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的五年 辉煌的成就
以5年作为周期，时间，一下子就变短了。细节退隐幕后，肌理渐次浮现。
5年前，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过接力棒，走到了时代的聚光灯下。5年后，媒体开始揣摩胡在十七大报告中频频出现的新词，遥望中国未来5年的大趋势。
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尝试以“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为命题，公开探讨这个老政党的现代转型。这五年中，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正面回应，继革命胜利、经济绩效之后，社会平衡、民主选举、宪政制度一跃而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的关键词。5年后，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对下一个5年作出部署，“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成为其中最醒目的表述之一。
5年前，中国共产党徐徐拉开一场大规模社会重建的帷幕，重振东北，中部崛起，建设新农村，重建医保社保体系……一个个政策兴奋点，围绕科学发展实现和谐这个宏大主题次第推开。官方话语中，“又快又好”，开始被“又好又快”所替代。5年后，胡锦涛在他的报告中，提出 “心理疏导”、“人文关怀”、“文化软实力”等等执政新概念，意味着大国工作重心的继续转移。
十七大刚刚过去，海内外瞩目的最高决策层人事变动已然揭晓。我们站在十七大的时间起点上，回望中国共产党五年执政路，平视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最为突出的执政面向，在历史的脉络中，勾勒中国共产党执政路线图谱，并与读者一起想象未来五年之中国。
中央新航向
一位外国经济学者到访中国后，说他知道了这个国家经济奇迹的秘密：每个人都想赚钱、每级政府都想上项目，“由此汇集而成的强大力量令人吃惊”。
山西省临汾市市长李天太每天醒来收到的第一条短信，都是专业部门给他发的临汾当日空气质量报告。李天太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位市长都关注空气中每颗浮尘的生灭，因为他掌管的地方刚刚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位列全球九大污染城市。
2007年5月底蓝藻爆发后，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明确指示，宁可牺牲15%的GDP增长，也要治理好太湖。
7月，花城广州的市委书记、市长带头在珠江游泳。市委书记朱小丹告诉记者，珠江水质不错；市长张广宁希望，2010年后珠江每年都能游泳。
中国的天空云朵、江河湖海正享受官员们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受到国内外媒体最炽烈的聚焦。
《华尔街日报》就是其中一家。它的中国系列报道，捧得2006普利策新闻奖国际报道奖。报道对准了自诩世界上正在开动的起重机最扎堆的地方——郑州、强抗禁令被叫停的内蒙古新丰电厂，还探访了受有毒气体侵害的血铅儿童。
评委会称，报道揭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直接影响全球商界人士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帮助中国的决策层和企业家预判和避免经济发展中的错误和陷阱。
中国的决策层显然已经知道中国身处三十年发展后的关键时期。10月15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总书记胡锦涛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说，要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7个月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指标：在保持8%经济增长率同时努力把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减少4%。
由于这是中国首次把能源消耗作为从宏观经济层面衡量经济增长的准绳，标志着中国开始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外国媒体称，中国从此放弃以社会事业和环境为代价对增长的执迷追求。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温政府施政理念的核心价值首次明确：“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被正式提出。《人民日报》称，这成为中国拥抱绿色文明的标志。
在过去的五年里，“环保”、“可持续”、“节能减排”、“绿色GDP”等字眼席卷中国。
“中央已经在调转航向。”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说。中国的目光正从GDP移向环境和更远的未来。
调控阻击经济过热
2004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项目，开始“绿色GDP”的核算研究，试图在国民经济核算过程中充分考虑土地、矿产等各种资源和环境污染损失等因素，以此改变以GDP增长为单纯指标的考核方式。
就在“绿色GDP”核算研究启动一个月后，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在一路狂奔“大炼钢铁”时轰然倒下。中央对“铁本”的雷厉处断，震动全国。
“铁本”闯进中央多片禁区：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违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准文件即动工建设，违法征用四千多亩耕地；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大量流动资金贷款。与“铁本事件”有关的八名当地要员受到了严厉处分。
整个事件中，常州市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难辞其咎。铁本创始人戴国芳后来在狱中说，越权项目审批和违规土地审批都非他所能到，实际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的后果。
“铁本”事件成为中央“杀一儆百”的典型范本。以整顿“铁本”为开端，中央政府启动了行政性的调控和产业政策的调控，使投资速度在几个月内像自由落体一样迅速下降。
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不正常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正因与“科学发展观”有天然的血脉联系，环保成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其执法集中于钢铁、冶金、电力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
一位外国经济学者到访中国后，说他知道了这个国家经济奇迹的秘密：每个人都想赚钱、每级政府都想上项目，“由此汇集而成的强大力量令人吃惊”。
1990年代开始的分税制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忽视了其他公共职能的履行；另外，实行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匹配，一些本应由中央承担的财政支出，压在地方政府身上，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加紧敛财。
固定资产投资无疑最能拉升GDP。曾猛烈抨击GDP政绩观的经济学者郎咸平说，政府不用做什么，只需要大规模卖土地，提供给地产商建楼房，然后再卖房，就可以“创造”可观的GDP政绩。如果政府把土地的价格哄抬得更高，使房价更高，那么所“创造”的GDP也会更高。
