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1日傍晚19点，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获得该奖。多丽丝·莱辛也成为历史上第十一个获得该奖的女作家，今年八十九岁的莱辛据称可能是该奖项年纪最大的获奖者。
在颁奖词中，瑞典文学院称莱辛是“女性经历的史诗作者，用怀疑主义、才华激情和预言的力量，来审视被割裂的文明”。颁奖词还提到莱辛的小说《金色笔记》，“在二十世纪那些描述男性女性关系的作品中，是开创性的”。虽然这部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小说被评论认为是女权主义者的经典作品，但莱辛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作家，称《金色笔记》写的是“精神崩溃”主题。
在20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之前，夺标呼声最高的是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这位多产而备受争议的犹太老人，以描写手淫、政治和男人的神经质闻名于世；但最终，他败给这个多产而备受争议的文学祖母级人物，后者为人熟知的文学内容包括月经、政治和女人的神经质。
事前没有多少人猜到2007年的诺贝尔会垂青于莱辛——包括莱辛自己。许多年前，这位作家在瑞典参加一个文学聚会，坐在她身边的一位诺奖评委直率地对她说：“你永远也赢不了诺贝尔。我们不喜欢你。”
然而瑞典文学院还是在这位作家的米寿之年给出了一道恩典，这也又一次向世人证明这一世界最高文学奖项的不可预期性。当人们觉得诺贝尔是“远离政治”的奖项时，它将桂冠授予偏好种族和宗教问题的南非的库切和土耳其的帕慕克；当人们觉得它倾向于“政治作家”时，它选择了倾向于“小”主题的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和哈罗德·品特；当人们认为诺贝尔属于文坛的“终身成就奖”时，它让米兰·昆德拉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享誉世界的文豪一次次落选。
从1901年至今，诺贝尔奖已经走过107个年头，除1914、1918、1935、1940-1943七年没有颁奖外，共有100位作家获此殊荣，但还没有一位中国国籍的人士获得此奖项。
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
鲁迅先生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他回信说：
“静农兄弟：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仍能看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从鲁迅的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
其一，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其二，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其三，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一种平常心态。鲁迅看到世界优秀作家极多，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僧多粥少，不必为此计较。
一个典型的观点曾经影响了许多人，他们认为鲁迅获得了提名，但遭拒绝，因为鲁迅不愿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增添光彩。这种将事件政治化的解释，虽然具有激进色彩，拔高了鲁迅，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首先，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操作程序就会知道，提名和获奖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提名到获奖有许多路要走，有的由提名到获奖中间长达二十余年，有的作家每年都获得提名，但终其一生亦未能获得评委的垂青。很少有一次获得提名便获得通过的。
其次，假设如果1927年鲁迅先生没有拒绝提名的话，能否在这一年摘取桂冠呢？看看1927年的评奖过程就知道，这一年，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同时，法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这种推荐的号召力是不言自明的。鲁迅和这些作家相比，并不是稳操胜券。
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
鲁迅之后，国内对于诺贝尔奖的说法就是老舍先生。关于老舍是否曾经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是一个人们谈了20多年的话题。这个话题，是经“口述”而来，并由“口述”写入了“正史”。老舍研究者宋永毅1988年出版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论及老舍之死时，开篇一段话这样写道：
“1966年8月24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是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这个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里边提及的那项没有点名的“国际性的文学奖”，不言而喻指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在他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消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沈从文、巴金、林语堂
与老舍先生极其类似，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沈从文活到10月就肯定能得奖，并且这种说法还经过了瑞典文学院诺奖评委之一的确认。
