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一部让百姓争相观看的旷世剧目——《这是最后的斗争》诞生了。在全国巡演的这一年多来，从最初的观众寥寥无几到后来的高朋满座，从开始海内外媒体不敢报道到后来的争相报道，从剧目濒临枪毙到火遍全国，这部堪称近20年来“中国反
腐第一剧”的话剧作品，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势头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文化思潮。
新中国反腐第一剧
清朝末年，话剧从日本引进到中国，一批要建立共和制的革命者认为话剧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播人人平等的一个宣传工具，它以一方小小的艺术舞台为载体，直观的展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矛盾，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和百姓的观念。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批名扬中外的话剧，如郭沫若的《屈原》、老舍的《茶馆》，曹禺的《雷雨》等等，为宣传新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建国后，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影电视剧成了百姓娱乐的重心，严重阻碍了中国话剧的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写实话剧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接踵而来的是喜剧或爱情主题的剧目，这更是使话剧失去了一大批中老年观众。《这是最后的斗争》一剧的出现，不光是给观众带来了新鲜感，更多的是满足感。它的言辞激烈，例如“这些人都是混进共产党内的败类!”这些话，无不拨动着所有热血国人的神经。该剧在3个月内史无前例的二度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为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最后的斗争》是一个从创作到上演历经5年坎坷的剧本，该剧鞭挞了目前的中国社会现状，大胆触及了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城乡矛盾、特权阶级等敏感题材，批判了官场的腐败与滥用职权等现象。上演后因内容尖锐易稿几十次，甚至连名字都由《这是最后的斗争》改为《大过年》。面对种种考验，该剧所有成员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坚持不懈地修改，上演。他们的坚持使剧目逐渐显现了曙光。国家话剧院诞生了一部让百姓争相观看的旷世剧目的消息传到了中央领导的耳中，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观看的时候，激动地带头鼓掌，直言这是个反腐倡廉的好戏，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等国家领导人也纷纷接见了主创人员，大赞这是个贴近生活，揭露时弊，观赏性极强的好戏，同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做了该剧的导报宣传，更多的海内外媒体也作出了大篇幅正面报道。
这个在播出后创造了如此富有传奇色彩反响的剧目却不是出自国家话剧院的任何一位编剧，而是出自一位军人之手。我们不禁要问，军人是体制内的言行代表，作为军队文艺创作者，本该写出的是歌颂赞扬军队的艺术作品。而《这是最后的斗争》却是一部揭露时弊，言辞激烈的剧目，这样一部话剧是怎样在这种矛盾中诞生的?创作者又是一位有着怎样博大胸襟的军人呢?带着这种疑问，本刊记者走进了该剧编剧——总政话剧团团长孟冰老师的家。
在艺术的熏陶中茁壮成长
和所有部队干部的家一样，孟老师家中古朴而不失庄重。那日，他没有穿军装，接待我们时，态度温和爽朗，声音洪亮，像一尊弥勒佛，让人不禁心生敬意。在了解我们的来意后，他简单生动地向我们讲述了他在剧目创作之路上的历程。
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孟冰，自幼热爱音乐。他的母亲戴玲女士儿时就是个演员，1939年参加晋察冀军区以胡可、胡朋、刘佳、杜锋为代表的抗敌剧社，与田华等人同属于抗敌剧社儿童演剧队的队员。家庭的熏陶，母亲的影响，让孟冰潜移默化地在心灵上播撒了艺术的种子。
讲到儿时，孟冰深情地回忆了一样他最怀念的“宝贝”，那是他父亲出访俄罗斯时带回的幻灯机。时值文革，学校里不上课了，孟冰闲散在家就常常用幻灯机看记录片。因为家里没有放幻灯的条件，他就把一个大方桌利用起来，先用毯子把方桌的三面围起来挡住光线，一面对着白墙。然后钻到方桌下面，一边用手拧幻灯机一边看片子。津津有味，百看不厌。有时一些小朋友到家里来，他便领着几个小家伙一起钻到方桌下面，一边给他们演示幻灯，一边讲解故事。那些幻灯片中很多是苏联的，字幕是俄文的，他只听父亲讲过一遍，然后就凭着记忆讲，每次叙述都增加许多自己的理解，讲给小朋友们听，看到小朋友们崇拜羡慕的眼光，感觉很骄傲。
