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秋初的榆林大地，一派生机盎然，平原、山地和丘陵上随处可见各种青草、绿树，农田庄稼，几乎覆盖了所有能见的土地，这些绿色给这个曾经的边塞城市、九边重镇增添了勃勃生机。
如此旖旎风光，谁又能够想到，就在并不遥远的数十年前，这个城市曾遭沙漠严重侵袭，并一度面临被流沙掩埋的危险。4.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林木覆盖率仅为1.8%，如果说榆林城岌岌可危，那决不是耸人听闻。
“榆林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也是一部国土治理的创业史。”榆林市委书记周一波对记者说。
“沙漠化”溯源
其实，早期的榆林地区并不是这个样子。据史料记载，榆林地区在秦汉时期还是“沃野千里，庄稼殷实，水草丰美，群羊塞道”的农牧区。由于处于匈奴族与汉族杂居的接壤之地，且有“草木茂盛，多禽兽”的自然条件，在很长时间里，榆林成为匈奴族与秦、汉王朝武力争夺的边塞要地。战国末期，秦昭襄王经榆林北部窟野河支流束会川向东北延伸至黄河岸边的十二边城修筑长城，并沿长城外培植了一条榆树林带，与长城并行，称为榆林塞。榆林这一名称大致由此而来。
榆林北部县区及整个毛乌素沙漠地区主要是由白垩灰沙岩组成的地表物质，极易风化。而且榆林处于半干旱季风区气候带，主要受蒙古——西伯利亚高压系统控制，同时也受东南海洋季风的影响，它的气候特征是寒暑剧变、温差大；起风沙的频率高，强度大；降水少，变率大，干旱灾害多。其中，风大而频为沙漠化的形成提供了动力，经常发生的旱灾导致地表干燥疏松，易于风蚀。以上地表物质和气候特征是榆林后来逐渐沙漠化的自然因素。
从秦汉至1949年的两千余年间，榆林境内基本上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杂居之地，人们经济活动的特点是农牧业交替和农牧业并存。纵观这一历史时期，农业的开发主要经历了秦汉、唐、清末三次大规模的开垦，随着农垦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这一地区的自然生态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秦汉时期是榆林北就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时期。经济开发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北部匈奴，加强边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缓中原地区由于饥荒灾害和人口增加带来的矛盾，开发的主要形式是大规模地从内地移民，开垦农田。据史料记载，整个西汉时期，从中原向北部边塞的移民活动始终不断。除此外，屯兵军垦的规模也十分可观，秦王朝为防止匈奴入侵，派大将蒙恪率30万大军屯守上郡（今榆林鱼河堡），给养主要来自当地，使其农牧业有了相当基础。但是，经济开发也给这一地区的生态条件开始带来消极的影响。犁耕破坏了草原植被，松散了草原土层，裸露而松散的弃耕土地在干旱风的冲击中易受风蚀，下覆的沙质沉积物也为风力吹起，引起土壤沙化。在东汉后期，这一带旱灾次数较多，已经出现流沙，加之战乱纷争，导致人口流散，农业急剧衰退，大片荒芜土地又转为牧场。公元413年，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巡游至此，赞叹“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遂发10万之众修建统万城为都。由此可见，当时这一带尚有湖泊河流，山青水秀，景色宜人。
唐代是继秦汉之后再度对榆林北部一带进行开垦的时期。唐朝统治者—方面采用历来移民屯边的办法来充实边防，抵御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出自重视农耕、推广农业的传统观念和基本国策。在榆林等边塞地区，凡是水利和土质较好的地区都进行了民垦和军垦。大面积的开垦曾取得一定成效，使唐朝得到了短期的经济利益，但这种过度开垦超越了自然条件所允许的限度，使这一地区的环境质量进一步下降。唐诗中有“无定河边数株柳，风沙满眼堪断魂。”、“苍茫塞上城，沙漠无宿雁。”、“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等诗句，充分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夏热、冬长、风大、多流沙的自然面貌，已经和今天的毛乌素沙漠的情形大体一样了。沙漠一经形成，在风力作用下，风沙流及沙丘迅速向外侵袭，吞没良田、道路、村庄。到宋淳化五年（994年），历史名城统万城已陷在沙漠之中，被朝廷明仝毁弃。元丰七年（1084年）的记载说：“横山一带两不耕地，无不膏腴，过此而沙漠不毛”。元祜七年（1092年）记载“横山之北，沙漠隔限”，可见沙漠已侵袭到榆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到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榆林城已陷于沙漠之中，“四望黄沙，不产五谷”，沿长城一带已是黄沙滚滚、风沙迷漫的流沙地带了。