一家媒体在采访瑞典文学院18位评委之一的约然·马尔姆奎斯特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我1985年被选进瑞典学院，做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那时候我就开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翻译他的《沈从文自传》、《边城》、《长河》，那个时候我认为沈从文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话我不应该对你说，不过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现在可以告诉你。1988年沈从文肯定会得到文学奖。你知道，我们瑞典学院每个星期四会开会，除了夏天的6、7、8月不开会。1988年的5月10日，龙应台女士给我打电话，她问：‘你听说沈从文去世了吗？’我说没听说。我就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秘书打电话，我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沈从文先生是活着，还是去世了？’他就问，‘你说的是谁？’我说是沈从文。他说，‘沈从文是谁？’我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再给李辉打电话，他是一个专门写文化老人的记者，我们是老朋友，我请他打听清楚，沈从文到底是活着还是去世了。他就告诉我沈从文真的去世了。我记得那是1988年5月10日。我告诉你，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
2001年，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最后作出决定：推选中国著名作家巴金角逐公元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在写给巴金的信中，称赞巴金为中国当代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他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的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
信中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作家都获得过这项荣誉。虽然许多中国作家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伟大作品，可是由于众多可知和不可知的原因，中国作家始终和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这不得不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遗憾。
信中称赞巴金的一生“为自由、为民主、为人类心灵的解放、为人性的恢复而号呼转徏，为追回人类的良知而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奋斗”，“他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着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被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
信的最后表示，提名委员会并不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人类文学成就唯一的或最高的标志，但是，他们将不气馁，也不放弃，相信终有一天会获得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由旅美华裔文学界名人组成，成立于2000年1月28日，总部设在康州，是一所非赢利的民间团体，由中国旅美作家冰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学者王海龙担任共同主席。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诺贝尔基金会向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发出邀请函，要求他们对下一年度的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二是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教授、专家学者和作家，以及文学团体负责人提名。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于十月份对所有被提名的人进行投票表决。
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接任川端康成。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结果，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可拿，该拿，未拿到即身死，有可能拿到这个文学圣殿座券的中国作家，还真不少。
当代作家的诺奖情结
当代中国作家北岛、王蒙、莫言、韩少功一直也被人谈及，不过总是感觉与实际获得诺奖相差太远。值得一提的是移居法国的原中国剧作家高行健凭小说《灵山》获得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此书在中国国内有较大争议，国内很少出版，而且获奖的时候，高行健已经移居法国，所以也算不上是中国籍作家。
尽管国人对诺奖的希望从来没有放弃过，但是届届诺奖评过，中国作家仍然全军覆没，至今尚无一人获奖。而由此引发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有细心的专业人士专门为此做过系统的调查，并把一些关于中国作家与诺奖的评论搜集汇总，试图考证，中国作家为什么至今与诺奖无缘，中国作家离诺贝奖究竟有多远。他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太大，沟通极为困难。
