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3日起，北京市就治堵措施公开征求民意，这份被网友称为“京版严治堵新政”首次写入了“严格控制中心城建设总量增量、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等条款，引起全国广泛关注。事实上，除交通拥堵之外，房价趋高、环境污染、生活成本增加、看病难、上学难、入托难等“大城市病”集中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治理城市“巨无霸”难题已经刻不容缓。
“城市黑洞”吞噬居民幸福
“当初大学毕业留在北京，以为就是梦想的开始、幸福的源头，但现在，黑乎乎的尘土和望不到尽头的车水马龙，让我越来越怀疑当初的选择。每天无论走到哪里，都免不了经历一番肉搏，懒得出门，懒得聚会，懒得说话，上班累，放假更堵更累，生活就像卡在路上。”35岁的城市白领鲁娜抱怨。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邵益生看来，长期以来行政指令主导下的资源分配模式、以乡补城的发展策略，让公共投资的大部分留在了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为了更好地发展和生活，共享公共财政的阳光，在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少数大城市，倒逼城市面积扩张，公共资源配置增加，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今天的大城市就像一个个巨大的黑洞，加速吸取资金、技术、土地、人口等要素，同时也吞噬着人们的幸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上班堵车、医院排队、学校离家越来越远，大量垃圾无法妥善处理，这些都困扰着大城市的居民。”
在北京市的城市规划中，人口控制规模的指标一直倍受关注。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至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然而，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200万，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
内部人士透露，从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和资源来看，应该严格控制人口，但北京人口规模控制困难，历年来北京市每一次城市规划中的人口规模指标均被突破。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种种压力。
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数据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一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更加突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
探究大城市病的四大成因
竹立家等专家认为，“大城市病”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大误区，主要由以下四方面原因导致。
一是资源过度集中。中国的资源配置都是跟政治权力走的，政治权力集中造成了资源和利益的集中，然后跟着是人口的集中，大城市往往具有比中小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大的市场、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集聚功能和高度的竞争性、流动性、扩张性。人、财、物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必然导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交通拥堵、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各种“城市病”随之产生。$nextpage$
资源过度集中直接后果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再无法负荷过多人口。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
二是城市规划不合理。以北京为例，单一市中心，围绕它摊大饼式的规划，注定了城市拥堵的命运。
据了解，早在6年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在其年度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北京的交通问题是“城市化、现代化、机动化进程中多重矛盾产生的，根本问题是城市规划的问题”。当时北京已形成了回龙观、天通苑、望京3个规模巨大的“住宅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在研究中发现，这些不断出现的超大规模的“住宅城”已成为制造交通拥堵的源头，由于“住宅城”的就业功能、成熟城市配套等功能区布局的缺乏，致使大量人口每日如潮水般在城郊之间奔涌。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告诉记者，在中小城市，人们每天平均出行距离为1.5公里～2公里，而在北京，这个数字已超过10公里，而且每年还在递增。出行距离增加后，按人均每天出行2.5次计算，人们对交通的需求量成倍增长，导致政府投入无法满足需求。
三是公共设施跟不上，医院、学校、垃圾处理场等设置跟不上城市和人口扩张速度。“看病排号，上学排队，商场上厕所都得等几分钟，谁能舒服呢?”竹立家说。
此外，政府对学校、医院等优质公共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区，郊区配比很少，例如天津好的中小学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和平区，很多人虽然居住在郊区，但依然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入和平区的学校，而因为校车、公交等公共服务跟不上，家长每天必须开车接送，交通需求量暴增，尾气污染严重。
四是盲目发展汽车工业、房地产开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在北京，2010年以来小汽车以每天2000辆的速度增加，而新的汽车生产基地仍在投产。而在各大城市，近年来房地产开发均出现高速增长，且从市中心逐步向郊区扩张，却没有人监管城市发展的失控，最终造成了整个城市效率低下。
一些专家指出，中国实际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城市，出现这么多大规模的城市，实际是资源畸形配置、不讲究科学发展的结果，现在我们开始为此付出代价。
“巨无霸”城市如何逆转
预防和治理“城市病”是城市化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的明确要求，特别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强化规划约束力，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首次正式提出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机动车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列为“十二五”规划期间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专家指出，“巨无霸”城市是可以逆转的，对“城市病”需进行综合治理。
郭继孚认为，应该转变城市发展模式，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和功能布局，实现多中心，把特大城市分解成若干个小城市，尤其是在大城市周围建设若干卫星城，分散城市压力。
治理城市病，应该注重城市均衡发展，大城市应“先舍后得”。汪玉凯说，过去30年，中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以前集中在大城市的一些产业，现在完全应该调整到中小城市去，弥补县域经济的历史欠账。现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在此方面，大城市已很难有作为，中小城市才是主要渠道。大城市应该放弃大量低端制造业，包括房地产和汽车制造等，可能都需要重新思考布局。
竹立家说，在北京治堵方案中，首次将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纳入政府工作任务督查和绩效考核，这在全国尚属首例。这表明，政府部门、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现代化管理理念，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城市考核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空气、饮水质量等生活质量指标，而不仅仅是GDP，目前亟须建立这个层面系统的指标体系，否则很多城市还会为GDP不惜代价、不惜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最为重要的是，在现阶段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起重要作用的前提下，各级政府应转变观念，将公共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一个国家不应该以特大城市发展为方向，而是以中小城市发展为方向的，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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