对GDP的热切渴望，驱使地方政府在“上项目”时大开绿灯。发改委在2006年对1至4月份3779个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的抽查中，有44.2%的项目没有土地批准文件，有43.9%的项目没有环评文件，22%的项目没有项目审核文件。
2006年上半年某省规模以上固定投资占了全国的1/7。6月份开始发改委主任马凯、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国家统计局主要领导频繁造访，暗示该省应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但该省意见依然是“扩大投资不动摇”。
过去的四年里，国家环保和国土部门屡屡出击，效果却难如人意。其中，地方保护主义是他们遇到的最头疼问题。从SARS之后，经济增长率年年在10%之上，高层多次强调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中央在调转，地方还没跟上。”赵晓说，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惟一标准。中央和地方在发展理念上的断裂，源于官员考核机制等中间环节的改革严重滞后。
地方如何跟上
2005年，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在全国10省市启动，在2006年公布了第一次核算结果之后，第二次核算结果迟迟没有公开。据绿色GDP项目组组长王金南透露，有些当地环境资源损耗很大的官员，对绿色GDP加以抵制，甚至发函向国家环保总局和统计局施压，要求不予公布。
尽管核算方法一直存在争议，但绿色GDP的提法本身正当其时。它传递了中央的最新风向：任何以牺牲“绿色”为代价的发展将不被鼓励。
多个省市随之调整原有的官员考核体系。浙江省湖州市对县区年度工作考核时，取消沿用多年的GDP指标，代之以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特别是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的考核。
赵晓对新考核指标的实际功用表示怀疑。他主张在考核干部时，应引入环保、住房指标的一票否决：“计划生育为什么能搞好，是因为它有一票否决的作用。”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官员受到重用。在今年3月份新一轮省部级人事调整中，与中央保持一致屡被中组部到场人士提及。在这轮调整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他在浙江时提出的“对宏观调控阳奉阴违就是歪风邪气”被媒体重提，耐人寻味。
在上海市党代会闭幕后，习近平在向中外记者介绍新领导班子时誓言，新班子要与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维护中央的权威，确保中央的政策在上海的畅通”。
动用传统的行政命令和组织资源，重用符合中央发展精神的官员，在赵晓看来，在大的体系没有调整的情况下，这对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央政令畅通，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更长远的解决之道在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律界定。据赵晓介绍，十七大之后有望开展这方面工作，让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趋向匹配。
有观察家认为，政绩观正在回归邓小平时代的基本标准：人民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
“人民除了要求更多的就业岗位外，也想住得起房子，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赵晓说，公众对政府的期待是多元的，人民的压力需要通过合理的机制转为官员的压力。十七大后，如能扩大各级官员直选范围，密切官员考核和公众评价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
大政归“和”
2007年10月15日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乘坐国产红旗轿车来到会场的党代表的等待中，走向鲜花和话筒，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
以此时此刻为时间原点，遥望5年前胡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彼时彼刻，再将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执政中国的五年，置于一个更为宏阔的时空背景，透过和谐社会、从严治党、党外人士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行政首长之类的执政现象，我们发现，对普世价值的认可，对“法治国”应有的契约意识的尊重，对现代政党普遍规律的把握，正幻化成一股“柔性的力量”，策略性地注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国家机器的强力控制，融为一体，让本该柔软的执政理念变得更为柔软，让理当刚硬的强权机构变得更为刚硬，一柔一刚，刚柔并济地服务于不可动摇的执政领导权。
普世价值得到认可
“你行我也行。”被组织前往观看特奥运动会的上海小学生们，可能不太记得开幕式上，发表演讲的胡锦涛究竟说了些什么，但他们一定能记住这句口号，一定能以自己的方式，于特奥运动会的细枝末节中品味平等、接受、包容这些闪烁着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人类自身观照，尊重人类普世价值的语词。
五年间，意图转变执政方式加强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在长篇累牍的中央文件和官方行动中，传递出一长串认可人权、自由、公平、正义之类普世价值的信息。特奥运动会的火炬点燃上海，正是一长串信息中的一个。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新闻中心网站上，提供给外国记者的资料中，赫然于前的是“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官方信息。2003年，打工青年孙志刚以他的死，触及了收容遣送这一不合时宜的制度神经，个人命运的呢喃演进为人权意识的觉醒，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不失时机地迎合了民众对普世价值的诉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由过去的讳莫如深，登堂入室，入主人民权利的圣经——《宪法》。
公平正义和人权是什么关系？在嘀咕房价看病学费拆迁的城镇社区，在“皇上圣明”的声浪撞击荧屏大队书记依然比民选村官牛气的偏远乡村，公平正义就像天赋人权、普世价值一样拗口，对这些玄虚的问号，寻常百姓不知不懂亦不在乎。煞有介事的观察家们则不同，他们死死将目光盯住胡锦涛2005年早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的讲话，面对二百余省部级高官，胡在“和谐社会”这个融贯东方智慧传承中国文化的新概念中，充入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元素。这年夏天，前总理朱 基的入党介绍人郭道晖出版了《法理学精义》，循着《正义论》将正义观视为社会发展基石的轨迹，诠释了公平正义之类对抗专制斗争的法学理论，呼吁回归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审视五年来的社会体制改革，旅居海外的政论家们察觉，西方世界视为普世价值的公平正义，已被中国共产党吸纳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的思想源泉，粗看似无关联的民众日常生活亦与这四个简单的汉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尊重“法治国”原则和契约意识
