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会很寂寞”
“好人”董建华在香港危难之际度过了7年的政治生涯，这位只会勤勉做事，不擅公关作秀的特首，从独降最高行政长官办公司，到只身一人离开，他的孤独又有多少人能够倾听。必然的后殖民社会环境和偶然的金融危机、SARS和禽流感爆发，使他一筹莫展。董建华坐在一个他不适合而别人更不适合的位子上，守住香港精神不灭的灯盏。
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时，董建华已年近60岁，依旧龙精虎猛，体健如牛。每天早上7点上班，深夜11点下班，因而在此后7年中他博得了“7-11”的绰号。他对香港的热忱毋庸置疑，但是就应付危局来说，他那完全来自商界而非政界的行为模式却不够灵光。成为特首，意味着他既要带领香港社会安全地锲入共产主义中国，又必须孤身一人与一支带有殖民地遗留色彩的公务员体系朝夕相处。
到董建华2005年请辞前后，这份难做的工作使得香港媒体对他的评价颇为负面，称其执政能力低下，惟中央政府是从，民主社会需要的领袖魅力更是全无，演讲枯燥如“老佛颂经”，不过对其人品却无人毁谤。下层民众更是对首任特首相当同情，典型的评论是：“董生是好人。”
“好人”的第一个行动，出现在他就任特首3个月之后。身为贵贾的董建华站在了贫民的立场上，在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按照香港长远人口及住屋需求，每年兴建8.5万套住宅，即“八万五”建屋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是，香港的房子太贵了，普通阶层人士终其一生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住房。
福利主义与民生关怀，在任何一个富足公平的社会都很难遭到反对，因此建屋计划出笼时，赞成的声音多，反对的声音少。如今我们都可以看到，当年正在侵蚀东南亚诸国的经济危机即将波及到香港是一个多么必然的逻辑，但在当时的整个香港，包括董建华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就在香港回归翌日，泰国被迫放弃了与美元联系汇率制，泰铢贬值。紧接着，8月份禽流感突袭，香港人“杀鸡杀到手软”——共杀了100万只——接着就是香港新机场营运首日出现混乱局面。
对特首治下的新政府的怀疑开始蔓延，香港人因为“九七大限”而产生的政治怀疑日益具象，可是另一方面，整个经济社会依旧信心满满，因为那是最悲观的1997年，也是最乐观的1997年。
此前的20年中，世界各地先后经历过至少一次经济衰退，但是香港没有，始终像童子军一样大步前进。
1997年，香港是亚洲最成功的财经金融中心。公务员队伍廉洁高效，政府奉行明确、简单的税制，基建、银行及金融设施完善。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在亚洲名列第2。外汇储备92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3，它能够给予流通货币的支持，不仅是1倍或2倍，而是8倍之多。
香港的经济堡垒不仅美仑美奂，而且还仿佛坚实可靠；事实上它的骨架也确实大多是以钢筋铸就，除了一根玻璃梁柱：包括贸易、金融、法律、会计等在内的服务业，占到GDP的85%以上。资金的投入异常迅速，但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资金也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流出。
如今人们才能看得清楚，董建华接手的香港其实是这样一个香港：它把所有鸡蛋装进了同一只篮子里。
当经济危机波及这个弹丸之地，国际金融炒家入侵香港金融业之时，香港人眼中的董建华，突然变成了一个没有能力保护那些鸡蛋不被挤碎的主妇。无论他是否笨手笨脚，是否竭尽全力——实际上他两者皆是——中产阶级都不会原谅他，当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破产的时候。
这位在其后7年中被称为“硬颈人”的特首，决定承受短痛，维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以避免长期的不确定性。金融风暴的阴云在香港上空盘桓了18个月后，决斗的时间到来了。1998年8月，当“大鳄”在货币和股票市场同时张开大口时，董建华用了半个小时决定入市干预，以挽救他的城市。
香港特区政府动用了1181亿港元来捍卫其经济，这一行动高度透明而又违反了自由经济的常规。这是一场惨烈的厮杀，“大鳄”从美国调来四五名世界顶尖的金融杀手参战。在双方对阵的最后两天，不够级别的玩家恐惧远遁，整个市场中只有特区政府和“大鳄”挥刀互砍。
第5日，香港获胜，但是身受重伤。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在2000年回忆说：“一个空前繁荣的年代，黯然划上句号。”其后，SARS来袭，香港人带上了口罩，比恐惧更可怕的是普遍的怀疑。再以后，梅艳芳、张国荣谢世，更增强了这种悲情的印象：昨夜的繁华梦境将永不重现。