清朝政府起始曾实行蒙汉隔离，禁止口内农民到口外耕种，对恢复植被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清朝政府对内蒙古草原禁垦的政策并未贯彻始终。光绪末年，为了缓解内外交困危机，实行“开放蒙荒”、“移民灾边”，对内蒙古伊盟及榆林一带大规模开垦，这是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开垦，加快了毛乌素沙漠的继续蔓延和扩大。
这一趋势在以后的民国和革命战争时期，并没有丝毫改观，反而进一步恶化。到新中国成立时，流沙已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沙区6个城镇421个村庄已先后被风沙侵袭、湮没于流沙之。
至上而下，可歌可泣治沙史
在新中国成立前，榆林城就随时有被沙漠吞噬的危险，所以，新中国一成立，治沙就成了建设榆林的第一要务。
1950年4月，陕西省政府制定“沿古长城线，东自府谷大昌汉，西到定边盐场堡，营造陕北防沙林带”的规划；5月，开始筹建榆林第一个治沙造林林场——陕北防沙造林林场；6月又成立了陕北防沙林业委员会。此后，陆续在长城沿线设了20个国营林场和10多个国营苗圃，初步构建了防沙造林网络基地，为大规模治沙造林奠定了基础。1952年10月，西北林业部组织专家制定《陕北防护林带造林计划（草案）》，1954年国家林业部编制《陕北防沙造林规划设计》，对长城防沙林带做出了详细的规划设计。
尽管如此，但由于没有治沙的具体经验，造林只是在村庄、路旁、河流两岸及沙漠边缘进行。在风沙危害严重的地段主要还是采取机构防沙措施。经过长时间的试验与探索，人们渐渐认识到生物措施在治理沙漠中的作用，确立了以生物措施为主，生物措施与机构措施相结合的治沙思路，并总结出“设量沙障”，“前高挡，后短拉”、“四面围攻，拉平沙丘”等一整套技术措施。至此，治沙造林技术的突破使群众性的治沙造林成为了可能，治沙英雄李守林便是全国知名的第一代治沙英雄的杰出代表。
李守林来自榆林定边县堆子梁乡小滩子村，解放初期，他所在的村子是个只有几亩“沙地”的穷村庄，每年播种两三次还是看不见出苗。当地群众编了这样一个顺口溜：“光下种，不捉苗，种一葫芦打一瓢”。群众的生活是“早上菜，晌午糠，晚上清汤照月亮”，苦不堪言。共产党员李守林看到党和国家治沙的决心与政策，率先组织村里的28户穷苦人家，建立造林互助组，开始从林业上谋求生路。他们背上口粮到二十公里外的地方换回树苗，不料往沙里一栽全都死了。李守林总结失败的教训，用柴草一框一框把沙地分开，先固定流沙，再搭设障蔽，然后栽上树苗，终于奇迹般地造出了小滩子村的第一片林。1956年春，李守林组织打井队，在冰天雪地打成了27眼围盘井，灌溉农田1500多亩。同时，动员全村铲平千方以上沙丘100多个，造出小地1400多亩，运土方1万多方，改造沙地70多亩。滩地有了水，粮食总产量成倍增加，全村不仅实现了自给有余，还给国家作了贡献。李守林治沙的成功经验，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带头作用，消除了群众中存在的“见沙怕”、“治沙愁”的畏难情绪，也掀开了榆林全面治沙的序幕。
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绿化祖国”的全面规划出台，榆林市委市政府把防治沙害提高到关乎国计民生的高度，以集体为主，组织起了一次次造林治沙大会战。以人工林为主，辅之以封沙育林育草，把单一的栽树种草治理向综合整治转变。特别是进入70年代，榆林组织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大会战，主攻“三带一网”即陕蒙边界、长城沿线、白于山区三条防沙林带和风沙滩区农田防护林网。这一阶段，涌现出以榆林北部长城边的补浪河“长城姑娘治沙连”为代表的治沙英雄集体。“长城姑娘治沙连”是由来自下乡插队和农村的54名姑娘组成的治沙战斗集体，首战大水湾茫茫碱滩，面对大大小小的1000多个沙包，经过三年艰苦奋战，2400亩沙柳环滩而立，固定沙滩3000多亩，种植全长26公里的农田防护林带25条，新造农田1000多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榆林防治沙漠化工作进入了大发展的新时期。国家于1978年启动了举世瞩目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榆林治沙也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1979年，个别地方试探性地给每户划拨3—5亩荒沙进行治理，两年后有了更大突破，允许有条件的地方，给每户划拨一定面积的荒山荒沙植树造林，谁治理归谁所有。1985年又允许个户长期承包国有和集体的荒山荒沙进行治理。随后，全市出台了拍卖荒沙、荒滩使用权和在风沙草滩区大力发展民办水利的系列决策。政策的开放搞活，使群众治理荒沙荒山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短时期内，榆林便有几万户农民承包治沙。定边县农民石光银联合127户农民，成立了荒沙治理开发公司，承包治沙6万亩，经过10年努力，完成了承包的全部治理任务，营造了16.5公里长的林带，开发水地1500亩，发展羊子1400只，办起了饲料加工厂，走出了一条依靠政策开发荒沙产业，实现治沙致富的新路子。
