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高涨的中国，人民币也同时面临着升值压力。尽管中日经济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很多专家仍然警告当今的中国与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仍有不少相似之处，“中国经济是否会重走日本老路”俨然成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和高层决策者警惕的问题。
经济“神话”埋下风险隐患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到了鼎盛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似乎有花不完的钱，企业总是感到人手不足，于是在招聘上投入大量的资金，为的就是确保能够招到人。刚毕业的学生到任何一家公司去找工作，企业都会盛情款待，带他们去吃豪华大餐，去迪斯尼乐园尽兴游玩。很多学生刚一开始就拿每月近30万日元的工资，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连20万日元也拿不到。法国博若莱的红葡萄酒刚刚上市，就立即有人花五六万日元一瓶的价钱去订购。
日本政府的资金也似乎特别充裕。当时竹下内阁曾经以“家乡建设资金”的名义，给每个市、町、村都下发了1亿日元。事实上，有的地区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脱离了那种投入多少钱都不够花的状态，反而变成了有钱没处花。于是，有的市町村甚至在美国的俄勒冈州购买土地，在那里建立了“终身教育村”。也有一些市町村将这笔钱用来购买金块，或是购买彩票等等。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就完成了技术赶超，企业的设备投资增速减缓；另一方面，日本人口增长率下降，形成了民间储蓄过剩的局面。到了80年代中期后，日本大企业利润上升，自有资金剩余，同时，国内股市、债市活跃，大企业融资渠道拓宽，形成了市场资金大剩余的局面。家庭和企业资金同时剩余，为泡沫生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大企业资金剩余的结果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80年代中期日本的国内金融自由化并不彻底，银行仍不能参与证券、保险业务，于是，银行不得不另寻出路：一是直接参与到土地、不动产融资中来，商业银行也开始给海内外度假村等项目放贷；二是给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缺乏信用，往往以土地、不动产作为从银行贷款的担保，由于房地产价格飞涨，很多中小企业出现了超常融资的现象。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信用风险急剧加大。
国际形势的变化同时加大了日本经济的危机。1985年9月，美国利用“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对美元升值了1倍，导致日本经济陷入“日元升值型衰退”，更令日本政策当局患上了严重的“日元恐高症”，其结果导致日本的金融政策全面转向遏制日元升值方向。超常的低利率政策虽保住了日元未再继续升值，但严重背离了景气实况，给泡沫生成提供了“政策温床”。在错误的政策下，日经股票平均价格由1985年的不足15000日元上涨到1989年底的38915日元；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的土地价格也膨胀逾2倍。日本似乎创造了“土地不倒”、“股价不败”的神话。
泡沫破灭经历痛苦十年
以上种种表面上的景气掩盖了日本经济的巨大问题，随着泡沫的破灭这些问题一举爆发。
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原因有很多，但人们更愿意从日本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来看待这个问题。1989年日本的股票价格达到最高，1992年日本地价开始下跌，如果把这些看成是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破灭的时间的话，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从1989年开始，日本走出了对美国出口的高峰期，出口比率开始下跌。可以说，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继续以对美国的直接出口来消化国内设备投资过剩问题的这种经济政策走到了尽头，借助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发展的模式在90年代初期走入危机，一旦日本国内有风吹草动，整个经济框架将会出现重组。从国际经济角度看，日本实体经济的发展到此时进入转换期，而转换过程通常会发生大破坏，伴随相当大的痛苦。表现在日本身上的特点是，泡沫经济此时开始破灭。
同时，90年代的日本，其技术革新的势头也已经开始减弱。日本产品的各种附加机能在不断增加，买回来需要花几天时间去阅读使用说明书，直到买新款产品前，还是有很多个机能根本就没有用过。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已经与日本产品无关，而最新潮的产品也很少出自日本企业。日本实体经济的发展，似乎撞上了一道透明墙，看上去未来光明，却一时无法突破。如果产生泡沫的原因仅仅是利率、汇率、消费税问题的话，那么解决起来应该会相对容易些，日本也就不会痛苦十几年。
1997年，日本的住宅地价格降到其峰值的40%，商业用地价格降到最高点的20%。股价、地价的泡沫破灭使银行不良债权急剧增加，导致金融系统出现信用萎缩。特别是1997年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以及日本四大证券之一的山一证券破产，使日本“短期拆借市场”出现有史以来罕见的债务不履行。同时，金融机构的大量破产全面暴露了日本金融机构财务制度的缺陷，引发了信用制度大危机。当时，日本《朝日新闻》称之为“金融大动乱”。受此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面紧缩信贷，出现了战后少见的“惜贷”现象，严重抑制了企业的投资、经营活动，日本经济全面衰退。
整个90年代，日本是“失落的十年”，泡沫经济破灭的最大后果是导致了十多年的政治动荡、日本民众信心的丧失及企业财产的大量流失。就连日本的最高层也说不清1993年细川内阁成立后，日本到底出了多少个首相。自民党下野，内阁走马灯似的变换，日本即便在二战后极度困难的时候，都没有出现如此混乱的政治局面。直到2001年小泉内阁的出现，才让日本政治走向了稳定。小泉在日本政界被称为“怪人”，在他执政时期，日本国内经济状况出现了好转，但日本与所有邻国的关系都出现了倒退，与近邻国家的政治矛盾非常突出，今后解决国际政治、外交上的问题，所要花的代价将相当高。
