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 象
节后再现“用工荒” 光涨薪资难留人
受沿海地区生活成本上涨、内陆省份用工需求增加，以及新一代农民工不愿离乡背井太远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春节后各地“民工荒”问题再次凸显。对此，有关专家表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进入尾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将对工资、物价、消费以及经济结构、宏观政策带来深刻影响。
专家表示，受困于目前严格的户籍制度、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以及农民工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待遇问题的考虑，相关企业仅仅靠“加工资”很难挽留农民工继续受聘。建议未来一方面升级改造低端产业，让机器、技术和资本密集来替代劳动密集，另一方面城市要出台政策，让农民工和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吸引农民进入城市就业。
中国纺织协会有关珠三角总体人力资源的报告指出，今年区内将缺工超过200万人。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统计，目前全省有2.12万家企业急需用工56万人，企业缺工主要表现为行业性缺工、结构性缺工和季节性缺工等特征。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指出，欧美经济逐渐复苏，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有所增大，企业的订单增加了，招工量也有可能扩大，所以今年春季的招工难问题可能比往年更加严重。
另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
对此，赛迪顾问副总裁秦海林博士表示，表面上看“民工荒”出现是由于受经济增长影响，劳动力需求加大，供求出现短期失衡。但探究深层原因，则是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达到尾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实际工资不会上涨。直到工业化将剩余劳动力吸纳干净，此时若要继续吸纳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刘易斯拐点”。
其实，早在2006年，中国许多地方就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现象暂时消失;但伴随经济的复苏，劳动力需求加大，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民工短缺”现象再次进入眼帘，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度，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8.9%。特别是珠三角地区，2009年该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较2008年减少22.5%。
“从以上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刘易斯拐点’已经向我们走来。”秦海林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则表示，“招工难将会常态化，农村不再是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蓄水池”。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蔡昉教授认为，“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劳务输出大省调查•湖北
“春风”袭来
湖北车站码头“截留”农民工
这似乎正成为一个惯例。
从每年的正月初六开始，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湖北便在各地人力资源部门的组织下上演一场抢工大战。这场大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春风行动”，凡是来汉人员都可以在车站、码头、人力资源市场等处领到一张《春风卡》，上面印有招聘信息和求职提醒。政府部门意图通过此举，留住那些正奔赴长三角或珠三角的老乡们，这些农民工却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选择继续离开家乡。
部分行业用工需求增速首超沿海
2月12日，2011年 “春风行动”在武汉出现了一波高潮。同一天同一个时间段，有12场专门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大型招聘会在这里举行，甚至有企业在客运站开辟了“分战场”。
在人声鼎沸的武昌火车站，记者看到，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近十家招聘企业摆出招聘展位，希望在最后一个环节留住南下或东去的农民工。
看起来，招聘方已经拼了全力。除了主动性一年高过一年外，单从各家企业散发的宣传单上来看，当前武汉区域内的普工工资已提高到1600~2800元，服务类工种也达到了不低于1200元的高水平线。
武汉起点人力资源市场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陶松涛说：“由于企业招工难现象越来越突出，今年有超过八成的企业主动提高了薪资标准，平均涨幅都在15%左右。”
陶还介绍，根据该公司分布在湖北全省各地的12家分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企业用工缺口较大的还是普工，即从事一线工作的员工。一家江苏籍制造企业一口气想要走20000人，可他们这次在我们这里只招到了200多人。”
据武汉市有关方面统计，目前缺工比较严重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住宿餐饮和建筑装饰等行业领域，其中又以加工制造企业和餐饮企业需求最为紧迫，“武汉市部分行业用工需求增速首次超过沿海，尤其是电子加工、机械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紧缺情况十分突出。”
“哪里挣钱多就去哪里”
2月12日下午，一场大雪突如其来。武昌火车站拥挤嘈杂的地下候车广场上，33岁的黄冈籍农民工洪勇(化名)和他的妻子刘丽香(化名)跟记者聊起他们的心事和未来的打算。
对于他俩来说，工地上的挥汗如雨或者寒风刺骨都不值一提，一年里最难过的几天在本应喜庆的正月。“一到正月初八，那边(企业)就打电话来催”，15岁那年，初中毕业的洪勇便跟着同村的前辈去了杭州学做泥工，后来辗转到珠三角地区并将东莞作为“第二家乡”坚守。从当初的少不更事到如今的年收入7万多元，他已经背井离乡21载。