2007年8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位于榆林市城北6公里的陕西省治沙研究所红石峡沙地植物园里，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松柏坚拔挺立，郁郁葱葱，各种记者无法叫出名的树木和花草相互辉映，真可谓风光这边独好！
如此好风光，使记者实在无法把它与流沙挂联。可副所长史社强真真切切地告诉记者， 1957年建园时，这里全是流动沙地，总面积300公顷，植被盖度不到3%，植物种单一，只有沙蒿、沙柳零星分布。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现已全部改造为固定沙地，植被盖度达到80%以上。全园共搜集45科167个植物种，其中人工栽培种93种，天然种74种。以该园为试验基地，研究所取得了飞播治沙、植物引种、沙地植被建设等一大批研究成果和配套技术，搜集选育出适合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的樟子松、油松、云杉、杜松、园柏、侧柏、刺槐、紫穗槐、花棒、白柠条、踏郎、沙地柏、长柄扁桃、桃叶卫茅、沙打旺等几十个林草植物种，已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应用。目前，该园已成为陕西省治沙研究所重要的试验研究和示范基地，也是展示毛乌素沙地荒漠化治理成果和技术的示范区，同时又为国内外有关科研、教学和生产部门的科技人员到园进行实习和科研活动提供了试验场所。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及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曾到该园进行考察和访问。现在的红石峡沙地植物园已分为五个功能区：搜集引种试验区；沙生旱生植物区；沙地植物示范区；人工生态区；封护区。并均保持原沙丘地特征。
榆林的治沙历程可以说是榆林人在遵循大自然规律基础上的拼搏史和奋斗史，而在治沙过程中所涌现出的一大批英雄模范，则成为榆林生态建设史上耀眼的闪光点，也成为陕北人民坚忍不拔、战天斗地精神的突出代表。
治沙英雄牛玉琴
牛玉琴，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祖祖辈辈吃尽风沙的苦头，1985年，她第一个带头承包荒沙造林种草，多年来共治理荒沙11万亩。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十大女杰，全国劳动模范，十大绿化标兵，陕西省治沙模范和先进女能手称号，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颁发的“拉奥博士”奖等三十余项国际、国家、省、市、县级表彰奖励，并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容基等人的亲切接见，被推选为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十七大党代表。
牛玉琴是陕西省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人，家住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从小生活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大沙窝中，使牛玉琴吃尽了荒沙的苦头，但也磨练了她坚强的性格。1966年，她与金鸡沙村村民张加旺喜结良缘。婆家家境贫寒，一间破草房，年老体弱的公公，患精神病的婆婆，结婚时加旺穿的裤子也是借来的。这里风起沙飞，遮天蔽日，庄稼苗刚出土即被荒沙埋没，有时一年要重复播种几次才有一点收成。为了改变她和乡亲们的生存环境，她和加旺下决心治理荒沙。1984年，靖边县决定将全县的荒沙荒山拔到户承包治理。这一喜讯，让牛玉琴夫妇异常兴奋，她们立即找周围邻居，计划联户承包治理荒沙。但是，他们听到只是叹息和冷嘲热讽。有些亲朋好友极力劝阻：千年不耕的荒沙哪能种成树，有钱也不能往荒沙里扔。然而她们坚信世界上的路都是靠人走出来的，毅然决定承包万亩荒沙进行治理。1985年元旦，在普天同庆的喜悦日子里，她们与镇政府签订了为期15年的万亩荒沙承包治理合同。
为了治理好荒沙，他们反复思考，实地勘测，分析利弊，并制定出了一年摆上，三年补齐，五年初见成效的治理规划，她和丈夫在家庭会上表示，就是逼死骡子挣死马，也要把万亩荒沙绿化好。