经济的衰退，必定带来自信的丧失，表面上的强悍，是自信丧失的一个变种。那些喝惯了数万日元一瓶法国葡萄酒的年轻人，如今开着十几年前买的旧车，到了周六周日去超市抢购100日元一听的啤酒，他们对日本的未来，绝对不可能有太多的信心。那些在“失落的十年”中最先失落的泡沫青年，现在已经渐渐地步入中年，他们希望重新构筑美好国家，但又能力有限，不少人患上了“抑郁症”，而本来就缺少对世界文化包容心的人，从主张日本国粹、民族主义的言论那里多多少少得到了一点共鸣。一个眼光狭隘的群体是不能让集体走向光辉未来的，回归日本历史上的那种容纳百川的宽阔精神，今后要用不少时间。
同时欧美基金暗度陈仓，在1998年以后股票出现暴跌时，很多西方投资者在日本企业没有察觉时收购了大量股票，然后突然袭击，告诉日本企业说我是大股东，我要求增加分红。日本企业在整理内部残伤痛灶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忽略了对外部秃鹰的警戒，不少企业活生生地被外资并购了。
日本教训值得中国汲取
当年日本的泡沫与当前我国的资产过热仍有本质的不同。比如，当前我国的不动产、股票过热的重要原因都是市场供给不足。我国的住宅商品化仅仅十年有余，住宅的供需关系远没有理顺，基础性住宅需求依然旺盛。股票市场也有类似情况，如果适度、循序渐进地释放“国有非流通股”，股票市盈率会明显下滑，股市行情也会相对平稳。同时，中国并未形成“人民币恐高症”，且汇兑政策与金融政策彼此协调，相互呼应，共同维护市场稳定。这对于维护我国的资产市场顺利度过过热期，提供了政策性保障。
此外，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与当年的日美经济摩擦有本质的不同。80年代中期的日美经济摩擦白热化，并不仅仅在于日美贸易关系失衡，而在于日美经济关系的两个逆转：一是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的同时，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赤字国；二是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的同时，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这意味着日美间不仅存在贸易上的失衡，更存在对外资本输出地位的逆转。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看，资本输出地位代表着资本输出国对外干涉能力。
日美资本输出地位的逆转，标志着日美在世界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显然，迫使日本开放金融资本市场，允许擅长在金融马背上驰骋的牛仔长驱直入东京市场，是当年里根政府的根本意图。事实上，自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日美贸易摩擦，直到90年代才建立起“日美经济磋商机制”，而中美贸易刚见失衡，便立即启动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显然，协调失衡、确保均衡，符合中美当前的共同利益。
如今的中国尚未到达当年日本的那种金钱膨胀的状态。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外币储备额居世界第一，但只是在金钱方面稍有剩余，整个国家还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比如在医疗保险上，城市中加入医疗保险的人只有3成，就是把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商业保险等等都加在一起，也还是达不到5成。养老基金全都呈现赤字，尚未享受到养老金待遇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但是健康保险、养老金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制度，好歹支撑住了这些人的生活。日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等领域的社会性公平体制，是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高速经济发展期以后、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日本在这些领域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就是这样还因为货币过剩，出现了泡沫。中国在国家各项制度的基本建设等方面，仍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只要将资金投入这些尚需建设的领域，中国目前是不会形成日本那样的不合理的泡沫的。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加上日本与中国处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把中国的股市狂涨、房地产走红，立即说成是“泡沫”还值得商榷。与当年日本那种近似疯狂的情况相比，可以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处于真正的泡沫经济状态。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当今的中国也与当年的日本有相似之处。比如，房价和股价同时飞涨，再比如，中国也和当年日本一样面临货币升值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专家学者向中国发出警告的原因。但如果生活在北京最底层的市民，也要筹款买股票的话，就很难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正常的，经济泡沫现象非常值得关注。
从日本的经验上我们应该看到，外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走到尽头时，就会发生泡沫的破灭。中国经济对外部的依存状况远比日本高，尽早转换发展模式，提高内需比率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的保险、教育、医疗、住房问题，这些是拉动内需的主要内容，我们过去没有充分重视，今后可以把投资转向这些地方。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升、生活的稳定是今后持续发展的最大保证。
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的是企业投资动向。股票价格上去了，但企业有多少用从股市上筹集来的钱去开发技术、改善工作条件、开拓国际市场了呢？中国企业在技术上的弱势是有目共睹的。宝钢集团每人每年的炼钢能力为0.6万吨，新日铁是1.6万吨。每人0.6万吨的年产量是上个世纪70年代新日铁的生产能力。今后中国企业用几十年时间开发技术，是能把和国际先进技术的差距缩短一些的，企业现在手头有了资金，最先干的应该是开发技术。把从股市上淘来的款项继续投进股市，短期是能发财的，但绝对不是生产性企业今后长期发展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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