孟冰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以前，幻灯晚会是我家招待客人时用的，特别是有小孩的时候，家庭晚会是最好的招待方式。每次都由我来主持这个幻灯晚会，一边给客人放幻灯一边当解说员。这些是我上小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也是后来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1970年，孟冰的父母被公派出国，他的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北京的家里没有人照看他，父母亲就决定把他送到部队去。当时，战友话剧团团长魏敏同志对孟冰进行了简单的考试，让他即兴表演一个小品，就进了战友话剧团，当了演员，那一年，孟冰14岁。
随后在战友话剧团，孟冰从接触话剧到逐渐对话剧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个过程历经了10年。那些年，孟冰在舞台上演的大都是“龙套”角色，或者就是在舞台底下灯光室里从事灯光调节，更多的时候是在侧台顶上拉吊杆。孟冰笑说：“我这形象也就演个匪兵甲乙丙，演不了正派角色啊。”就是这段经历，使他认识、熟悉了舞台，使他知道了演员在台上应该怎样应付自如，也知道了怎样调动舞台的效果，为以后的剧本创作累积了经验。在舞台上只能跑龙套的孟冰自从在戏剧创作的舞台上施展拳脚后，便逐渐显露出自己的才华，很多人说，孟冰是专门为写话剧而生的，天生就会编故事。而孟冰却说：“我天生是个笨鸟，我呈现在舞台上的，都是源自我对生活的悉心观察，艺术作品始终关注的是‘人’和人的命运与精神品格，塑造鲜活的舞台人物，需要下大力气，关键在于你如何深入生活，从切身体验中撷取灵感。”
服务军队、服务人民是军人的天职
1980年，总政文工团建制撤消，话剧团编制单列，定编为正师级单位，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作为军队整编后惟一的话剧团体，总政话剧团一直坚持“演部队，为部队演”的原则，30年来，共演出大中小型剧目近200个，其中本团创作92个，拍摄了400多集电视连续剧，录制了多部优秀广播剧，为中国军旅话剧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话剧舞台上，享誉四方。
作为团长，孟冰继承了总政话剧团辉煌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同时他很好地处理了传承和创新的问题。在创作上，他身先士卒，创作了大量著名的优秀剧本。如早些年的《红白喜事》、《桃花谣》、《老兵骆驼》，近年的《黄土谣》、《白鹿原》、《这是最后的斗争》、《生命档案》等，无不掀起一股正义、坚韧之风。尤其是他2010年创作的《生命档案》一剧，在3月上演后，引起了全国军民的“学英雄，做英雄”的热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在看了该剧后也深受感动，高度评价了该剧的艺术性，教育性。
孟冰说：“把军队的精品力作推向社会文化市场，在完成为部队服务的同时，为社会服务，也是军人的职责。” 对于眼下大制作话剧、小剧场话剧、明星话剧、多媒体话剧的纷纷出炉，话剧市场繁杂多彩的现状，孟冰认为，与传统意义上的话剧相比，这些具有探索意识的话剧更多反映的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炒股、搞房地产、婚外恋等，从而拓展了话剧的发展空间，吸引了一部分白领和追求时尚的年轻观众走进剧场。然而孟冰担忧，话剧在国外有2000年的历史，在中国却仅仅走过百年，它是否只能娱乐、搞笑?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那样会把中国话剧断送了!作为话剧艺术家，他将以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守传统话剧的阵地，因而频频创作出《这是最后的斗争》此类现实主义题材的剧目。
在阅读易普生的《野鸭》和万比洛夫的《打野鸭》之后，孟冰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在两部剧中，不仅两只‘野鸭’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且还分别暗示了一个有关信仰的哲学命题。如果说在易卜生的‘野鸭’面前，面对浑浑噩噩的生命，还有人想当救世主的话，那80年之后，在万比洛夫的‘野鸭’面前，便没有了救世主，人们只有靠自己的灵魂来拯救自己的生命!”
毫无疑问，文学作品与戏剧往往承载着民众的愿望，普通人借传播与观看文学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爱憎，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消费着人生。真实社会现象的缩影与文学艺术的结盟，往往表现为讽咏时弊、关心民瘼、揭露黑暗、抒发作者家国情怀。这类作品往往具有感动人心的生命力，流传久远，能经受住时间淘洗的作品就成为人类文化瑰宝。孟冰老师就是在坚持创作和推广这类作品，我们要向他致敬，同时为有机会一睹这些作品而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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