然而，万事开头难，对于一个还不能完全解决温饱的家庭来说，要治理万亩荒沙最难的是资金，买种苗要钱，雇劳力要钱，钱从哪里来？为了辉煌的事业，她们甘愿再过清贫的日子，一家人省吃俭用，把家中能卖的都卖了，又借贷4500多元，在紧要关头，县林业局送来的1000斤草籽和10万株杨树苗，终于解决了种苗问题，牛玉琴一家打心眼里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对她们的支持，更坚定了她们治理荒沙的信念。从此牛玉琴一家三代七口人一齐出动，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步行15里沙路，到承包的荒沙地造林、种草、平整土地，然而在沙漠里栽树谈何容易，挖坑栽树，抬起铁锹半坑沙，风沙打得人睁不开眼睛，迈不开步，头一天栽好的树苗，第二天被风吹的东倒西歪，稀稀啦啦，造林种草是有季节的，误过一季，就耽误一年，为了加快造林进度，雇请了16个帮工，将20名劳力分成10个小组，实行岗位责任制，并制定了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经过一家人一年辛勤拼搏，终于实现了种上的计划，当年造林种草面积达6600亩；第二年春天，毛乌素沙漠刮了一场特大风暴，一夜之间。她们营造的6000亩林草被风吹的东倒西歪，有的甚至边根拔起，面对此情此景，大伙的心惊了，连她的大儿子也不愿再干下去，牛玉琴更是心如刀绞，但她总不甘心让大伙的辛苦白费，总不想让自己的希望破灭，更不想动摇自己的坚定信念，她说，我不相信这里就栽不活树成不了林，于是她住在林地临时搭起的茅棚里，与帮工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奋战在沙窝中。20多个昼夜后，8万株杨树、榆树和沙柳又重站了起来。
就在牛玉琴治理荒沙刚刚有所起色的时候，她丈夫张加旺因患左腿骨质增生住进了医院，并要动大手术。为了丈夫的病能早日治愈，为了治理荒沙的决战不受影响，她只好忍痛让不满十四岁的二儿子辍学伺候丈夫，自己则一天往返140多余里路在医院和沙地两头跑，既要照顾丈夫治病，又要进沙漠造林，就在丈夫还未出院时，她也因积劳成疾患了急性阑尾炎，也住院做了手术，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家里由此乱成一窝蜂，治理荒沙的事无人领料，家务活没人做，孩子无人管，婆婆的精神病也几次发作，夫妻两人住在医院心却在家里，在她做完手术的第五天，在伤口尚未完全愈合的情况下偷偷跑回了家里，这个家里不能没有她，后来，缝合伤口线是她自己抽掉的，丈夫的病以后被确诊为骨癌，3年多的时间里住了9次医院，做了7次手术，还据掉了一条腿。因此，照料丈夫和一家老小的饮食起居及治理荒沙的事，全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这付沉重的担子的份量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常人无法承担的。然而，不幸的事情还在后面，1988年5月17日丈夫张加旺因患骨癌而永远地离开了她们。丈夫去世后，亲朋好友劝她干脆把林场卖了，过几年安稳日子，但牛玉琴坚决拒绝，她想这片林子是她和加旺用心血共同建造的，她不能毁掉她们共同的基业和希望。面对残酷的现实，牛玉琴没有垮掉，决心完成她和丈夫的未尽事业，要使沙漠披上绿妆。
功夫不负有心人，牛玉琴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自己辉煌的人生之路，走出了自己的希望之路，在起步年代，她东挪西借，想尽了一切办法，累计投资40多万元，在沙漠中营造了近2万亩林草，治理荒沙2万多亩，使昔日荒凉的沙漠变成了一个人工林场，为了纪念死去的丈夫，她将林场命名为加旺林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牛玉琴的带动下，乡亲们也纷纷要求承包治理荒沙，近几年来，东坑镇的农民先后承包了11万多亩荒沙进行治理，使昔日茫茫沙海开始变为绿洲。牛玉琴的事迹在当地引起了轰动，1996年联合国防止沙漠公约组织邀请她去作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治理荒沙成功的同时也使牛玉琴的生活好转，致富后的她没有忘记村里因路途远、家庭贫困而上学难的孩子，她在村里建起了旺琴小学。同时，牛玉琴从1994年起担任东坑中学的名誉校长，每年植树季节都要带领师生植树造林，并向学生讲治沙造林，保护环境的好处。
牛玉琴，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她以柔弱的身躯征服了茫茫万亩荒沙，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忘我奉献的高尚风格，体现了矢志不移，坚忍不拔的大西北人的性格，体现了目光远大，不断发展的新追求，体现了中国妇女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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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风光，绿色榆林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榆林人民北治沙，南治土，为改善生态环境进行了几十年坚苦不懈的斗争。