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当今竞争的社会中，人与人的距离越拉越大。越是混得好的人，好事也越多;混得不好的人，不仅转运不易，而且反倒有可能碰上“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宿命。
比如深圳华为集团老板任正非，本身已经是“富豪榜”上的名人了，但根据深圳市政府奖励和引进人才的政策，像他这样的人才，还能买经济适用房。我相信任总是不会去和那些无房户一起，连夜排队摇号，眼巴巴的企求中号。但我知道，那些摇不上号的无房户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为了吸引高级人才和投资者，全国各地纷纷出台这样那样的奖励措施。北京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给予其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北京还在以往多年里，对6类高级人才每年予以最高30万元的奖励，用于在北京置房、购车、办企业等。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获得100万元奖励?北京市的标准是“在中关村的重点企业担任中高级以上职务3年以上、年薪30万元以上”;每年予以最高30万元的奖金的6类高级人才，则分别是“世界500强”的副总经理以上的高管、软件企业年薪10万元以上的高级管理人才，或者国内外著名文化艺术人才等。
虽然根据官方统计，现在职工的收入“涨”了不少，但根据笔者的观察，年薪30万元以上，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也就是说，能够拿30万以上的高薪人士，肯定是为数不多的高端阶层。对于年薪30万元以上的人士来说，他们已经居于社会金字塔的塔尖了，政府还要拿全体纳税人的钱为他们锦上添花，不仅未必因此就能吸引到人才，而且助长社会收入悬殊的落差感：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能挣钱的人越来越富，而每月只挣两千来块的人，不开车不污染不占道，政府怎么就不补助?反过来，如果有的人才即便很出色，但如果每年收入达不到30万或10万，根据北京的政策，也不会被视作高级人才而奖励。其前提是“野无遗贤”，也就是说，现在能挣钱的肯定是人才，低收入的准是笨蛋。收入的高低成了判断贤愚的标准，这究竟是规律还是势利?不知道像爱迪生、诺贝尔这样的人才，在出名之前是否已经富得流油?
但许多人都知道，在北京西山脚下发奋10年写出文学巨著《红楼梦》的曹公雪芹，至少写作期间生活十分清寒;欧洲著名画家梵高，据说至死都是一贫如洗。按北京现在的奖励标准，他们都不是人才。
再说了，既然是“世界500强”聘用的高级人才，企业自然要高薪任用，无须政府再来凑热闹。引进人才，首先是企业的事，政府没必要多操这份心。能否吸引来高级人才，首先是企业是否有吸引力。至于生活环境，高级人才和广大市民一样，好了对大家都好，不好都不好。
被高额奖励的6类人才中，包括在京的国际国内文化艺术名人。
到底是首都，重视文化艺术人才。当然，目前中国许多地方很重视，竞相伸出橄榄枝招引名人，比如杭州用西子湖畔的高级别墅安排文化名人居住，似乎很礼贤下士。
但是，重视文化人才，是否必须花纳税人的钱将其招到自己的行政区内生活，我看有必要斟酌再三。瑞典的诺贝尔奖，奖的对象来自全球各国，并没有本国籍或本国居住的限制。科学尚且无国界，文化艺术作为精神产品，更没有“产地”的概念，全人类在地球任何地方都可享受。尤其作家的文字创作，读者无论在哪里，只要买书就能享受，现在还可以上网读，不论生活在北京还是南京，只要能出佳作就行。金庸大师的武侠名作，都是在香港喧嚣街头或工作间隙创作的，如今到了西湖之畔的天堂佳境休养，倒不见文思泉涌了。
所以，地方政府果真重视文化艺术，就应该直接奖励佳作本身，而不是搬迁作家的居住地。与其互相开高价吸引作家搬来搬去，还不如设立奖励基金，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奖励艺术家出优秀作品;或者加大执法力度，打击盗版，切实保护他们的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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