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3届世界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上，有“中国奥运收藏第一人”之誉的收藏家赵晓凯所收藏的“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手稿、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11届奥运会时使用过的药箱和中国体育代表团为参加第14届奥运会举行篮球义赛时获赠的锦旗这三件“国宝”，受到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官员、中国奥委会官员和中外参观者的注目，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冯建中称：“这是1949年以前中国三次参加奥林匹克大家庭的珍贵记载，是中国奥运史上的无价之宝。”
赵晓凯告诉笔者，由于经历了战争和太多的政治运动，要找到1949年以前的中国奥运文物太难了，这三件“传世国宝”的出现，简直可以说是上天赐给北京奥运的礼物。因此，他很想让台湾同胞在北京奥运到来前，与大陆同胞一起分享抢救出祖国奥运遗产的喜悦之情。
“奥运篮球第一哨”的药箱
在世界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私人展厅内，一个古老的药箱吸引了大量参观者。笔者看到药箱上斑驳的标签，几处遗留标志表明了它的尊贵身份：这个药箱上的“1936”字样清晰可见，奥运五环、11届柏林奥运标志依然栩栩如生，“中华，china”字样依然如故。柏林至意大利火车托运单和意大利至上海轮船托运单清晰可见。尽管历经71年的风雨，药箱几乎是完整无缺，结实的皮箱依然能灵活开启搭扣，打开药箱时，几个搭扣弹出的声音清脆响亮。药箱里面和现在的药箱设计一样，分为3层。笔者看到，最上面一层是盛放药瓶的小格，共有21种药物摆在里面，有的药瓶上还贴着繁体的“德国制造”标签。中层放了一些药膏，下层是诊疗用具。因此，这只“奥运药箱”不但成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实物见证，更为中国在奥运史上留下的真实记录。
据收藏者赵晓凯介绍，这是中国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会时运动员使用的药箱，这个“奥运药箱”的真正主人在中国体育史上赫赫有名，他就是曾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田径和篮球教练舒鸿先生。舒鸿当时是随队医生，还担任本届奥运会篮球决赛裁判(美国对加拿大)，这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篮球比赛，所以，舒鸿被誉为“奥运篮球第一哨”。而且，此次奥运会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拨款组团参加的奥运会，派出了60多人的代表团，没有拿到任何奖牌，泱泱大国虽然无功而返，却是中国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最重要的一步。
1919年，舒鸿就进入了美国春田大学读书，这所大学正是世界篮球的摇篮，篮球发明人奈史密斯就在这所学校任教，并亲自带领校篮球队。进春田大学不久，舒鸿就被奈史密斯吸收进篮球队。虽然舒鸿在人高马大的美国大学生球队中个子不高，但灵活性好，弹跳力强，是队里的灵魂，奈史密斯很喜欢他。大学毕业后，舒鸿又用两年时间获得了卫生学硕士学位，对运动医学也颇有研究。
舒鸿于1925年毕业回国，任教于杭州的之江大学体育系，设计并主持修建了杭州第一个游泳池——之江大学游泳池。
在柏林奥运会首次进行的篮球正式比赛中，经过数十场比赛后，美国队与加拿大队争夺冠亚军。篮球决赛本来安排的是德国裁判，但因篮球刚刚传入欧洲，都说德国的技术水平太差，最后在篮球发明者、美国的詹姆斯·奈史密斯推荐下，已经被淘汰的中国队教练舒鸿被双方同意来做这场比赛的裁判。最后，他不知疲倦的灵活跑位、果敢利落的判罚，使得比赛双方都对他的执法表示满意。
1928年，舒鸿就拿到了国际裁判资格证书。在这之前还没有中国人当上篮球裁判。当时担任中华运动会会长的舒鸿提出，要有中国人做裁判，但没想到得到的答复是中国人体质差，不能做裁判。于是，舒鸿将官司打到美国裁判会上，最后美国人决定采用考试的办法优胜劣汰。中国派出4名选手参加，美国派出5名。最后，4名中国考生都在80分以上，而美国只有1人及格。当时，中国的裁判大多是业余工作。1928年取得第一批国际裁判证的中国裁判共有4个人，分别是乐秀荣、蒋湘青、吴帮伟和舒鸿，都是兼职裁判。
1937年抗战爆发后，“奥运药箱”作为舒鸿一家的行李一直跟随浙江大学西迁，一路经过江西、广西抵达贵州遵义。药箱一直由家人保留着，后来在浙大体育系的陈列室里展示。