诺贝尔文学奖是个意识形态很浓的奖项，而文学艺术在创作上也很难摆脱情感、意识形态、历史、习俗等因素，这就使得中国作家的获奖受很多不可知因素制约。它对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国际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博弈等等的考虑，早已影响其评奖的意识。其获奖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它的西方意识形态、西方价值观。历史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不仅使世界分裂，而且也使民族文化、文学之间产生鸿沟。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强烈敌对，使得民族文化和政治的鸿沟在今天仍未填平。而且，文学、文化与政治的功利性结盟，难免导致因政治对抗而产生的文学和文化的歧视。而相对而言，由于苏联的解体，真正能够和西方抗衡的只有中国，中国成为了西方的对立面，是在所难免的。
二、中国文学前往西方的道路很闭塞，之前都是靠西方学者来翻译中国的作品。
国外的汉学家翻译的作品很有可能只是中国国内二流或者三流的作品，根本没有办法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真正情况。本来就难以理解的中国文学，这样一来到了国际上甚至是错误的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若要获诺贝尔奖，国外有一流的翻译家可能是一个要件。谁都知道的一点就是，翻译作品和原著的差异性给这个国际性的评奖带来了很多不利于中国作家的一面。好的作家不懂外文，懂外文的又翻译不好，于是中国作品的独到的文化神韵和深刻的思想不为外国人所接纳。唯一可以解决的方法是作家能够同时利用西方的外语写作。
三、中国文学自身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那一批作家，例如莫言、马原、余华等人，到了现在已经是中国文学界的顶梁柱，但他们的才华已到了顶点，大有走下坡路的趋势。随着文学在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年轻作家写作水准的低落，如果莫言、余华等人不能得奖，短期内其他中国作家更难有获奖机会。另外，作家本人的写作状态，一个成功的作家，应该是努力向上的，不应该被金钱所迷惑，许多获奖者都是作品众多，而且在本国已经有相当名气的作家。而且不是一味追求色情或者快餐文化的作家，他们有着深刻的思想、有着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有着理想主义的追求精神……这些，正是中国籍作家所需要去努力追求的。
四、中国作家缺的是思想和视野，少有站在思索人类命运的高度上的作品。
中国文学和文学家并非都没达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但从整体上来说，我们与那些文学强国大国还是有差距的，很多作家基本上是在走别人将要废弃的老路，中国作家缺的是思想和视野，少有站在思索人类命运的高度上的作品，难获奖也就不出奇。首先，正如有人说的一样，诺奖早已经不是一项纯粹的文学奖了。诺贝尔文学奖推崇的是理想主义，重视人类关怀，关注艺术实验，集传统和现代于一身，是开放文化的一种象征。诺贝尔奖通过每年的获奖作家所一再重申的创造品质和对人类精神状况的关切，正是文学的永恒意义所在。其评审委员很看重作品对社会反思这一倾向，一般出色的文学作品的确都能浮现出作者对当代社会处境的深入反省。如上届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穆克，其作品反映了深刻的种族冲突，提出具争议性的问题。又如2003年来自南非的得主库切，有评论指其作品也反映出当地的种族问题。而这些深刻的思想，正是中国作家群体或多或少的欠缺。
中国籍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有多远？也许正如几位著名的预测家所说的一样，目前还只是一个梦。但是无论如何，所有的诺贝尔奖项包括文学奖都丝毫不敢忽视中国籍的作家，因为没有中国的诺贝尔奖顶多证明它只是一个西方的奖项，而不是世界性的。中国就是东方的象征，东方文明的熠熠发光是谁也无法抹杀的。
曹乃谦与马悦然
诺贝尔奖因其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和高额的奖金，使得中国作家把获得此奖项当成莫大的荣耀和必生的追求。
当曹乃谦的一部《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作品出现在公众视野，并受到瑞典文学院诺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极力推崇时，不禁又让一直悲观的中国人，重新产生对诺奖的悸动。
曹乃谦，山西大同市公安局警察，1988年开始在《山西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因为在农村生活过很长时间，他使用的语言是非常粗的、非常 “脏”的，完全的民间性是他的特点。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最著名的一篇，写的是温家窑的人和事。曹乃谦小说中描绘的温家窑的原型——北温窑村位于山西省与内蒙古交界的雁北地区，是1972年曹乃谦下乡当知青的地方。那是一个非常贫困、非常落后的农村，农民穷到连炕席都用不上，只能铺着牛皮纸，有的连牛皮纸也铺不起，就只有睡在泥巴上。农民娶不起老婆，全村三十户中有二十户左右是两个男人共娶一个女人。这种两男共妻在当地是公开的风俗，不管第一个男人或第二个男人，都可以举行一种“吃油糕”的办喜事程序，他们之间互相尊重、和平相处。有的虽然没吃过油糕，但也一样相处得很好。
即使如此，仍有男人要打光棍。穷加上女孩子都外嫁，所以光棍很多。这些光棍时时在一起 “打平伙”(如粤语中之 “大食会”)，因为穷，每人带来的也只是土豆、莜麦面一类的粗粮。打平伙中除吃东西外，就是唱歌。歌曲粗犷、豪放；歌词大胆、质朴；感情投入，歌声嘹亮。几乎每个人都是唱歌能手，青年男子们用歌声表达他们对食、性的渴望和追求。其中一首《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尤其令人动容：
