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小时工作制，正与我们渐行渐远
一天8小时工作制，本来是职场规则之一。8小时工作制曾经带给人们种种惬意感受：8小时之外，关于工作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不考虑，老板的电话可以不接，客户的饭局可以不去……然而，现在这一切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8小时工作制正在成为许多职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梦想。
有人曾对现在IT业的8小时工作制提出玩笑性质的新解：白天8小时工作制。他们说：“不错，在白天是工作8个小时，而到了夜晚，等待我们的是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但那已不属于‘白天8小时工作制’的范围了。”
高级白领或许可以拿8小时工作制外的奶酪换取高额月薪，那么一般的打工者呢？
据了解，在苏南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里，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达到14小时。对此，工人们并未表现出任何埋怨情绪。
至于媒体频频曝光的“血汗工厂”，工人加班更是家常便饭。2006年6月14日，英国《星期日邮报》披露富士康的女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5年后比谁都老。”而广州某礼品公司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6小时，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每月加班200多小时。某报三位记者在该公司调查时，“卧底”三天竟累得输液。
百年呼声，为何成了一句苍白口号
8小时工作制的来历，人们不应该忘记。1886年5月1日，芝加哥近22万工人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举行大罢工，提出了争取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睡眠的口号，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每年的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中国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实行8小时工作制。8小时工作制，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宣传，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然而，如今，是谁动了8小时以外这块奶酪呢？
当然，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用人单位，他们过于追求利润，藐视8小时工作制，肆意侵犯劳动者的权益，强制性地让工人加班。经营者常把量定得过高或是把单件的报酬压得太低，工人必须要加班才能达到一定的工资标准，逼得他们不得不超时工作，据调查，“在外企，每一个人都能顶3个人用”。
其次，效益促使员工们在8小时之外选择“加班”。和企业一线职工不一样的是，自由职业者、高级白领等高收入人群，他们很清楚8小时工作制，但为了赚取更多金钱，他们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比如四大会计事务所，他们单位时间内的收入很高，所以他们的闲暇成本也就很高，在精力还能支撑的前提下，他们自然会选择加班。反之，如果加班带不来任何效益上的改变，就很少会有人主动加班。
另外，就业机会太少，也是造成加班增多的一个客观原因。劳动者在“饭碗”和权利的选择上，为了生存，只能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对超时工作忍气吞声，因而，很多人会表示，是自愿加班的。
工作方式的转变，也使8小时工作制名存实亡。移动通信以及网络的迅速普及，使得不少人工作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时间、空间的限制被打破。E-mail、手机、移动PC、宽带和无线上网使工作变得无所不在，在家里用笔记本处理工作的人多了；假日里用手机谈论工作的人多了；在飞机上处理公务的人比比皆是。
不少劳动者对超时工作乐意接受，还源于一种偏见。目前在中国，忘我工作的人一般都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支持，在这种“过劳”为“模”的价值观支配下，一个人若想得到社会的肯定，就必须学会牺牲休息时间，拼命工作。
百年呼声，8小时工作制，竟如此不经意间就被抛弃，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过劳死的血泪控诉
2005年10月28日早上6点半，已经工作了24小时的广州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工人获准吃早饭。女工何春梅却昏倒了，送医院急救，但还是于上午8点30分死亡。工友说何春梅是累死的。在从24日早7点到28日晨的4天时间里，去掉吃饭时间，何春梅平均每天休息时间仅4小时。无独有偶，2006年5月30日，广州海珠区年仅35岁的女工甘红英连续加班后猝死，在她离开这个世界前4天，工作时间达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22小时。
2006年5月28日晚，年仅25岁的深圳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再也没有机会醒过来了，主治医生下达了死亡通知书，死因是病毒性脑膜炎导致的全身多个器官衰竭。胡新宇的一个同学在网上这样说：“如果不是过度劳累，小胡不会变成这样。长期超负荷工作削弱了他的免疫系统，使他的生命变得如此脆弱。”
不仅打工者如此，部分中青年白领的“过劳死”现象也已经不容回避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些人长期遭受着精神上的压力，饮食没有规律，作息没有规律，昼伏夜出成了这些人的生活常态。2004年10月均瑶集团董事长、38岁的王均瑶去世。2005 年1月22日晚，36岁的清华大学电机系讲师焦连伟突然发病去世。4天后的1月26日中午，46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与世长辞。医生出具的死因诊断结论认为，击倒这两位年轻学者的，是长期被忽略的过度劳累和生活压力以及郁积于他们内心的焦虑。
上述例子只是冰山一角。中华医学会曾对33个城市的33万人展开过一个随机调查，全国7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类人不同程度存在乏力、疲劳、失眠、食欲不振等主要症状。究其原因，工作压力过大，时间过长是罪魁祸首。显而易见，延长无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剥削问题，而是无异于谋财害命。
从另一个方面讲，加班更使不少人生活失去平衡，内心世界也失去和谐。
近几年，北京蹦出了新词叫“北大荒”，意指“身在北京、大龄、荒着未嫁”的女性白领。单身的李小姐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她在外企当高级经理，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经常忙得“脚不沾地、暗无天日”，“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和心情谈恋爱”。
而已经有了家庭的则免不了常常为“家”揪心。莫女士是某广告媒介顾问，要经常性地加班赶项目。一次，4岁的儿子给她打电话，说：“妈妈，你再不回来，我就变成一阵风飞走了。”
在媒体工作的阮先生也遭遇过同样的心酸，幼儿园老师问儿子：“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儿子回答：“我爸爸是睡觉的。”因为工作原因，他要上午睡觉，然后从下午一直工作到深夜，儿子看见的永远是他沉睡的样子。
加班造成如此不堪的生活状态，建设和谐社会何从谈起？
呼唤劳动者合法权益守护神
有人要说，劳动者为啥自己不起来去争取合法权益？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要靠劳动者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显然不太现实。
目前，大量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建立工会组织。据统计，中国工会的覆盖率只有三分之一，而且企业工会组织根本就没有“独立性”，有的工会主席连自己的饭碗也时常不保，怎么能指望其为工人维权呢？而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政绩，在处理劳资纠纷时，屁股完全坐错位置，俨然成为资方利益的“代言人”。可想而知，劳动者的权益自然是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至于劳动者期望通过诉讼来解决劳动纠纷，也会遇到认定难、诉讼时间长以及执行难等问题，不仅成本太高，而且有时甚至是得不偿失，争来了理，却争不来权利与金钱，所以劳动者对此途径早已麻木。
法律不可违，劳动者的权利不可欺。既然劳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之一，那么，最需要行动的自然是国家政府的有关执法部门。8小时工作制的复活，不在于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觉醒，而在于：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改变工作作风，不再将人民赋予的权力闲置，在其位要谋其政!民不告，官也要纠！唯有如此，广大劳动者才能从内心由衷地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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