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医院看专家门诊，挂一个号需要多少钱？对一些经济拮据的百姓来说，可能交出的是好几天的生活费。上海一位老病人的一封来信，是医院挂号费迅速攀升的冰山一角。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年复一年的诊疗中积累下的医患之间的亲密关系，撞到日益高涨的价格高墙后，变得生疏而互不理解。
是因为优质的医疗服务向有钱者“倾斜”，才形成了不应有的垄断，还是百姓就医盲目追求高端的心态需要引导？患者的泪水和医院的无奈，折射出我国医疗体制中的公平与效率之痛。
患者：“好的医生我们也希望看啊”
最近，家住上海虹口区曲阳路596号的患者徐雅卿写信给新华社记者，讲述了她看病的经历。2001年到2003年6月，她经人介绍，每周五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心血管科看专家顾医生的门诊。据她说，当时诊疗费（含挂号费）全价13元，自付6.5元，“每次只挂30个人，人们从凌晨3点起开始排队，我们也每次都早起去看病。”
徐雅卿患的是比较严重的房颤型心脏病。后来，顾医生告诉徐雅卿：自己要退休了，到石门一路上的上海中老年医院出诊，那里每周一次的专家门诊诊疗费是58元。老两口商量之后，决定继续去看，但是将每周一次门诊减为每月两次。
2005年，顾医生由于身体不好停止外出门诊，并将徐雅卿推荐到曙光医院看另一位医生的专家门诊，每次的诊疗费（含挂号费）20元。但是徐雅卿看了八九个月后，病情没有好转，就又给顾医生打电话，得知顾医生已经回到曙光医院，但是这次诊疗费涨到208元，如果是老病人，优惠价158元。
徐雅卿说：我之前在顾医生这里，已经看了三四本病历，他熟悉我的病情，我也信赖他。但是我一个月1000多元退休工资，哪里挂得起号！徐雅卿回忆，她为此也曾跟挂号窗口的工作人员抱怨，对方说：“我们这个价格，是面向特需人群的，你可以不挂。”得知定价是经物价局批准的，老人又找到物价局，工作人员回答：“阿姨，这个不是为你看的。”又气又苦的徐雅卿流下了眼泪：“实在挂不起号了！为什么专家门诊费说涨就涨，还涨得这么多？！过去一直是给我们看的，现在怎么就排除我们了？我们老年人，什么病都找上门来了。好的衣服我们可以不穿，好的东西我们可以不吃，但是好的医生我们也希望看啊！”
医院解释：照顾专家身体，提价分流病人
徐雅卿的一番话道出了许多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的苦衷和心声。记者在上海部分大型医疗机构采访中发现，专家“身价”的过快攀升，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虽然上海每年的门诊急诊人次已经过亿，但一般看病并不难，现在看病难集中体现在到大医院看专家难、住院难，一号、一床难求。在市级医院，基本的专家诊疗费为20元，但是专家每周可能只出诊一到两个半天，看的人数也有限制。医院另外设置了各种档次的特需门诊，个别全市、全国闻名的专家只负责看特需病人。
其实，徐雅卿提到的208元远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最高价”，有的医院甚至推出了300、500元的单次诊疗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患者质疑高额挂号费的定价是否合理和相应依据的同时，许多医务工作者对此也颇有感触。
“我们在职的医务工作者坚持看普通门诊，但是对顾教授这样退休的老专家，并没有这样的要求。”曙光医院党委书记、心内科主任医师朱抗美告诉记者：顾医生年近70高龄，两次中风，从家里打车到医院出诊一次自付的出租车费用就要100多元。“他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数，可他舍不得那些老病人啊。可是‘钉’着他的病人实在太多了，许多病人都是乘飞机专程过来的，但老先生的身体实在吃不消啊！208元的诊疗费是我们医院最高档次的，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高额挂号费为他分流一些病人。”采访时，朱抗美主任医师正在看普通门诊，她的专业也包括心血管病治疗。
“每次门诊，起码要看到下午两点左右，忙起来水都没有时间喝一口。”著名肝病专家、博导、曙光医院徐列明主任医师告诉记者，他每周看两次20元的普通专家门诊，看一次68元的特需门诊，此外还要带学生、做研究、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忙得根本没有个人的闲暇时间，也很少照顾到家庭。“希望病人也能体谅我们医生，特别是那些老医生，我们也需要保重身体啊。”
徐列明医生坦言，不排除有的专家故意减少看普通门诊的次数，热衷担任“客座”或者看特需，在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收益的同时又提高了自己的身价，但是绝大多数专家确实是在高负荷状态下尽职工作的。
价格杠杆作用有限，呼唤医疗机构综合改革
挂号，仅仅是就诊买药、住院手术等医疗步骤的第一步，诊疗费的升高，也只是医疗费用节节升高的一个缩影。值得忧虑的是部分群众由于高昂的医疗费用有病不敢医，小病拖成大病，形成了社会对医疗卫生行业的不满。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骏教授指出：如果专家是属于市场配置的医疗资源，那么通过提高专家门诊价格控制看病人数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专家是公共医疗资源，此举就不很合理。公立医院专家是属于公共资源的配置范畴，医院不能拿公共资源搞市场化的服务，正如许多大学开设面向少数人群的培训班、学位班牟利一样，是混淆了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同样，控制病人不是医院的责任，作为公共资源，市民有选择就医的基本权利。
“我们既要增加公共医疗资源，同时又不能把所有的优质资源公共化，更不能以公共化之名行市场化之实。私立医院的专家只要有病人愿意就诊，高收费无可厚非；但是只要在公立医院，就不能以市场化手段提高门诊价格。”
“看病是‘硬档子’，价格杠杆的作用在医疗服务行业中是十分有限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教研室主任鲍勇教授介绍说：医疗费用的升高，除了老龄化、新技术运用、新生疾病出现等不可控因素外，还包括政府调节、医务人员控制、需方选择等三方面控制手段，而目前在我国，这些手段作用都十分有限。
目前，上海绝大多数的优质医疗资源都掌握在大型医疗机构手中，在群众日益关注健康、患者生病保命不惜代价的心态下，专家更成为稀缺资源。政府在医疗行业中的财政投入仅仅占上海大医院运营开支的5%-8%，医疗机构必然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寻求利润、求生存求发展。
鲍勇说：“老百姓的就医心态必然是尽可能地求好求精，除了提高社区医疗水平外，如今大型医疗机构的综合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这意味着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即将进入利益调整的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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