“在外面苦点累点不算什么，但是一想到儿子就很难受，一年到头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10天。每次过年回来，儿子开始都不和我们一起睡，只跟他爷爷奶奶睡。”说这些话的时候，刘丽香不断哽咽，泪水几欲溢出，本来不抽烟的洪勇也点上了记者递给他的一根香烟。
洪勇干的是一种叫做 “贴外墙”的工种，这是建筑行业里最辛苦最危险也最挣钱的工种之一。为了养家糊口，他和妻子每天要悬在几十米高的建筑物上面，无论风吹日晒，一年下来休息时间不到20天。5岁的儿子一直留在老家由父母帮助照看。
对于是否考虑回武汉工作的问题，洪勇说：“对于我们打工的人而言，哪里挣钱多就去哪里。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趁着自己还干得动，多挣点钱，以后孩子读书、父母养老这些方面的开销都比较大，我不能跟那些刚出社会的小年轻比。”
为了“多挣点”，他们不得不忍受长年离子思乡的痛苦。“在外面每次看到小孩子，她就会想儿子。每次打完电话，听到儿子在那头喊妈妈，挂掉电话她就会流泪。”谈话的最后，洪勇告诉记者：“再辛苦3年，给儿子以后读书存点钱，自己再回老家做点小生意或者开个出租车都可以。”
说完这些，洪勇起身跟记者握手道别，夫妻俩一人背起一个大包走向进站口，18点19分由武昌南下的火车开始检票。在坐上一整夜之后，他们将在2月13日早上8点27分抵达广州，赶回东莞的“家”，开始又一年在外漂泊的日子。
劳务输出大省调查•四川
成都可提供40万个“饭碗”四川想方设法留人
连续几天，四川仁寿金利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纺织)几个车间负责人都泡在乡下，赶在当地农民离乡之前招人。“情况不是很好”，金利纺织经理罗加建告诉记者，因为缺人手，公司开工量不足七成，用工缺口达1000余人，尽管公司提高待遇、放宽条件，但能否招到人还是未知数。事实上，不仅是企业，西部一些劳务输出大省政府也正想方设法留人。$nextpage$
用工单位放宽条件招人
“与其外出打工、不如家乡就业”。1月26日，金利纺织就打出这样的招聘简章。作为四川眉山市最大的一家民营纺织企业，金利纺织自去年年底实行迁建技改后，用工矛盾突出。罗加建说，目前该公司用工人数缺口在30%左右。最近几天，该公司各车间负责人都亲自下乡招工。
记者注意到，金利公司在招聘简章中称，只要年满16周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女，身体健康，均可应聘，熟练工月收入为1800~2500元。“我们希望工人的年龄在30岁以下，但现在条件已经放宽了”，罗加建称，在纺织行业生产原料大涨的背景下，为了招到工人，他们将工资提高了200~300元，以吸引更多农民工留在家乡就业。
“我们本来希望招聘一批有经验的女工，但太难招了，不得不降低门槛，男工也招。”2月10日，专程来川招工的浙江省缙云华厚纺织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曹中元说，在前来报名的10多人中，大多是男工，而该公司开出的月工资较去年上涨了300元，8小时工作制、包食宿、月薪2500元左右，每月提供260元生活补贴。尽管如此，来咨询的100多人没留下几个，“我只希望尽快招满45人”。
成都市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主任黄洁称，自正月初四市场开放至2月10日，共有3家省外企业、124家四川本地企业前往该市场招聘，提供数千个岗位，相对而言，本地企业招工情况要好些。在重庆，富士康直接坐镇火车站，除了讲明薪酬外，还承诺给员工发放端午、中秋节日礼金及春节开工红包，以此吸引应聘者。
政府多举措解决用工难
与企业花样繁多的招人手段不一样的是，不少政府直接从政策上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保障。去年11月，成都市启动人才“回引工程”，由分管副市长带队，率领人力、财政、教育、就业等部门以及部分区(市)县组团到上海、江苏等地，招募川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就业创业。在提供充足岗位的基础上，成都市还提出了建立200多所公益性幼儿园等配套措施，解决返乡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2月9日，成都市出台《关于统一我市城乡就业失业管理和就业援助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在农村土地流转了但未就业的居民也纳入就业援助范围，为其提供职介补贴、劳动技能培训补贴、劳动能力鉴定补贴、创业补贴、岗位补贴、社保补贴、税收优惠等7项就业援助政策。
成都市就业局副局长狄进说，随着成都市多个重大项目投产，在往年岗位正常储备的基础上，今年成都还可以提供40万个就业岗位。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成都市共有6万余人登记失业，本地人才已经供不应求。
探 因
中西部快速发展吸引农民工“逆流动”
“三、六、九，往外走。”农历正月初九(2月11日)在不少中国老百姓眼里被认为是一个利于出行的吉利日子，成为每年春节过后农民工返城返岗的高峰时期。
家住中国中部湖北省麻城市的夏红香往年都会在初六到初九这几天出行，奔赴南部沿海的深圳市，那里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是今年，她没有出门，因为已经在自己家乡一家新建的机械公司里找到了工作。
像夏红香一样，有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外出打工者今年选择了留在家乡，或者在家乡附近打工。
位于大别山区的麻城市是农务输出的典型地区。据当地官方提供的数据，全市120万人口，有30万人在外打工。今年春节过后，这里举行的一场“春风行动”招聘会上，来自本地及附近城市的企业就从麻城招走了8000多人。
夏红香说：“麻城的工资水平虽然与沿海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比以前缩小了不少，而且沿海的消费水平也在提高，房租、生活费都涨得很快。我们已经是有家室的人，只要待遇过得去，还是愿意留在家乡。”
随着沿海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和推进，中国经济的纵深活力凸显，劳动力也不再是单向地流动，“逆流动”的队伍正在壮大。事实上，近几年来沿海地区频频上演“用工荒”，一定程度上也是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民工争夺战”的结果。
劳动力的流向已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孔雀东南飞”，民工大潮尽向开放前沿广东流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长三角与珠三角开始平分劳动大军;再到近几年来，向环渤海、中西部等地区“逆流动”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打工潮的流向转动折射出中国经济区域发展格局的大变迁。
