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大家张恨水一生笔耕不辍，但最有影响的还是《啼笑因缘》。1929年春，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轰动一时。岂料一场惊吓也缘书而生。
某日，一不速之客登门，自称乃奉系军官，衔少帅张学良之命，专程由奉天来到张恨水居住的北平，邀其赴奉一晤。《啼笑因缘》问世的前一年即1928年，张作霖所乘专列于奉天城（今沈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毁，东北枭雄重伤毙命。而张恨水又与张学良素昧平生，缘何派人不远千里请求相见？
张恨水自觉此行凶多吉少，他对妻子说：“《啼笑因缘》触及了军阀势力，这次我去奉天，万一出事，你不要悲伤，赶紧举家南迁。”
果然张学良此举确为《啼笑因缘》而发。不过他待张恨水相当客气，且为其设宴洗尘。席间他自然提及《啼笑因缘》，并直截了当询问书中故事是否就是影射老帅张作霖。张恨水赶紧解释他构思小说的经过。据他讲，自己1925年常去北平前门外鲜鱼口的“四海升平园”听大鼓书，有一田姓女角生得美丽，唱得也好，后被驻北平军阀强娶。此事成为他写作《啼笑因缘》的动因。张学良听罢一笑而言他，张恨水满腹担心亦释然。
那么，表面看来与张作霖风马牛不相及的《啼笑因缘》，其中何人何事对张有影射之嫌？张学良又为何主动为乃父“对号入座”？这要从14年前张学良的定婚庆宴说起。
二
民国四年即1915年秋季，张家大公子张学良订婚。奉天军、政、学、商各界以及吉、黑两省的头面人物无不到场祝贺。为给宴席助兴，张作霖遂将全城著名艺人诸如变戏法的、说相声的、唱昆曲的、说大鼓书的，统统召至府中。张府一时间丝竹管弦，热闹非凡。
在这众多艺人中，有一人引起了张作霖的注意。此人姓刘名玉凤，年华二八，姿色超群。当年刘玉凤在奉天城里最繁华热闹之处卖唱。那天她唱的是什么曲目已无从得知，但其容貌和嗓音令张作霖心旌摇曳，魂不守舍，竟由此引出一桩风流孽缘哀情史。
这一年张作霖42岁，平时除了带兵打仗，便是忙于政治权谋，鲜有闲情逸致，加之他本人素有大志，因而并不在酒色上多花心思。他曾多次对张宗昌的嗜色滥淫之行嗤之以鼻。但今天或许是缘分所在，或许是一时心血来潮，总之是鬼使神差，当曲终客散，众艺人均已领赏谢恩而去，唯独刘玉凤被留在府中，单独为其“说书”。
三
大公子张学良的订婚喜日，张作霖也度过了一个“良宵”。次日上午，张作霖对时任洮南镇守使的吴俊升喃喃感叹：“想不到刘玉凤一个说书的丫头，竟然是一处女！想不到，真是想不到……”
吴俊升外号吴大舌头，平时说话吐字不清，心眼却机灵有余。他向张作霖出主意：“既如此，何不将这小丫头留在屋内，有个嘘寒问暖之人，也是个慰藉。”
此言正触动张作霖的心事。这时，张作霖已先后娶了五房太太，结发赵夫人已故去数年；继室卢氏因看破红尘，成天吃斋诵佛，已是观音大士的俗家弟子；三姨太戴氏因传言有红杏出墙之嫌而被迫出家；四姨太许氏循规蹈矩，不会体贴温柔；五姨太王氏倒是精明能干，无奈权欲太重，忙于管理家务，就是少了女人味道。
因此，张作霖对吴俊升的话不由得频频点头。于是由吴牵头，一帮子弟兄一起撮合，张便顺水推舟，将刘玉凤“纳”了下来。
刘玉凤虽出身寒微，靠说书卖唱为生，但心性素高，又不甘现状，一心想攀龙附凤。其母早已辞世，父亲也以说书糊口，家境本就贫寒，更兼染上毒瘾。正当穷困无路之时，不想突遇如此好事，不免喜出望外，声称不索女儿身价，但求每月能得吃饭、吸毒之资心便足矣。张作霖遂大笔一挥，特批每月给予刘父100大洋，并且永远支取！刘玉凤深得张作霖欢心，经常乘坐小汽车回家省亲，颇极一时荣华富贵，引得邻里又羡慕又嫉妒。
四
不料世事无常。令刘玉凤始料不及的是，这段情缘竟因张作霖的升迁而迅速走到了尽头。
民国四年即1915年12月12日，卖国贼袁世凯倒行逆施，恢复帝制，悍然当起了“皇帝”。一时间举国唾骂，军民讨伐。袁的干儿子、人称“干殿下”的奉天督军段芝贵，是袁的“十三太保”之一，一直为袁氏恢复帝制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曾联络14省督军通电“劝进”，此时被全国舆论斥为恢复帝制的“七凶之首”，强烈要求予以严惩。
