大型城市群和国家代表队，其经济总量、经济能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第一经济增长极，港澳深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扩张、金融辐射与物流布局、商品吞吐与技术输出，不仅能够寻觅到新的市场与新的商机，而且又一次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要素配置效应和巨大的空间扩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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