为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区域发展失衡局面，中国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赋予了相对落后地区巨大的政策空间，也扩大了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力度，并鼓励更多的沿海企业向内陆转移。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构建“在大城市设立投资决策与总部管理中心，在二三线城市建生产中心”的纵深格局，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制造业也向中西部的中小城市转移。
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拥有庞大人力资源的中部六省(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由下降转为长升，“V”型反转的态势已经形成。
这些显著的变化，对劳动力的流向产生影响。仅在麻城市的经济开发区，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企业数已达67家，已经招收的工人近5000人。
夏红香进入的机械公司是由麻城市中馆驿镇管山村的王昌锐创办的。王昌锐在南方打工多年，并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公司。今年开年后，他在家乡投资创办的企业也即将开工生产，在“春风行动”招聘会上亮相后，已有38名以前在深圳、浙江打工的“老乡”加盟进来。
“深圳的加工制造业都在向内地转移，激发了内地发展的巨大潜力。”王昌锐说，“湖北的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我回到这里投资应该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逆流动”只是打工潮中的一个支流，从庞大的春运客流来看，涌向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打工大潮仍然是主流。
麻城市白果镇的曾磊在广州一家饭店打工，2月10日，他如期挤上了南下的列车。“我在广州呆了五六年，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让我留在家乡的话，觉得难以适应了。”曾磊说，“在家里想看部电影都很困难，文化生活很欠缺。”
王昌锐认为，要实现中国人力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区域均衡发展过程。“新生代的农民工还是愿意选择各方面条件较好的沿海城市，但是年长一些的、在外面打工多年的开始回流，而他们恰恰是积累了大量技术经验的熟练工人。”
“招工难”的真相是招廉价劳动力难
眼下东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争夺，本质上仍然是对廉价劳动力的争夺。在这种争夺中，与其说看到了劳动力价值的增长，不如说看到了提升农民工权益之艰难——工厂仍然希望通过赚取工人的廉价劳动维持现有发展模式，城市仍然希望靠农民工的廉价劳动维持既得福利。
春节后，各地频现招工难现象。其实，这种现象并非是今年突然出现的，近几年已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过。
事实上，招工难只是个表面现象，因为和招工难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就业难——这才是我们面临的真问题。未来，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和大量失业人员需要安置，中国每年就业岗位的缺口有一千多万，劳动力供大于求依然是主要矛盾。尽管部分地方出现招工难，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专家预测，未来15年内劳动力的供求总形势是：就业压力比预计的要大得多，劳动力供给比预计的也要多得多，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现在总体上是就业难，而不是招工难。其实，所谓招工难，只是针对农民工这个特定群体而言的，基本不包括大学生和城镇新增劳动力等其他就业群体，对这部分就业者来说，是就业难而不是有业不就。因此，所谓招工难，真相是招廉价劳动力难。
眼下，无论是城市服务业，还是制造业，都仍然把农民工当成维持行业生存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多少年来，正是农民工的廉价劳动，支持着餐饮、家政、娱乐、商业物流、建筑等行业的发展，更支持着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这些行业里，即使农民工每个月只能拿到一千多块钱的收入，但相比于从事农业劳动的收益，仍然是有吸引力的。由于城市和其他劳务输入地不必考虑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把农民工事实上排斥在城市化的大门外，因此，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是在把农民工的廉价劳动转化成制造业服务业的利润和城市福利之后，再让农民工回到乡村，在土地上寻求社会保障。所谓招工难的背后，掩盖着的正是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眼下东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争夺，本质上仍然是对廉价劳动力的争夺。争夺的筹码，无非是工资高一点或低一点，无非是为农民工提供的福利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无非是派没派大巴到劳务输出地接农民工去上班，在这种争夺中，与其说看到了劳动力价值的增长，不如说看到了提升农民工权益之艰难———工厂仍然希望通过赚取工人的廉价劳动维持现有发展模式，城市仍然希望靠农民工的廉价劳动维持既得福利。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争夺农民工的地区或城市，包括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市，愿意向农民工提供教育、住房、医疗、失业等方面的保障，让农民工享受和当地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把提升农民工的权益作为吸引农民工的条件，说白了，这种争夺本身，仍然是对廉价劳动力的争夺，是希望靠外来廉价劳动力维持本地经济的高增长，换取暂时的繁荣。一些地方对现有发展模式的这种路径依赖，极有可能消解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可能使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目标化为泡影。
破解招工难的治本之策，就是为农民工提供和当地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让农民工更多地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红利。靠赚取人口红利维持高增长的时代必将终结。随着新一代劳动者对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越来越强烈，那种靠赚取人口红利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发展思路，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用工荒”凸显产业结构性矛盾