2007年9月16日下午两点，旨在选拔未来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国家司法考试的最后一份试卷发到考生手中。开卷第一题：论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及其核心内容。
两年前的那个秋天，出于对执政规律的把握，胡锦涛继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之后，提出以依法治国为其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今年春天，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便透露出将该理念纳入司法考试范畴的明确信号。未来的法律精英们体悟到，“法治国”原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柔性执政新思维中的一项原则，“法治国”原则背后的契约意识开始得到空前的尊重。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释放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信号弹，敏感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工作者们立即联想到第三世界政党失去政权的教训，建言中国共产党推进执政方式法治化，避免执政党演变成行政党，更不能做国家和社会具体事务的直接管理者，只能经由国家权力机关间接领导国家和社会，让“法治国”原则中生生不息的契约意识，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奔腾不止。
尊重法治国原则中的契约意识，要义在于依宪治国。无论情愿与否，经济全球化引发政治全球化的21世纪初年，务实的中国执政党不得不认真倾听“苏格拉底和孟子关于法治国的虚拟对话”，笼统的含糊不清的“为人民服务”的隐性契约，亦须过渡为清晰可辨的宪法至上的显性契约。2002年冬天，胡锦涛以中国共产党新的最高领导人身份的首次亮相，就是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阐述“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的讲演。今年，史上最牛钉子户就靠着保障财产权的宪法修正案，以及彼时还是草案的物权法，上演了一出“刁民战政府”的拆迁大戏。
中国共产党最近五年的“法治国”原则，渗透其中的契约意识，以及宪政问题法治化、政治问题行政化的路径选择，就这样流泄在这些或微小或宏大的法律事件中。五年来，暴风骤雨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如少数人曾经盼望的那样呼啸而至，取而代之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加速度。2004年，《法治政府十年纲要》出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向全民承诺，他们必定遵循公开、透明、高效、廉洁、民主等等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遵循的行政原则。诸如千呼万唤的任期制的翩然而至之类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安排，表明执政党在描绘从党内民主到全民民主渐进过渡的“民主线路图”的同时，回应了法治政府这一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十年前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对转业军官涌进法院检察院的质疑言犹在耳，十年后法官检察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已成法律常识。2005年，世界法律大会在中国举行，首席大法官肖扬等政法高官与会演讲，尽管“中国国情”像“老三篇”一样被再度提起，尽管北京站街小贩血刃城管队员之类标示“刀治”挑战“水治”的惨案，依旧不时充斥我们的耳畔眼帘，尽管政府法治化的力度亟需加强，即便是对中国司法改革持有偏见的与会者，也程度不一地激赏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进步。
回望中国共产党五年执政路，“法治国”原则和契约意识拉长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距离，展现出这样的柔性执政思维对中国共产党固执政地位的正面价值。看看霓虹闪烁的上海滩吧。面对陈良宇的跌倒市区党政班底的换届，一位沪上一流公关公司的CEO，发现和他们打交道的上海商贾，竟然出人意料地漠不关心，上海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秩序在法治和契约拟定的轨道上，依然故我，怡然自得。
对现代政党普遍规律的把握
2007年9月25日上午10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一位副部长步入国务院新闻办，透过CCTV的现场直播，颇显“高调”地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党际交流的神秘面纱。联想到中央纪委此前向媒体开放的“去神秘化”举措，以及执政党五年来的自身建设，善于条分缕析惯于虚张声势的政情观察人士察觉到，中国共产党正在放弃意识形态的偏见，遵循现代政党的普遍规律，进行政党现代化的努力，彰显其柔性执政新思维。
一个现代化的政党，必定是一个廉洁的政党。5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层面的力度、强度、频度和制度，堪称史无前例。刚被开除党籍的前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已被判处死刑的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正在等待司法审判的经济明星高官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被惩处的省部级高官可以排出一支长长的队伍，辅之以建立巡视制度、空降纪委书记、成立预防腐败局等等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制度设计，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党内外昭示了“从严治党”的治党方略。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遵循政党现代化普遍规律，实现政党现代化和执政方式现代化的一面透视镜。翻阅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以来的官方智囊论著，一个共识已在小圈子中急速达成：党的现代化是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前提。虽然理论家们关于党的现代化的定义五花八门，要义总是不离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
新华网上有人以“八大进展”概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诸如“逐步推进党务公开”、扩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之类的党内说辞，党外人士往往不得要领，但是，中央政治局带头执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十七大代表选举中差额比例比十六大增加了5个百分点等等党内民主的细节，则受到党外关怀政治者的重视。
这当中，最为瞩目的是中国共产党保障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两个条例：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喻示着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对党内民主的认识，已由过去理解的“作风问题”过渡为“制度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走向制度化。随后，在市县党委换届中，中国共产党宿迁市顺和镇党委书记刘金山开了乡镇书记进入市委候补委员的先河。熟悉西方政党制度的人们同时发现，两个条例以及“开先河”之类的故事，背后的一部分法理基础与西方政党制度何其相似乃尔。