2006年10月，体育藏品收藏家赵晓凯以5万元高价购得该药箱，成了这件奥运宝贝的新主人。
“中国参加奥运会第一人”的手稿
刘长春是中国现代体育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出生于大连市凌水镇小河口村，9岁丧母。家境的贫寒让刘长春自幼便挑起生活的重担，终日帮人放牛放羊。生活的磨砺让刘长春打造出一份钢筋铁骨，从小就显现出超人的短跑天赋。由于父亲进城做鞋，刘长春也随之从农村来到城市，就读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心小学。从那时起，刘长春便凭借着过人天赋开始崭露头角。直到1927年底，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派出足球队赴大连比赛，发现了这个短跑健将。于是，刘长春进入东北大学体育系预科班学习，并毕业于东北大学体育专科。刘长春是民国早期的著名男子短跑运动员，也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据赵晓凯称，他寻找刘长春手稿已有许多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几乎绝望时他得到了一丝线索，几经周折，终于以10万元的高价，从天津一位体育文物收藏家那里得到了这件中国奥运宝贝。
赵晓凯得到“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手稿的消息传出后，图书出版商和奥运礼品开发商相继找他，有一家单位还提出了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手稿奥运墙的设想。原中国体育博物馆馆长谷炳夫看完手稿后说，虽然手稿不够完整，失散了25页，但非常珍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开发价值。
手稿还描述了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途经日本时的巧妙周旋。据记载，有一天下午6点，他们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到日本神户，即有日本记者上船询问刘君：“参加何种运动项目？过去成绩如何？”甚至“最后又发怪问，二人代表中国乎？抑代表‘满洲国’乎？”刘长春当即严重声明，他们二人代表的是“大中华民国”，对方有些不悦地离去。
“为祖国争光，为灾黎请命”
1948年中国世运锦旗，是第14届奥运会（1948年）中国奥运代表团篮球队在新加坡义赛时获赠的。
有个收破烂的收到一面破锦旗，上面赫然写着“世运”二字，这在当年就是中国对奥运会的提法。收藏家彭武经过询问，卖家只提出10元至20元的卖价。他赶紧掏出50元将锦旗买回。后来，赵晓凯又以5000元从彭武手中购得这件珍贵的奥运文物。
1949年6月18日，福州遭逢百年来最大的水灾，灾黎遍野。在新加坡的福州会馆特别设立了“六·一八水灾委员会”，筹募赈济。马来西亚与印尼同乡侨团均群起响应。福州会馆同时也与爱华社联合举行筹赈游艺会，敦请中艺剧团义演。此时，中国世运篮球队(即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当时称“世运会”)经过新加坡，也被邀请与新加坡联队进行一场义赛，计全部赈款6万余元，送回福州灾区直接发放，同时运回上万件寒衣发给难民。这些钱物请福建省参议会丁议长及萨镇冰上将等人协商分配给水灾难民。这面锦旗就是福州会馆为感谢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参加义赛，而制作并赠送给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的。这面奥运锦旗所承载的故事，至今在新加坡福建会馆的网站上记载着。
因年久腐烂，锦旗上的字句已残缺一块，经过专家考证，锦旗上的整句话应是“为祖国争光，为灾黎请命”。这面锦旗充分表达了海外华侨心系祖国灾民及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的感激之情。赵晓凯激动地说：“这面锦旗不仅是中国人‘曲折奥运路’的见证，而且还证明了中华民族面对灾难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这件奥运瑰宝也会激励我们一定要把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办成最好的一届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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