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越来越多地被开辟为民意通道，互联网这一新兴的公共平台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态。不过，在民意全面崛起的时代语境下，如何开辟更加多元化的民意渠道？如何防止“网络民主”沦为民主秀？如何形成有效的官民互动等等，仍需深入探索。
“网络民意”改写民主生态
9月22日，当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年仅25岁的志愿者徐本禹刚刚回到国内，就现身网络，就“志愿服务”和“贫困大学生如何成长成才”这两个方面向广大网友征求意见和建议，希望网友能够荐言献策。他说毕竟自己年龄小，而且是第一次作为代表参加全国党代会，深感责任重大。
与徐本禹不同的是，重庆市民杜术林则因向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发送关于重庆新特区建设的建议，而在今年8月7日接受汪书记的邀请，第一次走进市委办公厅的会议室。今年6月，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市长王鸿举就如何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问计全球网友。得知这一消息，杜术林把自己平日的思考写成了“重庆新特区建设十大建议”，发往汪洋书记的邮箱。这一天是6月26日，随后，这事被他彻底忘到了脑后。有一天，他打开邮箱，一下子愣住了：市委书记6月29日就写了回信：“杜术林同志：看了你的信，很想有机会约你当面谈谈，你能够提供你的联系方式吗？如有不便，亦可继续在网上交流。汪洋亲笔。”就这样，杜术林有了第一次与市委书记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与2003年1月19日，时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与《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见面又是多么地相似。
再早些时候，湖南省委从2006年8月9日起正式启动了被称为是“中共湖南省委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史无前例的“迎接党代会，共谋新发展”民意征集活动，主办方希望借助便捷、清晰的网络平台，将“在湖南的湖南人，在外地的湖南人，在湖南的外地人以及所有关心湖南发展的人们一‘网’打尽。”该活动前后收到11000多件民间意见和建议，其中约有半数来自互联网，力促此事的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因此被媒体称为“网络红人”。
与一些高官显要、党政机关竞相开辟“网络民主”相比，民意代表、民意机关收集“网络民意”早已成为一种新政治景观。2006年“两会”前夕，重庆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程贻举成为开通代表博客的第一人，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随后在一些知名网站上纷纷跟进，代表“两会”博客盛极一时。在上海市，从2006年启动的通过网络征集百姓“议案”的做法一直持续下来，东方网与《新民晚报》联合举办的“百姓‘议案’”栏目前后征集到2800多条市民意见和建议，其中有近百件由记者带入“两会”现场，成为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重要参考。
种种迹象表明，依托新兴传媒——互联网征集民意的时代已经来临。官方借力网络所开辟的民意新渠道，与传统的领导微服私访、召开座谈会、基层调研、市长热线电话、问卷调查等采集民意的常规手段一起，构成了更加多元化的民意通道。在这些民意渠道中，由于互联网的开放、便利、意思真实等特点，网络民意越来越受到官方青睐。近年来，通过网络经营的市长电子信箱、官员博客、网上官民对话、政府网上论坛、网上听证会等等，在各地崭露头角，渐成大势。
“网络民主”渐成制度机制
如果说，区域性的网络民主实验来自地方官员的强力推动，那么，源自中央高层的制度性机制，正在促使网络平台迅速成长为官方获取民意的正式通道。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内地网民总人数已达1.62亿。如此快速增长的网民人数，是高层日益重视网络民意的一个重要缘由。
早在2003年，新华社首次披露中央高层领导对网络的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非典”时期视察广东时，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而温家宝总理视察北大抗击“非典”工作时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总书记、总理也上网”，一时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
在注重网络舆论的同时，新一届政府也加紧打造政府与民众直接沟通对话的新平台。2005年12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情况汇报。消息人士指出：“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政府网站建设，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中可以窥见中央领导对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的重视程度”。2006年元旦，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政府网的开通，被认为是推动政府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从而全面完成了从中央部委到县级政府的网站布局。其中，中纪委、公安部等党政部门还开通了专门网站，在互联网上征集群众举报。
今年两会，网民通过网络提出的问题更多，竟达几十万条！温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再度公开肯定了这种“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沟通方式。温总理在开场白中说：“两会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单是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和央视国际网不完全统计，给政府提出的意见和针对总理本人提出的问题就多达几十万条。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到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总理的开场白充分证明了我国高层对网络舆论的重视，意味着中南海利用互联网促进民主，下情上达，与民意的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中国，高层的声音往往代表着一种趋势。从当下的情势看，网络已毫无疑问地成为政治决策与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正在积极而深刻地影响着人大立法和公共决策行为。