刚柔并济：刚性的军队和旗帜
2007年10月18日，德国驻华新任大使施明贤自十七大会期进入第四天的北京，飞赴南京“赶”他的外事活动“场”。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年的施明贤，亲历过1989年德国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而至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哗然解体。十数年过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非但未像预言家预言的那样拱手让人，反而以坚不可摧的执政地位，走向预言的反面。
探悉这其中的内在逻辑，不得不称赞中国共产党最近五年执政新思维的柔性力量，其实，无论是靠近政党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还是尊重“法治国”原则下的契约意识，抑或认可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都是中国共产党先前的政治范畴执政理念中的稀罕物。这一切，合上他们始终不曾动摇过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刚性思维，刚柔并济地固执了他们的执政领导权。
就在施明贤大使履新之前的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浓墨重彩地庆祝了解放军80岁的生日。大庆前几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纷纭而至的纪念活动中，包括文艺晚会的主持人都在提醒“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军服几经变化，惟一不变的是象征党的领导的五角星。五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多种场合申述过解放军在当下的四大历史使命，首当其冲的是“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
十七大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就“中国共产党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回答中外记者：社会主义。此前，中外记者注意到，逼近十七大的日子里，中共理论家们在反复强调旗和路。李东生说，这是国内外和党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次日，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宣读报告那一刻，海内外就从报告的题目中看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字样。
从民生到民权 从先富到共富
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详述执政党“社会建设”方略，提出构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这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单独阐述社会建设内容。”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而十六大之后，社会政策遍地开花。
在过去的五年里，取消农业税、全面推行农村低保、“新农合”、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费、推行廉租房……中共社会政策从几近空白到逐渐形成体系。
源自西方的“社会政策”概念，是“改善民生的体系化政策”，其核心价值观正是“公平正义”。如今，中共正把社会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力推进。
从“先富”到“共富”
5年前，新上任20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踏雪重返西柏坡，在这个距离北京370多公里的地方，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从这里“进京赶考”。
回到政权的起点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要重温“先贤”教诲，比如“两个务必”；二是告诫全党——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应该代表谁的利益。
无疑，政权最初是代表“工农”，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是，回到执政起点，要重新思考执政现状和“先贤”对人民承诺之间的差距。
中共在1978年之后启动了“改革开放”，经过二十几年努力，实现了“翻一番”、“翻两番”、“翻三番”的目标，很多人、地区富裕起来，但有些人、有些地区却感受不同。
这体现在人民的情绪上，改革最初受到大众热情支持，而在1990年代后则有些不同，“下岗”成为流行词，“三农问题”成为“中国问题”的核心，种粮农民肩负繁多赋税，而许多进城农民工受伤或患病没有保障。
2003年底，在美国访问时，总理温家宝语出惊人，“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像狄更斯小说所描述的那种痛苦的经历。”狄更斯小说所描述的，“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在温总理访美半年前，SARS阴影笼罩北京城，而SARS还未散去，“信访洪峰”又汹涌而来。在距中南海7公里外的永定门外，上访者常年聚集，形成“上访村”。“信访洪峰”是“中国问题”的极端，而从正面角度看则体现了普通民众对新领导人的强烈期待。
针对诸多问题，高层不断在考虑对策。在SARS笼罩下的广东，胡锦涛公开谈“全面的发展观”，在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上，执政党分别提出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和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
总理温家宝则直接帮助一个农民讨薪，尽管拖欠农民工工资有很复杂的社会肌理，但此举信号是：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这是不允许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迅速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作为一个政治任务。
五年来，新领导人展现了亲民的风格，他们在SARS肆虐时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们春节在农民家包饺子过年，他们走到井下，他们和普通的工人农民握手寒暄……他们绕过了各个部委、绕过了地方政府机构，直接站在人民面前。
或许有人对此不解，领导人有太多事要做，为什么不从制度建设着手，将机制理顺？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还没有弄清新领导集体的思路。
中共领导人可能更希望让普通民众感受到和他们在一起，当然也没有满足于嘘寒问暖，从宏观发展思路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淡出党内文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取而代之。在十一五规划中，公共服务指标数量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指标。
新领导人将“共同富裕”提上议程，他们在邓公理论中找到了政策调整的依据。“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中国的GDP不仅仅属于城里人，还属于农民，以及许多在城里居无定所的打工者。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将社会建设摆上日程，既符合毛的思想也符合邓的理论。
