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
但丁，意大利诗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其代表作《神曲》以梦幻般的文学形式描绘了地狱之景，在这部长诗中，但丁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提倡科学，追求真理；反对权势对个人的遏制，提倡个人自由、追求民主。总的来说，就是个人解放。
达·芬奇，意大利画家，这位思想深邃、博学多才的天才以《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的问鼎，将他的艺术与科学、理智及情感、形体和精神熔于一炉，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把艺术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米开朗基罗，意大利雕塑家，作品《大卫》被认为是象征着为正义而奋斗的力量，反映个人价值的一种定向。
伽利略，意大利科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者。他的科学发现，不仅在物理学史上，而且在整个科学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仅纠正了统治欧洲近两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点，更创立了研究自然科学的新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拓了人们了解世界，乃至宇宙的途经，这是推进文艺复兴发展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儒学有关与人个体相关的学说
孔子对人个体的理解
孔子用“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说出了他的一生在不同阶段的认知观。与其说这是孔子自我一生的解剖过程，不如说这是孔子给世人的一个借鉴，鼓励世人加强修身养性，做到有他那么高的人生境界。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从这些话可看出，孔子对人个体的理解可分为两种人——君子和小人，而且其划分的根据是以人个体的品行作为标准的，即是说，言谈举止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可称之为君子，反之，则是小人。
显然，孔子对人个体的理解，不同于当今社会从唯物客观的角度去下的定义——如马克思对人的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意为你所拥有或你所处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你的一切。对比之下，马克思对人的理解要比孔子对人的认识更为科学、客观、准确。如果说前者是宏观的理解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微观的认识。孔子对人个体的理解是渗透了人的道德观、认知观、行为观和群体观的，而且这些观念是上进、积极、乐观的，如孔子认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
孟子对人个体的理解
如果不深入去演绎孟子的思想，我们很难发觉在孟子的思想和学说主张里也有他关于人个体的理解。
在以“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为主要内容的孟子学说体系中，隐含着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它的具体内容是帝王与民众的关系和人个与国家的关系，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然，孟子对人个体的理解，是建立在孔子对人个体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如他的“性善论”，他认为人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人都有一种先天向善的本性，即“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其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
西汉时期的儒学对人个体的理解
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以及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当然，董仲舒所提及的儒术并非是原汁原味的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及有利于统治者统治人民等多方面的角度来考虑改造而成的。
董仲舒对孔子的学说提出“三纲五常”的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如果说孔孟对人个体的理解是学术层面上的话，那么“三纲五常”则作为一种道理范畴，甚至是一种法律制裁来规范人们的各种行动。
当今国人的人文状况
经历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适从上千年久的封建社会的中国儒家文化体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夜之间瓦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如脱缰之马，不受训了。社会的剧烈变化使得众多人无法适应经济所带来的冲击，导致被物欲所蛊惑，人心浮躁，个人价值的定位错位等成为当下人的通病。我们渴望被一种能给予安宁、奋进的精神所支配，可现在我们连这一点要求也难以实现，这与过去百年的变革有着莫大关系。回归传统，精神归原，是一股在当下国人的内心强烈涌动的暖流，可这暖流始终没有流出来成为复苏华厦之春的气候，但亦有这样的可能。
当今国人的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自古以来，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对人个体的理解不同于西方对个体人的理解，中国文化对人个体的理解是建立在他人——尤其是群体——的基础之上的，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你作为一个人就必须在言谈举止上符合他人或他群体的标准。
过去的二十多年，外来文化当中的所谓个人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潮涌进。在普遍缺乏人文精神引导但经济迅速增长的热土里，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发生了双重性的变化，也即国人一方面保留着过去的特性，一方面强烈地渴望他人以西方所理解的人个体的方式来认可自己。
现在，随着网络的出现，无疑为个人展现自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所谓的网络红人是以极端的方式来实现的，而其过程是以刺激公众的感观为前提的，但“三日河东，五日河西”，谁能满足公众感观刺激的，谁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取网络的“红冠”。与其说这是网络红人存在某种人格缺陷的行为，不如说这是间接地反映出公众追求新奇事物的体现。再深层次去挖掘这些现象，我们或许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其实是这背后的导演，由网络红人充当小角色来演戏，而其所演所戏的，却是潜藏在我们内心的歪曲的精神世界。当我们谴责他人变态，却又要关注他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该承认自己也有心理变态的倾向呢？
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或轻或重的人格缺陷的精神问题，通常心理学及医学界称之为“精神亚健康”。现时，困扰国人的“精神亚健康”，与国人徘徊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价值取向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产生文艺复兴的需求
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并非是单纯地复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而是一种新的能适应当时资产阶级各方面发展的文化形态的兴起。可见，其兴起的背后有时代背景，这背景有点类似于商品时代的供求买卖关系。就一个社会来说，有了需求的源泉，就会相应地出现满足这种需求的机制。但是不是有了需求就会产生相应的机制呢？不是的，还必须看这种需求的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没有量的饱满，何以来质的变化？现时，中国产生文艺复兴的需求如下：
政治层面
五四运动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也带来了社会主义。但现时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三个代表”只是执政党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指引灯，它们对安居乐业的民众精神文明建设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民众关注更多的是自己的精神状态。谁来改善民众的精神状态？对此，执政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问题出现了，难道执政党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三个代表”来推动民众的精神文明建设？以要求执政者必须具备的思想来要求非执政者的思想，这显然是行不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三个代表”都是外来文化结合中国国情而产生的结晶，对于执政党来说，拥有一种回归到传统文化且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就越显重要了。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三个代表”来说，“和谐社会”的提出，则显得更为中国化，它是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的延伸。这可能会影响到华厦的千家万户，成为中国将来文艺复兴的思想前奏。
经济及个人价值取向层面
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我们一方面享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一方面却迷惑了——在这些成果面前，我们的心灵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们的心灵都脆弱，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躁狂、空虚、绝望、自闭、堕落，甚至出现暴力、自杀等极端人格障碍。约百年前的传统文化的断裂，终于导致了现时今日的个人价值取向危机。要改变这一状况，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人文环境，必须依靠一场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久的文艺复兴，只有重振人们的生活信念，整个社会发展才会有更高的起点，否则，将有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崩溃的可能。
中国文艺复兴到底是复兴什么
自五四以来，国人普遍不看好中国传统文化而看好外来文化，结果，别人的精髓没有学到位，倒是拜金主义流行成风，而且还丢了自己的“饭碗”。现时，韩国人来抢中国文化了，如韩国成功地赢得了端午节申遗，现在又在闹中医申遗，可能不久又要搬孔子到他家了。
对这问题，我们不能不重视。我们没看好自家的文化，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信有莫大关系。重振文化自信，是很有必要的。其实现形式，则需要通过中国文艺复兴来实现。
中国必须建立一种以传统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精髓为辅的且适应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文化形态，这，我想，就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核心内容。那么，中国文艺复兴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呢？
拟想中国文艺复兴的实现形式
有许多人将中国文艺复兴归结于大师的出现，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即使有大师的出现，但没有民众的基础，其影响力也微不足道。更何况，文艺复兴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完成时间可达百年两百年之久，甚至更久。
中国文艺复兴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前后兴起。如果中国的发展前景顺利，届时，中国至少以经济、科技、军事及综合国力作为平台，成为世界强国，但文化跟不上去，一场酝酿已久的文艺复兴随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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