经过50多年的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综合开发，榆林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特别是进入90年代，榆林的沙产业进入全面开发阶段，治沙由单纯追求生态效益逐步转向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加大沙产业开发力度，推动了防沙治沙步伐。榆林市委市政府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开发沙产业，全面拓宽沙产业开发投融资渠道，建立健全以个户、联户投入为主，国家投入为辅，银行信贷补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全面开发沙产业，加快了沙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步伐，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截至1996年，全市林木覆盖率由解放前的1.8%上升至25%，全市林木保存面积达到1629万亩。其中北部风沙区造林保存面积1190万亩，林木覆盖率32.5%。滩川塬涧地区受风沙危害的150万亩农田全市实现了林网化。南部丘陵沟壑区林木保存面积439万亩，林木覆盖率15.6%。全市以红枣为主的经济林达到260万亩，以柠条、刺槐为主的水保林达到200万亩，全市活立木蓄积340万立方米,年产鲜枣10万吨，林业总产值约8亿元。通过生态环境建设，北部风沙区的风沙危害大大减轻，860万亩流沙600多万亩得到了固定、半固定，实现了地区性的荒漠化逆转，出现了沙退人进的可喜局面。全市完成水土保持治理面积2.04万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55%，年减少入黄泥沙量2.4亿吨，比50年代减少45.2%，基本农田达到608万亩，人均达到2亩。
——防护林体系初具规模。建成总长1500公里，造林175万亩的长城、北缘（陕蒙边境）、环山（环白玉山区）、灵榆（灵武至榆林）防固沙林带基本建成；沙漠腹地建起万亩以上的成片林165块，滩、川、塬、涧地区受风沙危害的140万亩农田全部实现林网化，形成了带片网结合的防护林体系。实现了局部区域性由“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变化。
——绿洲农业正在崛起。通过引水拉沙、机械平整、治沙造地、新辟农田140万亩，其中水地95万亩，粮食总产较50年代初增产6倍，沙区已成为我市商品粮生产基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目前，榆林已建立市、县级自然保护区5个，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增加，现有哺乳兽类33种，鸟类153种，其中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5种，遗鸥、白天鹅等榆林境内的红碱淖、无定河、榆溪河等水域大量栖息繁衍。林木资源总量的增加和有效的保护利用为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生态支撑。
1997年8月，江泽民同志作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重要指示和1999年8月朱镕基同志视察陕北时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十六字方针后，榆林市上下认真贯彻指示精神，坚持以生态建设统领农业和农村工作全局，全力实施林业重点工程建设，走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及时出台了《榆林市生态环境建设总体规划》，冲破了过去指导思想上的旧框框、旧观念，确立了生态建设的新思路、新思想，按照“一个坚持、两个转变、三个结合”的政策措施，即：坚持谁造谁有，谁管护谁受益，允许继承转让；转变营林机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转变投资模式（谁造林、给谁投资并按林种树种确定投资标准，给造林者更多的自主权）；发展林业和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发展区域经济、主导产业建设和增加财政收入相结合，与改善生态环境和城乡绿化美化相结合。到2005年，全市每年造林面积超过100万亩，六年全市总计完成造林894.8万亩,（其中退耕还林229.4万亩、荒山造林409.1万亩）、三北工程造林36.3万亩、天然林保护工程造林5万亩、飞播造林159万亩、封山育林12万亩。完成“三个百树”工程造林3934.4万株，折合造林面积近40万亩。