#p#副标题#e#“降低不安全感”
梳理近年出台的这些政策，从目标看，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将其分为“缩小不平等”和“降低不安全”两大类。
在“缩小不平等”方面，中央财政对中西部省份的财政转移日益加大，而90%投入到中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开始收缩，2005年东部、东北、中部、西部GDP增速持平，各省之间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扩大趋势在2004年后逆转，出现了缩小的迹象。
1999年西部大开发之后，国家还启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而两个“新特区”名额，则给了西部的成都和重庆，新一届中央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
从2004年起，连续四个“中央一号文件”推出“重农”举措，第一个文件即指向增收难题，“少取”“多予”是重要策略。2006年，有着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走入历史。这五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达15060亿元，相当于前10年(1993年至2002年)的总和。
此外，国家还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自古以来，你见过不收税还给钱的官府吗？”一个天津农民发出这样的感慨。
公共财政也令社会保障体系迅速建立——这是“降低不安全”的主要措施，其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社会保障城乡居民“全覆盖”。
除了保障基本生存的低保外，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从城镇职工扩大到广大城镇居民以及农民工，农村建立“新农合”，除了个人付10块钱，中央与地方各掏出10块钱(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合农民补助标准提高到20元，一些地方财政也提高了标准)；工伤保险参保重点人群是矿山工人和建筑工人；一些省市正在推动公共财政补贴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从执政党社会政策的推行层次看，工农大众是其保障的首要重点。党内分析人士说，中共正在采取多种措施，继续大力保障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加强工农联盟，同时保障其它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以凝聚力量“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利益整合
由民生问题引发的矛盾不可小视。“严重性在于几乎牵涉每个群体，利益范围大，容易造成群体事件，而且持续时间长，力度很大。”吴忠民说，“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于社会内部。”
利益结构大规模洗牌，执政党已经开始警惕某些部门和某些群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房地产调控与反调控过程，即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利益博弈。“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对中央抱有很高的期望，中国的两头一拍即合，下一步就是整合中间的问题。”吴忠民说。“橄榄型”社会分层体系更有利于社会稳定。继十六大报告后，胡锦涛此次再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目标。占人口70%的工人和农民，则是“扩中”的最主要目标。
十六时曾提出“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而十七大则调整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强调“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学术界有“下要保底，上不封顶”的通俗说法。
在吴忠民看来，“以人为本”是近几年中共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在其背后，“最高层与底层形成了政治联盟”。王绍光说：“再分配体系用国家的强制力打断了市场的链条，把全体人民重新链结起来，这就是中国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的变化。”
2006年的“国六条”细则的出台，被一位经济学家称为“庶民的胜利”，针对城市困难群体的廉租房，从去年试行，今年已呈全面推进态势。
吴忠民认为，中共利益整合的“两大法宝”是民生和法治。“民生政策促使多数人形成社会认同，而法治则令任何一个群体形不成挑战的资本。”况且，执政党还有强有力的行政武器，决不允许挑战中央权威。
明年起，中央国企将向政府上缴红利。自1994年以来，它们的税后利润一直自行支配。其中，一些垄断行业被指责为“和谐杀手”，这五年中，这些机构成为公众批评的主要对象。
从民生到民权
“晒工资”正在论坛和博客上高调上演。网友惊呼石油、电力、电讯等大型国企的员工收入“高得让人无法接受”，但也有人亮出自己的“工资条”为自己鸣冤。
2004年8月，一场关于“改革向何处去”的大论争，继2003年的SARS和信访洪峰之后，汹涌袭来。贫富差距等焦点问题被意识形态化。
论争尘埃落定时可以发现，许多网民并不站在哪一边，他们的呼声盖过“左右之争”，并且仍在延续：“我要房子，我要上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这次争论本质上“是一次中国百姓在利益驱动下的关于公共政策的大讨论”。
研究表明，受教育机会、健康机会、迁徙机会、进入市场机会等“机会不公平”，主要是社会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以及一些腐败现象造成的。而“机会不公平”，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这个“结果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主导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透明度是制衡的最有效手段。胡锦涛在6·25讲话中也强调，“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基层民主尽管由于既有政治格局显得进展缓慢，但“声音表达”开始发力。
“声音表达”在中国，更多地体现在互联网上。传统媒体与网络的结合，正在将焦点事件转化成公共政策议题，例如2003年，孙志刚案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上网了解舆情。越来越多的官员表示要重视和运用互联网，一些官员写博客，用实名登陆BBS。
中国网民数量已达1.72亿。无疑，赢得“声音表达”，亦是一种政治资本——很多网民不吝以溢美之词赞扬领导人即是一例。最近，他们纷纷“向党说句心里话”，遥想总书记滑动鼠标的情景。
五年间新话语演绎“中国式进步”
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内外形势都在发生变化，中共也在不断进行自身调整来适应这种变化，这从其话语体系的演变就可以清晰看出。在中国，执政党话语体系的变迁是“中国式进步”的一个显著特点，自改革以来，每一个重大变革的发生，往往是观念改变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
2004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来了一批地方党政一把手和部委主官，这是一个专题研讨班，题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结业仪式由温家宝亲自主持。此时“科学发展观”作为执政党的一个新词汇已深入人心。