张作霖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施展政治和军事手腕，成功地驱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段芝贵。被迫脱下龙袍的袁世凯为稳住总统宝座，不得不对各地军阀极尽安抚拉拢之能事，于1916年4月22日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奉天督军兼巡按使即省长。张作霖将奉天全省军民两政大权囊括手中。
张作霖虽出身绿林，但生逢乱世，立志自雄，因而十分注重名誉，身居要职后更加自珍。他从不出入烟馆青楼之地，更不在灯红酒绿、床笫缠绵之中消磨意志，昔日骄上慢下的不当言行、口出粗话秽语的胡子作风，在场合上也悉数摒弃。故此次荣升之时，他着实为处置刘玉凤颇费心思。刘玉凤年龄稚小，没有文化，出身卑微，又非明媒正娶，如果带进督军府，将会影响个人形象。但她对张作霖情意缠绵，如胶似漆，又令其不忍舍弃。张作霖踌躇多时，最后只好决定，在将自己的办公及住处由27师师部迁往督军府时，暂将刘玉凤留在师部东院的原住处，派人伺候，未来究竟如何处理，待从长计议。
五
起初，张作霖有意将刘玉凤正式纳为姨太太，明媒正娶接入督军府。张作霖身边一亲人劝阻：“大帅现为一省军民表率，一言一行皆为万众瞩目，不论刘玉凤其人如何之好，但在外界官商军民眼里，毕竟是一个卖唱的下九流，倘若纳为姨太太，未免被人耻笑。官界最重声誉，大帅志在天下，前程未可估量，只恐此事多有影响。”同时又献计：刘玉凤出身寒门，其父女无非图个享受富贵平安，不如赠以厚酬，多给金帛，劝其另嫁，安定终身，以收两全其美之效。
张作霖甚以为是，便打消了将刘玉凤明媒正娶的心思，加之军政事务繁重，对刘便渐渐疏远了。转眼到了年末，张即命人将刘强行送归其父，并馈赠了大量钱物，要其父为刘玉凤另行择配。
刘玉凤受此打击，痛不欲生，发誓不再嫁人：“我既然已做了将军之妾，又何屑于为他人之妻？倘若将军终不能回心转意，我也唯有削发为尼，以度余生，决计不再嫁人。”刘父虽百般劝慰开导，亦未能改变她的决心。刘玉凤其人后亦不知所终。
可怜二八芳龄的刘玉凤，民国四年秋与张作霖同居，民国五年末即被抛弃，前后不过一年多。张之负刘，乃是当时达官贵人玩弄女性、始乱终弃之司空见惯的现象。但刘玉凤幻想攀附权势以享荣华却落得个黄粱一梦、终被遗弃的命运，亦属可悲可叹，足为后人戒。
六
名人向为公众关注，何况事涉风花雪月？次年，张刘公案便被某作家在报章上予以披露，题目是：《刘玉凤之哀史》，副题是“始乱之终弃之，张生毋乃不情”，文末且称“愿天下有情人一研究之，此亦情天哀史也。”这段尘封旧事能保留到今天，此文功不可没。
张恨水身为作家，对此当然不会不知。张学良对乃父所为当更清楚。因此，相信他心里十分明白张恨水的解释甚为勉强。中国早期小说最具影射现实人事的特点，故当时社会穿凿附会之风甚盛。以此而言，《啼笑因缘》不能不让读者“有所联想”：生活中有个刘玉凤，小说里便出现了一个沈凤喜；生活中的将军“纳”了个唱大鼓书的少女，小说里的将军就强娶了个唱书女艺人。如果说这仅是一种巧合，谁会相信呢？更何况张恨水所言“田女迫嫁”迄今未见旁证，而“张刘公案”当时即已“爆料”报端了呢？
正因如此，张学良才会在1929年《啼笑因缘》问世并引起轰动时，为他死去刚一年的父亲“对号入座”。其时东北大事频发，举世关注：1928年7月4日即张作霖死后一个月，张学良子承父业，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12月29日“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1天后，张学良突然枪杀奉系要人杨宇霆、常荫槐；7月开始，东北与苏联的关系因中东路问题而骤然紧张，当年冬季爆发了大规模战争；而日本则屡施高压，亟欲迫使张学良就范。日理万机的张学良仍肯分身召见张恨水，既表现出他对亡父声誉的负责，同时也反证了媒体报道确非空穴来风。人们分析他召见张恨水，其实是一种含蓄的警告，暗示张恨水到此为止，勿对张氏家族再生影射讽喻之举。据说当时报上曾有张学良重金聘用张恨水而后者固辞不就的消息，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张学良的主旨是采取温和的方法了断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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