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七旬的张大爷在北京京客隆超市不停地转悠，他来到摆放牛奶的柜台前，不时抬头看一下柜台上同类商品的价格，取下来再放上去，反复对比后，将三元牛奶放入了购物筐。
记者上前询问GDP是什么，张大爷满脸的疑惑，“GDP?不关注，我只关注商品的价格是涨了还是降了。”
张大爷的几句话道出了GDP面临的尴尬：跟老百姓不直接相关，更不能用其来衡量老百姓的幸福，干吗关注它?
2011年3月，众所关注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要公布，跟“十一五”相比，GDP指标该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GDP指标将何去何从?
GDP目标，多数省份不冷静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表示，2011年全国经济增长目标定为8%左右。“十二五”规划纲要会将GDP指标定为多少，目前还不得而知，而2011年经济增长目标的率先披露，让业内猜测“十二五”期间GDP增速肯定比“十一五”有所放缓。
目前，各地已相继公布了各自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十二五”指标上，北京GDP增速定为8%，比“十一五”低了一个百分点。业内分析，其用意是想把精力更多放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
相应调低经济增速的还有上海、河北等省份。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十二五”期间，上海将保持GDP年均增长率在8%左右。河北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报告则提出，到2015年，生产总值预期突破30000亿元、年均增长8.5%左右。这已远远低于“十一五”期间河北省经济增速年均11%以上的水平。从“十一五”到“十二五”，深圳的GDP年均增速将从13.5%降到10%。
全国不少地方已经调低了GDP增速，但某些地方仍然提出了GDP高增长指标。目前只有北京等五六个省份将“十二五”经济增速指标定为8%～9%，其余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速指标都定在10%以上，有些省份甚至目标翻番。
根据已经公布的信息，在全国31个省份关于制定未来五年规划的方案中，广西、江西、福建、安徽、陕西、山西、贵州、河南、黑龙江等地区预计GDP翻一番。其中，一些省份甚至还提出人均GDP也要实现五年翻一番的目标。
据学者们测算，如果一个省份实现GDP五年翻一番的目标，则其年度增速将不低于14.8%。这远远高于中国“十一五”期间年均11%的增速，更将大大高于中国“十二五”期间肯定有所放缓的年度增速。
在审阅了各地上报的GDP增长目标后，张平表示：“多数省份把‘十二五’GDP增速目标定得过高，没有冷静考虑相关环保、能源、资源的承载能力。”
GDP，淡化但无法淡去
GDP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但是，关于GDP的诟病由来已久。如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不能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等等。而民众呼声最多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是，GDP不能反映民众的幸福指数。
“比如你今天把路挖了，明天把路又修好了，之后再挖路，再修路，这些都计入GDP。看起来GDP增长了，实际上大家的福利被损害了。这是很典型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说。
其实，不只是中国，欧洲各国也正越来越多地表达对GDP这一货币指标的不满，着手寻找反映政府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是否成功的替代指标。英国首相卡梅伦去年底宣布，打算建立衡量国民福祉的指标体系，可能纳入民众生活满意度等评价指标。法国总统萨科齐先前也作出类似努力。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开始探索提出替代GDP指标的绿色GDP概念，但是由于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GDP的“权威”依然没人能够撼动。$nextpage$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表示，GDP是有问题，但仍然是当前考核经济的最好的一个指标，“别的国家找指标代替，也不可能找到别的指标来代替，哪个国家也少不了GDP。”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邓聿文表示，不管中央强调与否，GDP指标事实上还会起着一个重要的风向标的作用。“首先是因为有一种惯性，大家都会想着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其次，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来代替GDP前，也只能用它去衡量、考核地方官员。所以它的角色还是很重要的。”
尽管GDP角色重要，但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并未像历次五年规划的建议那样提出GDP增长的目标，淡化GDP指标被认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祝宝良认为，在“十二五”考核指标中，GDP和人均GDP指标肯定是要有的，只是在考核GDP这个单一指标的情况下，还要考核其他一些比如节能减排、公共服务等的约束性指标。
“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有22个考核指标，不仅仅强调GDP，节能减排、就业指标也在“十一五”中规划体现出来，“‘十二五’规划应该还会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从国家的角度，是在逐步淡化单一的GDP考核。” 祝宝良说。
尽管中央明确要求未来五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但某些地方抛出的GDP超高增长目标表明，“落实仍是最大难点”。
其实，GDP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从来没有在政府或者党的文件中出现和罗列过，但实际上却一直是按照这个指标进行考核的。“中央考核省领导，是大面上的考核，当然还有其他考核指标;但是到了地方，省里对市里的考核，经济指标应该还是第一位的，这没什么可说的，交了多少财税(跟GDP直接相关的就是财税)，这个是最直接的。”张晓晶说。
多省份为何仍热衷于定高GDP?
