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年打拼的王炜如今已成为一家大型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有房、有车、夫妇俩月收入超过七千人民币，在这个东部沿海的二线城市，他的生活水平算中上层。
然而面对“你幸福吗?”这一问题，王炜心头犹如打翻了调味罐，麻辣酸甜难以表述。背负20年的房贷压力、忙碌中日益疏远的亲朋邻里关系、再也看不到儿时那湛蓝洁净的天空、职场激烈竞争前程莫测……这些时不时闯进王炜内心的焦虑总是让他难以体味“幸福”。
而在某省会城市打工的蔡庆斌，也有着和王炜一样复杂的感受。进城打工多年，月收入已经超过2000元，是在家种田的5倍。但是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孩子入学门槛高、医疗养老压力大，蔡庆斌说：“钱是比在老家挣得多了，但生活似乎总是轻松不起来。”
与此同时，在中国更为广大的农村，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也让一些农民失去了心理平衡。老农吴为权每月种地加就近打小工，收入仅千余元。冬日农闲时节，吴老汉蹲在门槛上一边吸着烟，一边说：“俺不知道什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俺这一年的收入仅相当于城里人三、四个月的。这不，年轻人留不住都出去挣钱了，剩下俺们这些老头老太在家，生个病都找不到服侍的人。”
2010年3月发布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指出，江苏、四川、福建和重庆4地幸福指数最高，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因为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子女教育成本高，加之工作竞争激烈和交通拥挤等因素，“幸福指数”最低，中产家庭处“伪幸福”状态。
不久前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并要求“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近年来，江苏省江阴市、河南省平顶山市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把“幸福指数”纳入到了对当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中。
与传统的GDP核算体系相比，“幸福指数”从国民健康水准、社会福利状况、经济产出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等多个维度，对社会运行状况进行综合考核，为政府体察民情提供新的视角。不少专家提议，应将“幸福指数”纳入各地政府考核体系，改变目前以GDP为主导的局面。
有权威机构就此对2633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9.3%的人期待将“幸福指数”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其中56.6%的人表示“高度期待”。受访者中，“80后”占36.2%，“70后”占36.2%，“60后”占15.6%。
专家建议将“幸福指数”引入政绩考核
当被问到“你目前的幸福感如何”时，38.7%的人感觉“一般”，30.2%的人感觉“幸福”，19.5%的人表示“不太幸福”，11.6%的人表示“非常不幸福”。
凤凰网广告部员工李孔明认为，每个人的幸福观不同，但幸福观的产生，与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很多人希望能像马云、李彦宏那样成功，但反观自己的生活状况，于是感觉‘不幸福’。毕竟‘成功’和‘有钱’如今成为了很多人考量幸福的主要因素。对此，政府是否应该有引导?一些人迫于高房价，无法很好地生活，于是也不幸福。政府又该怎么办?”
本次调查显示，95.7%的人觉得民众的“幸福指数”与当地政府的作为有关系，其中68.7%的人表示“有很大关系”。
一名网友说，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只看重GDP，忽视民众的幸福感。因为有了GDP的增长，他们就有了升迁的希望和保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财经委“民生指数”课题组成员孟庆国表示，过去政府的评价体系，基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过分追求GDP的增长，导致一些地方只重经济发展，而对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与人民生活幸福相关的公共项目关注不够。
“在‘十二五’规划中，不再特别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而强调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就需要构建一套科学和规范的政府评价指标体系。”孟庆国说，将“幸福指数”引入政绩考核，能避免地方政府“唯GDP”的倾向，将关注的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民生福祉，更加关注民众生活品质的改善与提高，更加以人为本。
衡量民众是否幸福哪些因素必不可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提出，幸福感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如果一个农村人感觉比城里人幸福，就说明基层政府比大城市政府做得更好吗?“其实现在对于地方政府的考核，已经有很多指标了，很多地方也实现了一票否决，再增加一个‘幸福指数’，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湖北省某市直机关的一个公务员认为，把“幸福指数”作为政府考核的参照标准，未必准确和科学。“幸福感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不能机械地用数据、指标来量化。”
“测量‘幸福指数’，可以反映政府作为和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孟庆国说，对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评价指标，统计部门可以采用统计学方法统计出结果。而对于幸福感这种主观的评价指标，同样可以使用社会学的统计方法，通过民意调查来获得数据。
据孟庆国介绍，已经有一些地方在使用这种双向的测评系统，比如苏南、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城市。
“前不久，江苏省江阴市市委书记朱民阳，来清华大学作讲座时就提到，如今，江阴市除了看经济建设的成效外，更看重对生态和民生问题的改善与解决。2010年年初，江阴通过公众投票和专家论证等方法，制定了‘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这就把‘幸福’这个抽象的概念与每个家庭和市民的切身感受紧密结合起来，并将每个指标按时序进度分解，明确责任部门，每年进行考核，并向社会公布。”孟庆国说，江阴市将“幸福指数”补充到GDP中，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很好地推动了当地经济与民生的同步提升，对于其他地区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
衡量民众是否“幸福”必不可缺的因素有哪些?调查中，75.3%的人首选“健康”，其次是“经济收入”(71.5%)，“受尊重程度”排名第三(68.1%)。
接下来的排序依次为：“医疗保障”(59.8%)、“住房”(59.5%)、“环境质量”(57.5%)、“价值实现程度”(55.8%)、“恋爱婚姻状况”(45.8%)、“受教育情况”(39.4%)等。
“引入‘幸福指数’，不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社会问题或保持社会稳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更不应成为‘新形象工程’。引入‘幸福指数’是为了引导政府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民生问题上下真工夫。”孟庆国提醒，由于中国人口多、地域广，区域发展不平衡，所以不应将“幸福指数”的引入标准化和统一化，不同地区需要区别对待。
孟庆国认为，对于东南沿海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将“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评价依据;对于中西部地区，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幸福指数”可作为政绩考核内容的组成部分或必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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