香港用了漫长的7年来疗伤。在这些年里，董建华言必谈“经济转型”。在全球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动作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但在具体步骤上，则在香港内部引起了争议。一些人认为，特区政府的长期目标缺少中短期目标的支撑，同时在路径和方法的选择上没能达成最优。
制订中短期目标，或者说找到达成一个远大目标的具体手段，是董建华的弱项。作为港英遗留问题多多的政治社会，香港只拥有他这一个选择，但是作为世俗社会的香港却决不会喜欢这样的领导者。
特首认识到了香港的产业空心化问题——香港制造业转移至珠江三角洲，金融服务业所占比例过大。他试图开展新型的制造业，推出“中药港”、“数码港”等计划，并图谋重振电影工业。这些项目投资巨大，回报期漫长，又不可能由政府的公共支出来承担，因此他期望香港的大公司有所作为。
“数码港”计划总投资140亿港元，意在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中心，并帮助香港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
如今，对这一规划的恰当描述只能是“往事如烟”。今天即便是深圳，IT业的发展亦超香港远甚。
但是在1998年，香港却是新经济当之无愧的神话之城。李泽楷的平头形象被视为是时尚楷模，本人也被称为“小超人”，盈科的并购活动轰动全球，TOM上市亦盛况空前。然而，这一领域里最有野心、最理想化的传奇故事却以幻灭收场。港人讥讽说，“科技股变科幻股”，新经济的果子落到了别处。4年后，李泽楷面对记者提问时“呀呀呀”的张口结舌之状进入了香港电影《金鸡》。
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克雷宁教授看来，香港当时是陷入了经济学所称的“财富递减效应”。他的浅显的解释是，股票市场跌落百分之四十，人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减少了，于是会减少购物支出，下一步是生产减少，最后则是受雇用的人数降低。
董建华为何迟迟不愿彻底放弃“八万五”建屋目标？因为他的社会价值观是福利主义色彩的。1998年2月14日，他在香港电台朗读了写给妹妹董亦平的特首家书说，自己坚守三个信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但是一些更精明的香港人知道，政府政策制订的基础是对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仅仅是美好的信念，未必带来美好的结果。
事出偏差之后，人们最关注的当然是特首如何自我剖白。董建华不擅长危机公关。他既没有政客式的行政素养，也不懂政客式的虚伪手段。香港人因此既不视之为恶吏，也不欢迎他。
“我读的大学不是好学校，成绩又大多是C。”在讲究文凭的香港，特首如此坦率地说起自己的读书生涯。董建华不喜欢纯粹游戏性的政治话语。他愿意对很多人敞开心扉，包括熟悉的记者。在请辞前一个月，他说，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会很寂寞。以前他也曾在私下里对朋友说，从来没想过做特首。
董建华早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航运，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后，其父董浩云让他去美国通用公司做一个普通职员。“我担心你的刻苦精神不够。”董浩云当时说。35年后，董建华成为整个世界上最刻苦的官员之一，如果不是最刻苦的一个的话。
特首每日勤勉工作的结果——虽非独因独果却令人不安——却是香港的花花世界的缤纷色彩日渐暗淡，《狮子山下》每每听来，都是惹人悲伤多于激发雄心。好人“董生”，几乎成为了庸碌无能的代名词。不过直至今日，人们才重新注意到一个细节的深意：董建华请辞之际，香港已经恢复了生机。当时香港楼市复苏，一些楼盘的价格已经恢复到1997年金融风暴前的水平。
在香港最困厄的7年，董建华坐在一个他不适合而别人更不适合的位子上。情况开始好转时，他的终结了自己的使命的愿望也终于达成。
在1997年，在港英遗留的公务员体系之中，哪个官员能与中央政府顺畅沟通并且获得信任？没有任何一个。作为这个体系之外又与内地颇有渊源的名流，董建华注定要进入香港的历史。他必须走过那么一段孤独的路，一旦时运不济又难免失败。
今日香港的一切，经济的繁盛，与内地的依存，获得的空前支持，又无不与那段历史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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