祝宝良表示，一些地方确实把本地的GDP增幅定得偏高了一些，从节能减排的角度，能源和资源环境约束性的角度，他们可能考虑得不太多。现在的环境指标都是一些绝对量指标，估计一些省份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至少都没有把环境这些指标给算平了。
张晓晶认为最核心的原因是，政绩评价体系。我们到地方调研，他们说GDP和节能减排是硬性指标，完不成是不行的。另外，社会上还进行了很多关于GDP的排名，这个排名很多是由民间进行的，某种程度上给地方形成了一种潜在压力;而到了省里，各个市的GDP排名是最直接的。如果一个市的GDP排名今年排在了一个城市的前面，明年却排在了这个城市的后面，领导的政绩马上就会减分。这种考核体系并不是一下就能改得了的。
邓聿文分析原因有两个，一是GDP还在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时，地方政府就依然有发展经济，把GDP定得过高的冲动。地方政府也像一个公司一样，存在着“利润”的竞争，这里的“利润”就是经济增长。全国有31个省市区，也就有31家公司，当上级政府用经济增长来考核下级政府的业绩，并以此作为升迁的主要依据时，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想着法子把经济搞上去。
二是与“十二五”这个特定的因素有关。
此外，也不排除一些省份的确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它原来发展很慢，但近年来比如国家给予了一些特殊政策，发展很快，如果是这样，定得高一点也无可厚非。
如何淡化GDP指标?
对于如何淡化GDP指标?张晓晶认为，整个政绩评价体系要发生真正的改变，仅仅经济发展得好没用，要看整个的发展状况，比如产业结构是否合理，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是不是很高等类似的可以量化的指数，包括节能减排、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社会治安等很多社会性指标，而GDP只占其中的一部分。社会治安已经实行了一票否决制，希望今后更多的考核指标也能实施一票否决制。
邓聿文说，“十二五”期间GDP指标毫无疑问是需要淡化的。中国现在不需要那么高的经济增长，尽管存在着就业问题。在我看来，GDP每年增长7到8个百分点就够了。事实上，“十二五”规划建议里没有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个好的信号，它表明中央也不希望地方再像过去不惜代价地去追求GDP的高增长。
至于如何才能淡化GDP，可以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对不同环境和资源容量的地方，采用不同的考核指标。比如西部环境脆弱的地区，对官员的考核主要是对环境的保护;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考核的指标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技术创新，等等。
另外，GDP本身的内涵也扩大一些。不但经济，也可以把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建设等充实到GDP的考核指标体系中去。这样，通过多种方式，淡化它的影响。
祝宝良则认为，政绩考核体系更多地应该考核其他的一些指标，比如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指标等等，在进行加权的时候，把GDP的权重放得小一些就可以了，但是GDP这个指标肯定是需要的。
GDP可以用什么指标取代?
张立群说，GDP是经济增长的核算指标，对于反映经济发展情况非常重要。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就业、居民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长、企业效益等都与GDP指标紧密相关。GDP指标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重视这一指标也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断减小实现GDP的资源环境代价，提高GDP的质量，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GDP增长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否定GDP的做法是简单、片面的，欧洲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经济进入低增长时期，他们鼓吹否定GDP，更多的是不希望更多的国家通过加快发展实现现代化。
邓聿文认为，在没有更好的指标得到世人的共同认可前，还得用它去衡量经济的发展状况。因而，关键不在GDP增长多高多快，而在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去达到较高的增速，能否引导官员客观、正确地对待GDP增速。这是根本。如果没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即使设计出了另一套指标体系，比如现在热衷的幸福指标，也会出问题。幸福是一种很主观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幸福物化，但当它变成一种指标体系后，假如没有正确的态度，那么它们就可能成为另一种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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