白天我想你，拿不动针，到黑夜我想你，吹不灭灯；
白天我想你，盼黄昏，到黑夜我想你，盼天明；
白天我想你，墙头上爬，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
黑夜里想你抱枕头，咬破枕头，满嘴是谷皮。
说起曹乃谦就绕不开马悦然，这位一直推崇他的诺奖评委。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高本汉（1889-1978，是首开中国历史声韵学研究之先驱，同时也是促使瑞典中国学变成一学门的建立者）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马悦然教授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并于欧洲及澳洲的多所著名大学教授中文与文学翻译达四十年之久。
1991年，身在瑞典的马悦然看到《山西文学》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系列小说中的5篇，一看见就非常喜欢。2005年，已经81岁的老人专程从瑞典来到山西，寻找这位在大陆很少有人知晓的作家。
瑞典学院18名院士有一个座位图，马悦然坐第5把椅子，坐在那把椅子上的时候，他的名字叫约然·马尔姆奎斯特。马悦然是一个中国通，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在瑞典驻华大使馆会议室里，他用流利的京片子跟人调侃，在会议室外偷空抽两口烟斗的时候，他跟过来套瓷的工作人员聊上了四川话：原来你娃是重庆崽儿……
一位美国作家在《拉斯维加斯时报》上，发表了书评《性、死亡、饥饿吞咽的中国夜色》，文中写道：“中国山西的警官作家曹乃谦的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写尽了30年前‘文革’中塞北农村的贫穷，以及当地民众遭受饥饿和性欲煎熬的灾难。人们不应该忘记，书中所有的愚昧、贫困与残忍，是极其低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造成的；更不应该忽视，苦难不只吞噬卑微的生命。”
马悦然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在我看来曹乃谦也是中国最一流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15年来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东西，因为他没名气。”
2005年11月，曹乃谦带着刚刚出版的繁体字版《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到香港参加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此时，距离 1988年6月发表第一组“温家窑”小说，已经过去了近20年。
原生态是曹乃谦作品的鲜明特色，他用粗粝的语言，所表现的是最底层人们的真实生活，这是没有经过任何意识形态的过滤和包装的原生态文字。中国作协主办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编辑室有次来信问他，你在创作中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的答复是，“食欲和性欲这两项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欲望，对于晋北地区的某一部分农民来说，曾经是一种何样的状态。我想告诉现今的人们和将来一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后的人们，你们的有些同胞你们的有些祖先曾经是这样活着的。”
有一句已经被说滥了的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或许，曹乃谦的作品真的如马跃然所说的那样，是中国作家有希望获得诺奖其中一个。
1985年马悦然当选瑞典学院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委员的时候，很多中国作家几乎奔走相告，他们认为精通汉语的马悦然会为中国作家铺平通向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20年过去了，那些团结在马悦然周围的中国本土作家遥对诺贝尔奖的时候，依然是望穿秋水。
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马悦然曾这样评价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我觉得中国作家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要了。这个不是世界冠军，就是北欧的18个人，不，现在是14个人了，北欧的瑞典14个人，每年举行的一个仪式，他们选出认为是好的作家，并且是非常好的作家。世界上好的作家很多，可能有500个甚至1000个值得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但是我们没有读到过他们的作品，没有人推荐他们，我们没有读过，所以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好多国家没有得过诺贝尔奖，印度也没有，印度有泰戈尔，但是泰戈尔是用英语写作的。印尼也没得过，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作家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也应该告诉你，这个奖不是发给一个国家的奖。有一个中国记者，他骂瑞典学院说，冰岛得过奖，中国有5000年历史竟然没有得到过。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冰岛没有得过奖，法国没有得过，德国也没有，但是冰岛有写小说的作家得过奖，法国有作家得过奖，德国也是。我想再说一遍，诺贝尔文学奖是给作家个人的奖，不是给作家祖国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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