在抗击“SARS”时，科学发展观的构想就已出现，当年7月，在全国防治SARS工作会议上，总书记胡锦涛说要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一个月后，在江西，“科学发展观”这个词汇第一次完整地出现在总书记公开讲话中。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被认为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中包括那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高速发展的观念；也包括 矿难频发下对人民生命的漠视和产业畸形，是对几代领导集体执政理念的科学总结。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说，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和谐社会
过去5年中，“和谐社会”或许是最著名的执政党新话语之一。总书记胡锦涛2005年2月对和谐社会提出的目标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十六大报告中就出现了要使“社会更加和谐”的表述，这可以说是和谐概念第一次成为执政党政治用语。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无疑，“和谐”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诸多“不和谐”而来。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凸显，尤其是社会矛盾甚至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突出。按照传统观点，会拿起“阶级斗争”的武器，提倡“和谐”也可能被斥责为“阶级调和论”，但时代确实不同了。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撰文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句话或能概括这个概念的地位。
执政能力
无疑，和夺取政权时相比，中共所面临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同，所以才有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十六大前后，“执政”一词在党的高层话语体系里就反复出现，有了“执政”，自然就有“执政能力”的问题。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执政能力”成为一个高频词汇。
上述决定说，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中共正在给自己提出期许，目的是要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
其中“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更被认为是跟执政能力有关的新语汇的代表。
以人为本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不能脱离阶级、阶级斗争而孤立存在的，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一些观念必须与时俱进。
中共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基于改革开放后的独特国情而提出，旧的发展模式，对“人”的重视不够，十六大以来，中共对原有的“发展观”进行调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而就当代中国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否则发展的目标就会模糊，这可以理解为是告戒全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为了谁而发展。
政治文明
中共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中共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部署。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主任刘春接受采访时说，从观念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包括进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思维方式，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等；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不文明的甚至是野蛮、蒙昧的政治观念，如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人治观念等。先进的政治文明还包括民主、高效、廉洁的行政观念，与此相对立的，则是权力过分集中、腐败。
观察家们说，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使执政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而且政治文明将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的，也是政治文明的吸纳对象。
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国革命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开始的，依靠农民的支持，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但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农村的真正复兴，则是在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观点看，在当时整个国家都处于封闭状态下，农村无疑是先引入“市场的机制”，并成为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标志性领域。
此后，改革“进城”，“市场机制”让中国的其他领域活跃起来，农村所取得的“改革先机”快速失去了，甚至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农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边缘群体”。
十六大之后，中共对农村政策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原来的“税费改革”迅速调整为免征农业税，并进行大量的“少取”和“放活”，中国农村重新赢得了活力和尊严，但执政党依然不满足，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宏大的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一提法可以追溯到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2006年2月14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作了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和主要任务。
几年中，公众看到的是各种针对农村和农民的具体政策和直接补贴，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民心工程。
普遍的看法是，在中国，抹平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肯定殊为不易，但一个执政党应该有这样的勇气。
党务公开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把实行党务公开提上日程。
