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与香港大体相同，都是四百几十万辆，但北京的交通拥堵程度却甚于香港。如果把面积因素加上去，北京的“病症”就显得更为严重，因为香港总面积是1000平方公里挂零，还被海面分割成港岛、九龙半岛、大屿山岛等几块，而北京是16000多平方公里的一整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我只用亲身经历的一个小实例，说明其中的一些“奥秘”。前几年在香港常驻时，经常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主办方安排座位一般都是按姓氏“归堆”。于是一生二熟，与一些同一姓氏的同胞，很快就熟识了;而一位90多岁的老先生(简称“W 老”，知名企业家，亿万富豪)、一位50来岁的“中先生”(简称“W中”，一家中资企业负责人，相当于处级)则是我经常的“左邻右舍”。
一次晚间的聚会结束，已经近11点，我们乘同一电梯下到底层，道别后“分道扬镳”。寻找地铁入口的我，无意间发现：“W老”在太太的搀扶下，钻进一辆出租车，乘车离去;“W中”在路边稍等片刻，被一辆黑色奔驰接走。不久后的又一次聚会时，我忍不住问“左邻”：“您有私家车吗?”答曰：“有啊。”“那为什么前次聚会我看您与太太是乘出租车走的呢?”答曰：“参加这种活动，用私家车划不来。一般活动得四五个钟头，一个钟头停车费30元，四五个钟头就是一百几;影响了司机休息，还得给加班费。乘的士回家，既方便又省钱，随到随走，几十元搞定。”
企业家就是企业家，经济账算得多精细!而且，回答得那么坦然，并没觉得“打的”会使他这位亿万富翁“丢面子”。散席后，我们依然是乘同一电梯，“右舍”的“W 中”问我“有车接吗”，我说“没有”。他很热心地说“同一方向”、“可以用我的车送你”。很明显，虽然也属于企业家，但“W 中”姓“公”，“他的车”也是公家配的，根本用不着为“划算不划算”操心，“有没有面子”倒成了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而据我观察，香港政府的公职人员参加这类社会活动，绝大多数也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
据了解，香港许多机构根本就不设公务车，一般公务出行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特殊情况下则临时租车。相比之下，北京是另外的景况，前些时候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调研得出的结论是，“本市小汽车发展呈现‘三高四低’的特点。‘三高’指高速度增长、高强度使用、高密度聚集;‘四低’指购买车辆的门槛低、小汽车使用成本低、绿色出行意识低、替代出行方式服务水平低”。而70万辆公车，相当高的空驶率以及久治难愈的公车私用，毫无疑问也是“添堵”的重要因素。
北京新的交通治堵方案已经公布，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方案内容全面，主要分为建、管、限三大块。多位交通专家称这一“获国务院原则同意的治堵方案，必然将会是史无前例地严厉和有效，堪称‘杀手锏’”。但是，方案是否真能产生“药到病除”的功效?百姓还是将信将疑，因为近年来“杀手锏”屡屡失灵的事实，早已令人近乎麻木。看不到实际效果，老百姓是高兴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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