国家累计投资近40亿元（群众直接受益35亿元）。六年里，榆林发展针叶常绿树80万亩，完成“万亩连接工程”28片，新造成片万亩林近300块，主要分布在绿色长城和绿色通道及重要区域，全市生态环境建设的档次和水准大大提高。据2005年国家第三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数据显示，与1999年第二次荒漠化监测对比，榆林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固定沙地面积增加；流动沙地减少127.3万亩，减少幅度51.1%；半固定沙地共减少286.3万亩，减少幅度56.7%；固定半固定沙地面积已占到沙地总面积的91.3%。实现了区域性的荒漠化逆转。
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榆林人民把自己居住的大地由沙漠变为绿洲，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我们不得不说，这是榆林人民战天斗地不屈不挠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榆林人走出的一条遵循大自然客观规律前提下的科学发展之路。生态环境大大改善的榆林，各项事业均获得突破发展，工业、农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走在全省前列。市委市政府更把建设绿色生态名市作为三大目标之一，把发展生态经济作为榆林重点发展的四大经济之一。
一个荒漠肆虐、风沙漫天的榆林早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一个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崭新榆林正在朝着现代化城市迈进。
后记
历史上，荒凉和贫穷一直是人们对榆林的印象。记者已无法弄清“沙进人退、榆阳三迁”是何时的事了，这句话又是从何时流传至今的，然而，当记者驱车两天在榆林采访的路途上，映入记者眼帘的，却是青山绿水，处处是草木花香。
在采访的最后一天，榆林市市委常委钱远刚颇为感慨地告诉记者，榆林的生态治理，只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完全得益于上下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回顾近年来的做法，我们的体会是：
一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从榆林实际出发，确立生态建设新思路。 在工作中，各级党委、政府坚持“班子换、事不变，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坚持不懈地抓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农、林、水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开展综合治理。榆林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生态立市、资源强市、产业富市”的奋斗目标，在政策上，制定下发了《关于封山（沙）绿化舍饲养畜的决定》和《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等文件。在治理项目安排上，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捆绑资金，各司其职，各计其功”的办法，整合项目资源，加快治理步伐，提高治理质量。
二是主攻生态目标、落实关键措施，积极巩固治沙建设成果。我们按照榆林区域特点，确立了“全封、远飞、近造”的林业工作方针，即全面封禁，大沙和远沙地区进行飞播造林，交通方便、水分条件较好地方进行人工造林，以绿色通道（公路、铁路沿线）和绿色长城（古长城沿线）为建设重点，按照“灌（木）为主针（叶树）点缀、乔（木）搭配”的配置模式，建成点、线、面，乔、灌、草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认真实施林业重点工程，就退耕还林工程一项，就使全市222个乡镇4225个行政村29万户127万群众从中受益，年人均直接收入264元；天然林保护工程落实林木管护面积729万亩，建设公益林80.6万亩。坚定不移推行封山禁牧、舍饲养畜。2001年，榆林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封山（沙）绿化、舍饲养畜。对现有林草地和宜林宜草地、荒山荒地实行封禁治理，严禁放牧。通过封禁自育、人工种植和飞播造林种草，恢复自然植被，增加林草资源。通过几年的封山禁牧，大大提高了自然植被覆盖度。