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非洲喀麦隆的一些大城市爆发示威，与此同时，利比亚也陷入残酷内战，种种迹象表明，在继突尼斯政权垮台，埃及穆巴拉克走人之后，一场政治风暴在席卷中东之际正在蔓延。面对此种国际局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近日又发表了第二次“互联网自由”演说。
继在肯定推特(Twitter)和脸谱(Facebook)等网络媒体在中东政治动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后，希拉里在日前的演说中又一次阐述了美国的互联网大战略。此外，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出面谴责卡扎菲政权的言论正在被全球各大媒体广为报道，而强硬的卡扎菲也在竭力通过电视媒体向民众喊话，在这些有关“话语权”争夺的激烈交锋背后，一种崭新的军事较量形态似乎正在向我们走来。
从“制海权”到“制脑权”
美国海军少将马汉在总结19世纪之前人类海洋战争经验后，于1890年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提出了“制海权”思想;意大利空军司令杜黑在总结20世纪初人类空中战争实践后，于1921年提出了“制空权”思想。与此类似，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格雷厄姆中将，在总结1957年前苏联卫星升空之后的美苏外空军备竞赛的基础上，凭借战略家特有的前瞻理性，于1982年出版了《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一书，正式提出了“制天权”思想。
于是，在科技进步与军事需求的双轮驱动下，人类搏击的疆域日益扩大，高山、大海、天空都未能阻止这个小小星球上同类厮杀的欲望，军事对抗的疆域就这样从一维战场延伸到了多维战场，从自然战场拓展到了技术战场，从有形战场进化到了无形战场。
有关技术进步与军事变革，恩格斯曾说过一句名言：“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显然，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就涌现出了恩格斯所言这种“技术进步”：首先是1946年，在二战期间美国陆军计算弹道的需求刺激下，计算机“ENIAC”得以诞生;而后是1969年，在美国国防部资助下，全球第一个网络“阿帕网”问世。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与阿尔文·托夫勒向人们宣称：信息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正是在这个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联系越发紧密，与此同时，媒体的繁荣也使得符号越来越充塞在我们周边。由于媒体日渐主导公众话语权，通过对信息的操纵，就可能在人们大脑中建构起一个现实世界的镜像，只是许多时候人们浑然不觉而已。
比如，说起电影，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好莱坞、说起篮球，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NBA，说起美国大兵，唤起我们记忆的可能就是《拯救大兵瑞恩》或《兄弟连》等美国影视塑造的形象。
长期来看，它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大脑中的意象，进而影响公众的思维、判断及认知，而公众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对政府产生影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制脑权”变为当前的一大军事热点。$nextpage$
信息时代催生新战争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信息时代，恰恰西方媒体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处于强势的地位。
如美国在互联网领域就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全球13台根服务器就有10台被美国控制着，其中两台被美国军方控制着，其一为H服务器，它位于美国东部马里兰州的阿伯丁武器试验场，属于美国陆军实验室，其二为G服务器，受控于五角大楼网络信息中心。而且，管理这13台根服务器内容的“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公司”(ICANN)也由美国政府掌控。
正是凭借强大的互联网优势，美国近年来不断拓展战略信息战的高边疆，在认知空间主导话语权，配合其外交、政治及经济战略，维护着美国的霸权。
倘若联想到10多年前中国军事专家乔良与王湘穗提出的极富前瞻性的“超限战”思想，以及美国近年来对该战略思想的深度关切(2006至2009年在霍普金斯大学连续召开了四次“超限战”思想研讨会)，我们即发现，信息时代催生的新战争——“战略信息战”正在成为国际政治汪洋的弄潮儿，并由此引发了国家安全局势的三大变局，迫使我们重新聚焦战略信息战的潜在意义。
战略信息战不容小觑
在信息时代，由于国家安全边界已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拓展到了经济、文化、社会认知及个体思维等诸多方面，战略信息战开始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伴随着国家竞争的一体化，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除军事之外，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都日渐成为主战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天都在悄然发生，战争也已不再是传统的军方“自留地”，军民之间的鸿沟正在被填平，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预言的“军民融合”式战争日益走入现实，乔良与王湘穗在10多年前宣告的“超限战”已不再被认为是杞人忧天。显然，这对国家安全提出了崭新课题。如2008年美国高盛投资银行在越南导演的经济震荡，2009年中国备受关注的力拓案件，2010年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在希腊制造的经济悲剧，2011年美国主导的互联网在中东及非洲骚乱中扮演的“推手”角色。
其二，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心理影响技术、脑科技的突飞猛进，传统的社会认知、个体思维领域也开始成为各国较量的前沿阵地。如近年来，美国就持续进行了心理战、生物战与信息战的整合性研究。此项研究囊括了心理学、生物学、药理学、信息科学及宗教、社会研究等多个学科、多个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及大学的研究队伍。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组织与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战士纳米科技研究院(由美国陆军所资助)、国际意识研究实验室(负责制定全球意识影响计划)。这些研究项目旨在借助媒体通过阈下信息影响技术达到影响人大脑意识的目的。尽管围绕预期效果，学界存有较大争论，但联想到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对此我们绝不可漠然置之。
其三，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跨国智库及跨国媒体日趋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但在这些领域，中西发展水平恰又不对称，因此，这就给强势媒体国家操控他国话语权留下了可乘之机，对一些国家的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国家安全领域的上述三大变局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大脑要装“防火墙”，掌握战略信息战的攻防对抗律，意义重大。如最近由于中国GDP超过日本，西方媒体就大肆渲染起一种所谓的“中国必胜论”“中国威胁论”及“中国责任论”舆论浪潮。对此，倘若不了解战略信息战，盲目跟进，就会陷入一些潜藏的陷阱。
具体而言，这种陷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迫使中国过早地走上“外拓型”发展道路;第二，通过片面地解读、渲染国内某些战略研究者的言论及观点，利用其独特的话语讨论框架，影响中国相关战略问题建设性讨论，从而在高水平的战略博弈方面保持优势，进而通过隐形的通道攫取国家利益;第三，通过自己掌握的强势媒体，在认知空间制造话题，诱导中国落入盲目跟进美国的“被动锁定”陷阱，如“战争经济论”“信息作战论”“霸权更替论”等。
明白了上述这种杀机，我们是否会惊出一身冷汗呢?也许有人会说，这哪里是传统战争的面孔?
是的，在战争领域，如果说有什么亘古不变真理的话，那就是变化。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战争确实已经跃出了自设的军事藩域，从体能较量、技能较量演进到了智能较量。不容置疑，“制脑权”争夺正在成为信息时代军事较量的“高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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