2005年7月7日，中组部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直面敏感问题，近两年来，中组部曾4度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二年的9月26日，中纪委领导也出现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厅。此后，甚至邀请媒体参观中纪委等核心机构。
推行党务公开，显然是执政党主动顺应潮流的做法，世界上任何一个向人民保持神秘的政党都不会取得成功，作为宣誓“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更没有理由对人民神秘。
尊重和保障人权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第二天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在中国，“人权”曾经是一个禁区，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不仅在宪法和法律上不使用“人权”概念，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将人权问题视为禁区。
该文章说，“人民无权，宪政徒有虚名。”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项基本原则。将人权原则写入宪法，是中国寻求实行宪政以来的第一次，是当代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
谁说人权只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中共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讲人权。观察家说，中共领导集体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原则写入宪法，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的潮流。
私有财产
“狠批私字一闪念”，在年轻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无厘头”，而这样的口号曾被视为天经地义。
时代确实进步了，这发生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正式写入宪法修正案，从而使私有财产权上升到宪法权利。
一些人担心这样会使得一些过去的非法收入合法化，不过一个基本的道理是，只有保障财产的安全，才会促进财富的增加。对一个词汇的承认，代表了执政党一种观念的改变，而保护私有财产，或许也正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之一。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
这并不是新词汇，但是却是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最引人注目的词，因为它们来自总理温家宝的文章。这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说：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
在两会中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在海内外记者面前，温家宝说，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民主的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说，温家宝在本次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说民主是普世性价值，是中国在民主理论和民主政治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在国内由政府总理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还是第一次。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005年12月，胡锦涛在青海考察时强调说，“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千方百计为困难群众多办好事实事。”“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迅速成为各个媒体报道的醒目标题。一些观察家认为高层讲话的时机恰到好处，回顾“十五”期间，依然有诸多不容掉以轻心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其中之一是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这让人想起了邓小平，他晚年曾反复强调：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在今年的“6·25”讲话中，胡锦涛再次提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表述后来又出现在10月15日的十七大报告中——这是中国未来5年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而显示的是执政党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
一边是选举一边是监督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各有多少委员和候补委员？差额选举会不会扩大到10%或者是15%？在一中全会的时候，政治局会不会也实行差额选举？”
10月14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三楼的金色大厅，路透社记者的一连串提问似乎令在场的外国记者甚为兴奋。还在去年底，因为十七大代表差额比例的增加和选举方式的变化，就使得国外媒体早早开始了种种猜想。
正是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党内民主的表述，以及其后五年诸多起伏跌宕故事的排演，才为这种种猜想提供了空间。同样波澜壮阔的是过去5年中执政党对自己的厉行监督，其反腐力度和制度建设的进展令人印象深刻。透过十六大报告、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不久前的十七大报告，执政党要扩大党内民主、厉行监督的决心和路径清晰可见
竞争性选举：由小到大
几乎所有的党内民主改革，首当其冲要面对的，就是选举的课题。
浙江台州椒江是1988年12个“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县市区中最成功的。十六大全面肯定“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后，各省市都络绎不绝地来到椒江取经，这个改进被视作重大突破。在随后的所有试点中，几乎都少不了党代表的推选改革。
最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四川和江苏。湖北在11个乡镇“两推一选”乡镇党委书记的同时，在宜都则实行了“委员推选制”——市委委员候选人不再是由组织提名，而是党代表自荐，然后代表团投票选出有20%差额的候选人名单，最后在党代会上由全体党代表差额选举。结果，原来笃定的几个科局级干部被“差”下，“乡镇兵团”冲了上去。
四川十七个试点县市中，以雅安的选举动作为最大。就在十六大召开一个月之前，雅安市下辖的雨城区和荥经县就实现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在没有“组织授意”的雨城区，三位乡镇街道主要领导及两位局长“意外”落选。