是倾听，还是作秀？
2006年3月，海南临高县县长符永以实名进入天涯社区“海南一家”，发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网友对此反应热烈，他们向符永提出了各种问题，符永则有针对性地作出一些解答。符永因此被网民称为“不穿马甲的官员”。
与符永相似，一些官员开始借助网络与民沟通，但这些源自官员个人的自觉行为，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这是官员俯下身子听民意，代表了一种开放的心态与视野。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主体都在力图表达自己的诉求，单靠传统的民意通道已很难及时陈述民意，而便捷、开放的网络管道恰巧能弥补这些缺陷。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认为，无论是官员网上问计，还是与网民互动，对拓宽官方与民间的沟通渠道、推动民主施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反对者却认为，民意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随时变化，政府部门或官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甚至一天内就能网罗所有的民意。如果官员只是凭借个人兴趣收集“网络民意”，很可能热闹一时，却没有持久的生命力，甚至最终导致民众对公共政治的漠然。更有批评者直言，通过网络征集民意，纯粹是一些官员在作秀。
一些反对者还举例说，一些城市为了倾听民意，曾经推行过“市长热线周”、“市长网聊日”等活动；每年“两会”期间，一些地方的网上议政等活动也很热闹。但这些运动式的征求民意往往虎头蛇尾，甚至只是少数人玩的“民意游戏”。由于公众参与面与参与时间都十分有限，很多“民意”只不过是体制内官员的老调重弹。
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广征网络民意，究竟是不是作秀，似乎还有待观察，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有的一些体制内的征求民意的资源，并没有用好用足。
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政协委员提案、民众来信来访、市长热线、立法听证、价格听证、公民上书等等，日益多元化的民意通道构成了丰富的民主生态，其中有些还是被法律明确肯定的必须用好用足的民意通道。如果让这些制度资源躺着睡大觉，反而急功近利地上网寻求“民意”，甚至试图让“网络民意”成为政绩工程的一枚棋子，的确是“不走大路走小路”，难免作秀之嫌。
要时尚，还是传统？
网络的高科技特性，使得它披上了与传统民意渠道迥然不同的时尚色彩。而这一民意通道的快速扩张，又不由人不产生这样的联想：网络是否会成为绝对主导的民意通道，甚至完全挤占了传统民意通道的空间？
有人将网络比喻成民意的“公共汽车”，上下车方便，能灵活反映民意。不过，网络民意表达的开放性、便利性固然让人推崇，但显然不必过分渲染网络沟通的优越性。因为网络这一民意通道毕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比如网上一些“民意”宣泄有余、理性不足等等。更重要的是，目前尚有8/9的民众并非网民，处江湖之远的基层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更是离不开传统的民意诉求渠道。
从“基层信访”到“政府信箱”，从“市长热线”再到“网上问计”，时尚的网络民意渠道尽管异军突起，但是传统的民意渠道仍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可资佐证的一个范例是，今年4月，河南商丘市从市、县级部门直至乡镇，10000多名各级干部与群众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受理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可以想象，参与此次官民互动的公众，大多数都是无法利用网络的底层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认为，当政府与大众沟通不畅时，各个层级的官员所做出的求变努力值得肯定，但是民意平台的变化对我国行政管理方式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事实上，传统的民意收集手段往往更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对于网络覆盖不到的角落和群体，势必还需要通过传统方式去征集民意、体察民情。可见，只有当时尚与传统这两类民意渠道并行不悖，各显功力，才能拉近庙堂官员与江湖草民的情感距离，让“公共意志”与民间意愿的“对流”更为顺畅。
尊重民意乃执政之责
在前不久发生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尽管事情已在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然而在中央对此作出批示之前，山西省政府甚至没有从正式渠道得到下级的任何汇报。一些地方官员对网络民意的漠视，令一直高度关注网上反应的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极为震惊，他坦言：“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都不重视网络。”
很显然，这些与网络民意有关的新闻事件的发生，催动着官方建立快速的舆情收集和处理机制。正如毛寿龙教授所言，公共性的信息收集，单靠行政官员“点”式的浏览或交流是远远不够的，希望他们的行为能够激活专门的信息系统与机关的发展。
“黑砖窑”事件曝光后，于幼军总结出了这样的教训：今后一定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民意表达，各部门要提高在网络时代快速反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在湖南等地，有关机构每天都在网上收集与本省有关的重大报道和热点信息，然后择要送交高层官员，以作决策参考。
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官员而言，眼下的一项紧迫任务当是建立民意收集和处理的长效机制。只有利用好新兴和传统的两条民意通道，从运动式征求民意的仪式中解脱出来，并把尊重民意、吸纳民意、敬畏民意当成治国理政的责任和义务，才能真正畅通民意渠道，也才能真正提升社会秩序的“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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