面对日趋严峻的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许多企业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产业升级。
东莞新创艺服饰公司的老板辛大平去年花费52万元购进了十台全自动电脑织机，和原先拥有七八台机器，每台机器都需要一个工人的情况相比，现在这十台机器他一个人就可以应付，完全不用请工人。
对于自己的这项投资，辛大平表示，这也是形势所迫，以往年年缺工，现在不用求人了。通过电脑织机做出来的衣服，不仅缓解了用工难，而且能保证稳定地供货。“很多大工厂也已经换为电脑织机了。但一些小工厂因为前期投资太大，不敢冒这个风险。”辛大平说。
同样的技术升级也存在于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张卫东指出，目前在国内的精密五金生产领域，很多企业主已经开始大规模进口生产效率更高、造价更贵的车床和仪器以取代人力劳动。
在人力成本的倒逼之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了升级之路，不过这种“看上去很美”的产业升级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却往往是“不能承受之重”。
“我们现在采购的先进车床大多是从日本和中国台湾进口的，一次性投入太高，虽然能把10个人的活减少到2个人干，但同时也透支了未来几年的利润。”张卫东告诉记者，劳动力成本压力下的产业升级能够保证生产的稳定性，却使企业的资金链条紧绷，从事多元化生产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几乎被遏制。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大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企业要降低成本又只能走提高单位产能这一条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而言无疑又是一个难以走出的怪圈。
对此，许多专家都指出，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出现的用工问题已经原来越多的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利润点单一、自主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对于分散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数以万计的中小制造业企业而言，用工问题已经不仅需要地方劳动部门出面组织招聘对接活动，更需要国家和地方从产业区域合理布局、有效减轻企业负担、提供完善社会保障等多个层面综合发力。$nextpage$
对 策
结构性“涨薪潮”渐起
为了应对“用工荒”带来的阵痛，很多企业打出“亲情牌”、“待遇牌”等多种手段来挽留工人。比如包机或包大巴直接送工人回家，春节前大派“红包”，建造农民工公寓，许诺改善福利待遇等，绞尽脑汁为企业未来的正常运营做准备。
兔年春节过后，一些农民工聚集的省市还纷纷借力“涨薪”来抢聘足够的劳动力。广州台商协会会长程丰原称，台资企业今年开出的薪酬水平，会普遍比去年同期高出18%或以上。长三角地区职介所的一位负责人则说，今年企业提供的月薪普遍同比增长20%。山东省方面，滨州市区一间餐馆，给服务员开出的工资及津贴加起来，达每月2500元。东莞有些企业甚至利用与一个月薪金相近的“回厂开工奖”，吸引民工春节后返回继续受聘。
对此，专家分析指出，“刘易斯拐点”出现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其实，自去年年中以来，已有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北京、山西、山东、湖北、宁夏、吉林和陕西等十多个省、自治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地方涨幅超过20%。在此拉动之下，去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出现大幅度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2010年是自1985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农民工资性收入高达17.9%。
不过，长期以来，中国职工平均工资的增幅远远低于GDP的增幅。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曾撰文剖析，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人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因此，此轮工资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明显。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的劳动力现在已经不再像前几年那样无限供给，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秦海林认为，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工成本上升，必然对应着农业人工机会成本的水涨船高。也就是说，必须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这在近几年反复出现在沿海、乃至中东部地区的企业“招工难”“用工荒”现象中已有所反映。
趋 势
城乡劳动力渐同步短缺
张翼认为，中国整体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出现了几大趋势：一是越是年轻的农民工的供给越少;二是随着高中阶段招生量的扩大，初中和小学阶段的农民工基本没有了，对于以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招工变得越来越难;三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越来越大，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由沿海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沿海地区的招工难比内地表现得更加严峻。