加大林政执法力度，健全林政、野生动物保护、森林植物检疫、森林防火等执法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林地管理，坚决制止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加大了对非法征占用林地的清理整顿和毁坏林地林木案件的查处力度，为生态环境治理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三是放宽政策，创新机制，增强治沙造林的活力。政府鼓励各种民营主体造林，大力发展民营林业。上世纪80年代以来，榆林市结合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思路，制定和落实了“谁造谁有，允许继承和转让”的政策措施，开展“四荒”拍卖，积极推行承包造林，推行“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走林业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双赢之路。目前，榆林市承包造林万亩以上的大户、企业有50多户，经营面积100多万亩；500亩以上的造林大户有648户，经营面积80.9万亩。治沙英雄石光银、治沙标兵牛玉琴、治山大户杜芳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同时，搞活机制，推行合同制造林。近年来，沙区各地认真总结和积极推广合同制造林，推行治理项目和造林项目招投标，以合同的形式明确管理者和治理者的责、权、利，改计划管理为全程质量和结果管理，极大地调动了治理者的积极性。最根本的就是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2003年以来，榆林市委、市政府在全市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力量，开展“三百”工程建设，至今目前已建立植树基地265块，植树3934万株，造林成活率达93.8%以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另外，我们实行个体承包造林。对造林地块落实不到户的，实行“三不”政策：不下达造林任务，不批复作业设计，不兑现国家投资。所有宜林荒山采取拍卖、租赁、承包等形式，全部落实到户，实行个户治理；凡是未落实到户或未承包治理的，一律不予兑现投资；荒山造林必须按作业设计的标准足额投资到承包户手中，按照检查验收情况分期兑付投资,各种造林主体一视同仁、一样对待。具体标准根据国家投资标准和造林树种、造林质量进行确定，让群众有利可图。
四是依靠科技，抓点示范，提高沙区治理水平。我们坚持把依靠科技贯穿于生态环境治理的始终，大力推广适用实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搞好技术组装配套，高起点、高标准和高质量地实施生态工程。重点推广了容器育苗、生根粉、截杆、覆膜等适用实用技术和综合配套模式，推广面积达400多万亩。通过抓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生态治理典型和示范点，带动和推动面上治理工作。神木县马场梁黄土覆沙区综合治理示范点，采取漏斗大坑大苗深栽、生物网格固沙，规模造林10万亩；榆靖高速公路绿色通道示范点，全长116公里，采取人工、飞播、封育结合，乔灌草配置，在公路两侧1-5公里范围内建立高标准的防风固沙林带175万亩。横山县雷龙湾乡生态经济型防护林示范点，采取“换土、深栽、浇水、覆膜、套笼、生物防虫”六位一体的抗旱造林技术，成功栽植樟子松260万株，一次性成活率达90%以上，其规模、技术水平属国内一流。
五是坚持产业开发，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我们大力培植林业主导产业，调动广大农民群众还林种草的积极性，发展第三产业，确保退耕不反弹。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使退耕地区广种薄收的传统耕种习惯得到改变，大批农业劳动力从单一的粮食生产中解放出来，进而从事种植、养殖和其他社会化服务行业，使农村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较快地带动了畜牧业以及林果、蚕桑、蔬菜、加工、劳务输出等产业发展，林业产业化的发展已经成为县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和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几年来，结合退耕还林完成种草70万亩，栽桑36万亩，两杏（山杏、大扁杏）88万亩，枣树面积达152万亩。红枣的经济效益已经成为沿黄河地区农民的一项重要收入，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4%，占农民人均收入的58%。
有这样的政府，有这样的人民，有这样的领导，风沙胆敢不退！贫瘠又如何会有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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