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满足百姓“腰包更鼓”的期盼，不仅需要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还需要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减轻居民个税负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近5年两成多职工未涨工资，消费能力下降
陈静越来越不愿意逛商场了。
6年前，陈静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在某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当时，每月工资虽然只3000多元，但陈静很知足：就业压力很大，能留京已十分不易。她相信只要先立住脚，过几年，收入一定会好起来。
然而，6年下来，陈静虽已是该单位一名部门主管，工资却刚过4000元：“这个工资，对我这样的外地人来说，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走进大商场，动辄两三千元一件的衣服，叫人心慌，哪里还有勇气逛下去。”
工资是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2010上半年，全国总工会曾进行过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居民收入增长比例过低，意味着百姓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长此以往，居民消费能力必然下滑。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陈静认为，增加居民收入，涨工资是最现实的手段。
数据表明，政府、企业、居民是国民收入三大分配主体，改革开放初期，这三大主体所占比例是24∶20∶56，而目前的分配比例是33∶30∶37。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成为中国现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点。
不仅工资增幅慢，在居民中间，不同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更加令人担心。
有统计显示，占全国职工人数不到8%的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约55%;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业职工实际收入是其他行业的10倍。
增加工资、缩小差距成为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识。2010年以来，各地纷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省市上升幅度都达到10%左右，有的甚至调高了25%;还有一些省市提出了“工资倍增计划”，期待“十二五”期间达成“倍增”的目标。
专家认为，涨工资是一项系统工程，依赖于对分配机制的综合治理，至少需要三种手段：一是法律手段，包括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二是市场手段，比如征收资源税，调节垄断企业暴利等，缩小行业差距;三是行政手段，即改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继续推动工资制度改革。
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提高，个税负担加重压力
37岁的张健是南方一所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每月基本工资、奖金、各项补贴等加起来累计有8000多元，可是，每月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近千元，这让他十分心疼。妻子在学校图书馆做临时工，收入不高，孩子上小学，父亲常年卧床。作为独子的张健，总觉得生活十分辛苦。
最让张健不明白的是：他有一个大学同学办了家广告公司，可每月个人所得税不足百元。原来，这位同学将他工资只定为3000多元，虽然工资低，但由于公司是自己开的，很多生活开销都算在了公司的经营成本中，日子远比张健殷实得多。
“论收入，同学比我高很多，可我缴的个税反而更高，这是不是不公平?”张健说。
自1994年全国实行新税制以来，个税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体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是0.389，到2008年上升为0.469。10多年来，征收个税似乎未能有效遏制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目前全国的个人所得税制，是对纳税人的各项收入分类，分别征收、各个清缴。这样，客观上造成了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缴税较多，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阶层缴税较少。同时，个税对所有纳税人实行“一刀切”，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是否过重、家庭支出是否过大，也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张健查阅资料发现，2009年的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这让人很难理解。
按现行个税政策，2000元为起征点，超出部分在500—2000元的适用10%税率，2000—5000元的适用15%税率，5000—18000元适用20%税率。
张健认为，前些年，多数人月薪不过两三千元，月薪七八千元就算高收入，普通人的个税负担不重;如今，随着收入水平水涨船高，多数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的月收入已在六七千元以上，由于普遍适用较高的税率，缴纳税额大幅增加。近年CPI连涨，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偏重的个税负担加重了生活压力。
“尽快给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减税增收吧!”张健说。
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补齐社保短板
67岁的退休职工王学杰住在东北乡下，尽管心脏不好，但他从不轻易去医院做检查：“看病至少要去县城，不仅太麻烦，花费也很大。5年前我曾因肺炎在市里住过院，可是2000多元医疗费至今没报。”