秦海林认为，未来劳动力紧张的趋势会一直延续，因为目前严格的户籍制度、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以及农民工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面临的种种困境，导致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离开城市，回归家乡，或是到离家相对较近的本省的小城市就业，现在许多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在日新月异的进行之中。因此，未来农村劳动力可供挖掘的潜力是在逐步减小的，人口红利在逐渐隐退，预计今后劳动市场用工缺口会更大。“用工难”在“十二五”期间甚至可能演变为亟须中国政府解决的一项长期性和整体性的问题。
那么应如何解决可能长期存在的用工难问题，张翼建议，一方面要进行低端产业的升级改造，让机器、技术和资本密集来替代劳动密集，另一方面城市要出台政策，让农民工和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吸引农民进入城市就业。
此外，在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的同时，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逐步显现。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去年对农村进行的调查发现，农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他认为，要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是要促进劳动力的城乡双向流动;二是在农村有条件的地方实现机械化;三是促进合作社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四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农业的生产方式。
“城市和工业劳动力的短缺问题和农业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农业能够节约出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仍然有一定的可挖掘空间。”朱启臻告诉记者。
评 论
用工荒是催发经济转型的动力
春节过后，东西部开始打起了农民工的争夺战，在东部的上海，一些用工企业开着400辆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门口去接农民工回来。而西部的重庆，当地的官员更是在春节期间有一项特殊的加班任务，就是设法把那些回家过年的农民工截留一部分，能留多少就留多少。这一接一截争夺战反映的到底是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
所谓沿海用工荒，近些年来其实早已不是新闻。笔者一贯认为，这是完全站在部分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招人困难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如果是站在工人找工作的角度，这样的问题其实根本不存在，至少在当前，中国依然不会缺少劳动力。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只要工人可以理性选择，那么有的企业从不缺人，有的企业却招不到人，都实在太正常不过。所以说，用工荒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伪问题。
毕竟，一个始终以廉价劳动力众多而著称的经济体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始终依靠廉价劳动力默默奉献而保持的高速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所谓用工荒非但不值得忧虑，相反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
首先，用工荒对于提高普通工人待遇，纠正劳动回报率与资本回报率严重失衡，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都非常有益。用工荒说到底就是“廉价劳动力荒”。究其本质，不过是：工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企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民工不仅有权而且必须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不给应有的福利，不给应有的权利，只想着廉价工人仍像从前那样大批从外地涌来，这样的情景如果在今天依旧延续，那才是改革的最大悲哀。
其次，用工荒是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必然反映，有利于倒逼沿海经济更好更快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人总是有依赖性的，如果只需依赖传统经济就能稳赚稳发，也就不会真有那么大的动力去搞转型升级，上至政府部门下至企业内部皆是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方方面面都具备竞争优势的先发地区，现在反过来要和中西部这些后发地区争夺同一批、同一类的人才，足以说明产业转型政策并未得到很好贯彻。
再次，用工荒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缩小区域间的贫富差距。民工进城的原因，一是落后农村的“推力”，二是先进城市的“拉力”。沿海地区用工荒的出现，意味着农村落后面貌日益得到改善，在家乡工作的机会和所得日益增多，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
工人待遇得到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得到改善，沿海经济更好更快转型，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最终都必然反映到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强，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有市场竞争就会有优胜劣汰，部分企业出现用工荒因此并没有那么可怕，相反却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
结语
民工“截留战”或曰“争夺战” ，是一面多棱镜，每一个侧面都映照出不同的问题。而在诸多矛盾中，产业和劳动力转移显然是主要的矛盾。面对“工荒”，对于粗放型经济而言，硬熬的结局无非是两个：一是熬不过去而死，二是即使熬过去，也不会有灿烂的前景。事实上与其将“工荒”视为困境，不如说更是“倒逼”。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庆幸，那么今天的“工荒”还只是敲响了警钟，还留出了空对的空间和时间。而倘若对经济发展、产业模式不能未雨绸缪尽快转型，仍然因循着拼廉价劳动力的老路，那么在农民工潮落之时，就真的会被晾在了沙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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