事实上，因为十六大关于党内民主的诸多表述，使得四川大量基层组织干部放开了手脚去尝试党内竞争性选举。2002年步云乡的“改良版”乡长公推直选和2003年底平昌县公推直选9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分别获得了第二届和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东部，2003年的江苏以宿迁的乡镇党政领导选拔为起点，短短3个月内，旋风般地将改革推进到县处级甚至副厅级，组织了淮安市两区“自荐公推竞选”区长、两县“公推公选”县长以及南京市两区(副厅级)“公推票决”区长的候选人试点。
蛰伏已久的改革动力在逐渐迸发，“公推直选”、“公推竞选”、“公推差选”、“差额直选”，这些看似拗口的政治学词汇，隐约透露出实践冲动对理论雷区的谨慎规避和折中妥协。
从去年开始，《学习时报》等一些党内理论刊物开始关注并盛赞这些“能体现党员选举意志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突破的根本标志”。
就在去年开始的四级集中换届和十七大党代表选举过程中，很多选举实践已经被吸纳。仔细推敲下来，中组部对“改进候选人介绍方式，要积极创造有利于选举人充分表达意愿的环境和条件”的要求，几乎就是对候选人可以竞选的委婉允诺。
领导体制改革：逐步改善
跟热闹的选举相比，同样是在党代会常任制改革旗帜之下进行的领导体制改革则更为惊心动魄，却不露声色。“委员制”同样是在椒江开始破题。大会直接选出的全委会取代常委会成为领导中心。表面上看，取消常委是为了避免党代表大会、委员会和常委会3个决策层次过于密集，但其实另有深意——改变常委会和书记办公会成为决策中心的不正常现象，将权力回归全委会。
曾参与椒江设计的中组部组织局一官员告诉本报记者，“在实践中，常委会成为了事实上的权力中心，一些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地方，往往甚至是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
尽管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但试点的出现却是在 2003年 12月——十六大召开一年之后。
罗田是湖北另一个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地。这里同样是取消了常委会，将全委会上升成为决策机构，并设计了县委委员的交叉任职。县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5名副书记除了一个专职副书记和一个兼任纪委书记外，其他人分别担任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并兼任党组书记。余下委员除任副县长外，分别担任重要部委的领导。
如此一来，县里面就形成了“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新权力格局。有专家评述说，罗田的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党政合一的思路。尽管这跟1980年代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党政分开”的改革路径看似背道而驰，但却更符合共产党是执政党的现实国情，有利于理顺长期以来党政两套班子互相扯皮的现状，促进内部民主决策。
2003年，个别地方索性尝试取消书记办公会。到了2005年8月，四川省委组织部也发文要求全省逐步取消县市区书记办公会。
这种理顺党内权力关系的动力并非仅仅来自基层的自觉认识。在罗田试验启动的两个月前，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它的第一项议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此举很快被解读为“还权于代表大会和全体党员，并接受监督”的“述职”，“是党内民主化方向上的重要进步”。
2004年，《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对重要干部任免票决制进行了详细规定。这以后，四川和江苏等很多地方党委都相继开始对重要领导干部的任免实行票决制。
但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显然还没有结束。十七大报告强调说，“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
党内监督：制度是关键
如同硬币的两面，一个执政党如果要稳固执政，除了选拔人民赞同的官员之外，接着要做的，就是如何监督他们如何用好公权力。
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在过去的5年中对此显然着力颇多。2003年12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被认为是过去5年中中共最为重要的党内监督制度化努力。
条例明确规定，“纪委对派驻纪检组实行统一管理”，并突破“向同级党委报告”的限制，规定“党的地方和部门纪委、党组纪检组可以直接向上级纪委报告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
从2004年开始，中央纪委对56个部门的派驻机构实行了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可以直接决定立案调查驻在部门有关官员的重要案件，派驻机构官员的提拔任用则由中央纪委直接负责。执政党通过制度安排以图加强对自己身边的部委的监督。
而对地方上的监督创新则更早一些，自2003年6月开始的执政党巡视制度至今已经进行了4年多，“携中央权威而来”的巡视组目的就是要部分解决监督地方党政一把手的难题——其效果正在显现，最好的例子就是陈良宇案中巡视组的作用。
纪委系统人士对本报记者说，纪委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开始提注重效率，不讲求密度大小数量多少，而纪委本身也正从更多体现为办案机构到向更广泛的党内监督机构的回归。
新的思想正被不断提出，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十六字战略方针。
第二年，中共正式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图对上述“十六字方针”具体化。
惩防并重
综观过去5年，2006年中共掀起反腐高潮，从地方到部委高官直至军方主官都有涉及，对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查处更提升到政治局委员的层次。
相关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06年4年间查处省部级官员29人，地厅级官员763人，县处级官员约1.04万人。
也是从2006年开始，中央开始“空降”纪委书记到地方省份，更多省份的纪委书记则为异地交流任职，由此中央掌控地方纪委书记“提名权”，以增加地方纪委书记独立性。而京沪这两个最重要的直辖市同在此轮调整中开创了中纪委常委任职地方纪委的先例。
中央纪委今年5月30日印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之前难以定性的隐性腐败也在上述规定中被列出，比如广受诟病的“权力期权化”的种种表现。“国家预防腐败局”在9月13日和新任的女监察部部长马馼一起亮相，这被认为是中国反腐机制从惩治为主到加重预防，“关口前移”，也是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提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后机构上的落实。
观察家说，执政党的反腐举措“正如电脑杀毒软件般不断升级”。
党内监督不仅仅是纪委监督别人，纪委本身的监督也已被注意。
年前各级党委开展了大规模的“减副”，纪委书记不再兼任同级党委副书记，有人担心这不利于反腐，但更多人看到了这一变化的积极意义。
“纪委书记不能像过去那样拿出党委副书记的招牌，这可以保证纪委常委会的独立性，而不是纪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某西部省份的市委副书记对本报记者说。
但党内监督的真正完善，离不开党内民主。有人想起了2007年初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十七大报告的表述是，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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