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科技部撤销了“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谁都知道学术腐败是一个制度问题，大学行政化、学术官僚化、数字化评价机制逼迫学者炮制垃圾论文乃至造假……学术体制的罪恶首先在于它对整个学术界的腐化作用，造成了中国学者的平庸甚至人格堕落。其实这个命题在中国可以说是过于显然正确，无需论证，甚至连行政官僚自己都不否认。不过虽然大学去行政化呼声已久，这个体制似乎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这就不得不让人反思同一块钱币的另一面——学者自己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文人没做好自己的学问就怪体制糟糕，就好比官员腐败怪体制漏洞太多、诱惑力太大，甚至就像小偷犯禁怪别人钱太多、法制不严明一样，听起来让人觉得过分，似乎错都在“制度”，都是别人的事，跟自己一点干系都没有。其实制度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的产物，它确实影响每个人，但每个人也直接或间接参与维持着制度的运行，因而所有人都多少对制度现状承担一点责任。现在倒好，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制度”成了一切罪恶的替罪羊。在我们每个人都把手指向别人的状态下，中国学术是不会改善的。
制度固然是造成中国学术平庸乃至腐败的首恶，却顶替不了学者自己的责任。学术腐败首先是学术平庸的产物，造假、抄袭显然是不值得哪个大家或哪怕只是有点自尊的人去做的，而学术平庸则归根结底是学者自身的平庸。许多所谓的学者甚至“著名”学者只是把学术当做一种生存手段，对学术本身则缺乏兴趣和抱负，真正像韦伯所说的把学术作为一门“职业”的人不多。其实大多数学术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火箭科学，只要踏踏实实投入足够的努力就能有实实在在的产出。一般学者只要潜心学业，没有荒废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十年寒窗”，至少博士毕业就能基本成就一番像样的事业。因此，中国学术是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平庸的。都说中国人“聪明”，能进大学、研究所的肯定都不笨。但是我们的聪明都用在了哪里?看看我们的学者每天都在忙些什么?真正花在读书、研究或写作上的时间有多少?在没有实质知识积淀的状态下，这样的“学术”又怎能不平庸呢?
当然，学问做不好的一个主要借口是学术在中国不足以支撑起一份职业。三十年前也许可以抱怨物质基础太差，学者收入太低，毕业后要忙着挣钱买房、养家糊口、带孩子，谋得一官半职之后又泡在“文山会海”当中，只能不务学术正业。然而，这种借口今天已不能成立，因为中国社会已经为正常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许多大学的办公条件都得到巨大改善，研究经费也在突飞猛进地增长;更何况理工科需要实验室和仪器设备，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是不需要多少经费的，也没听说有哪一项惊天动地的发现是靠“国家重大攻关项目”资助做出来的。也许有人会说，你已经当了教授，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看看现在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做“房奴”甚至“蚁族”的有多少?在大城市买房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但是本身不足以压垮中国青年学者的脊梁;工作之后贷款若干年，应该解决了吧?要知道，国外年轻大学教师也没有一毕业就能买房的，也是要做好几年“房奴”的。基本生活安定了，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的职业做好呢?所以笔者的结论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之所以平庸，不是人穷，而是志短。
当前我们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经历几十年折腾之后，已经磨灭了基本道德常识和职业伦理。在儒家文明的话语体系里，这个道德常识就是做人的基本自尊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耻感。剽窃者一定认为不劳而获得别人的知识产品是捡了个天大的便宜，就像盗贼为成功得手而津津乐道一样，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心甘情愿做这类“下三滥”的事情，而不感到任何耻辱。当然，大多数学者就和老百姓一样还是有耻辱感的，超越基本底线的毕竟是少数，但是也毋庸讳言，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没有职业精神支撑的群体。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术只是一个谋生的职业而已;既然职业是手段，谋生才是目标，那么为了生存得更好，纵然牺牲点职业也未尝不可。其实不仅是学术界，其它行业何尝不是如此。不仅学者不好好为学，偏要混个一官半职或炒股赚钱，而且官员也不好好做官，偏要混个博士学位或斤斤于如何以权谋利;商人也不好好经商，偏要想方设法混进人大或政协和政府套近乎，或进商学院混个EMBA文凭。今天社会混乱的根源便在于没有谁真把自己的职业当回事，中国社会的重建也必然始于职业人格的确立。
宪法本来是要拿制度说事的，但是再好的制度没有像样的人去落实，到头来还是扯淡。既然中国学术平庸是学者自己造成的，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学者自己还是要承担一点责任，不能把什么都推给别人制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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