他说，当地财政状况不好，因为积攒的医疗费很多，县里根本无力解决，他从不抱什么希望。
生活中，像老王这样的群体不算少数。近年来，全国社会保障面在不断扩大，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游离在制度之外。在一些地区，保障标准偏低、负担偏重，特别是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因对象不同，不能实现均等化服务，成为当前社保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李红在广东深圳生活多年，但属非户籍居民，她告诉记者，“看病贵、上学难”是在城市生活成本高的原因，更是幸福指数降低的原因之一，“我去年看了三次病，花了将近1000元。由于非户籍居民和户籍居民在医疗费用报销上差很多。我小病都是自己去药店买药。”至于子女上学，是难上加难，“凡稍有名气的学校，哪怕是交纳数量不低的赞助费，也很难挤进去。”
在农村，社保短板更明显。如西部某县，全县卫生人员有1069名，按照该省2001年的人才配置标准，全县至少要配置卫生人员2200名，缺口达上千名。有的乡镇连基本的设施都没有，农民“看病难”怎能得到解决?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专家表示，“普涨”不仅意味着工资要涨，基本公共服务更要涨，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均等化”涉及义务教育、医疗、住房、治安、社保、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据发达国家经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少可使基尼系数压低10个百分点。
比如，为解决当前低收入群体的社保难题，专家建议：有两项工作亟须推进：一是完善基层社会保障机构，二是普及社会救助服务平台。
缩小城乡差距离不开稳定的支农政策
肉价涨了!2010年入秋以来，生猪价格稳步回升，52岁的山东养猪大户李保军很高兴，忙着扩建猪圈，准备抓住年前的消费高峰，把前一年的损失补回来。
“十一五”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先后跨上4000元、5000元台阶，2009年达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农民增收很难，最需要加快。
李保军养猪多年，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些年肉价不稳，风险很大，“靠养猪挣钱到底有没有指望?”
老李的儿子小李在镇上塑料厂工作。3年前，月薪2000元，现在还是2000元。几年下来，全家累计攒了四五万元。在以往，也应该算是个大数目，可现今，各项花费水涨船高，这些钱已算不上什么：“比如，从去年开始，村里已经不划宅基地了，儿子结婚，得到镇上的农村新区买楼房。一套下来，没有十几万元根本不够!”
老李认为，增加农民收入，还得靠稳定的好政策。“前年生猪市场供不应求，肉价上涨，国家给养猪户发了母猪补贴，鼓励农户养猪，这使我们很受鼓舞。”但总的来说，由于农产品价格总体偏低，各项补贴的增加还不能抵消成本上涨造成的影响，给农民增收带来很大挑战。
老李最操心的还是儿子。作为家里的独子，小李不愿意回乡务农，老李也不指望儿子回家和自己一起养猪。可是，在镇上的塑料厂，儿子又有多大前途?由于没上大学，他只是一名简单的操作工，在这个岗位上，工资肯定上不去。小李想学管理、学技术，厂里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吗?
专家表示，近年农民工收入增幅趋缓是不争的事实。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
此外，还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建设，扩大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只有这样，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才能得到缓解和遏制。
缩小收入差距当从何处发力
近十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社会财富“蛋糕”明显做大，但如何“切蛋糕”的问题随之显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包括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社会各阶层收入悬殊的警示逐渐凸显。有数据表明，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5(联合国标准认为0.4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已经进入了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比例的阶段。
2010年中央多次提到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指出“在国民收入中，要增加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而在居民收入中，要更多地增加低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要想达成这样的目标，需要找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学界普遍认为，初次分配层面的因素主要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滑，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拉大。
因而，要想缩小贫富差距，首先需要调整跟居民收入有关的两个比例。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风暴的肆虐，随着国内粮食价格的不断攀升，以及房地产市场的一路狂奔，公众始终处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一路走低，是不符合把改革发展的成果用于改善民生的大方向的。无论从社会公平还是维护稳定的角度出发，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都到了必须反弹的时候了。
此外，技术进步和资本增值获取较高的收益，这是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共有的规律，但如果其高收益跟劳动报酬之间过于悬殊，也会扩大贫富差距的裂痕。比如说，过去几年来房地产业“大跃进”，吸附了越来越多的炒房客，吸纳了越来越多的本来从事其他实业的资本，房价被一步步推高，财富的非理性流动也在加剧。在房产不断增值的大背景下，工资几乎已失去了“财富”的意义，有没有房、有几套房成了家底厚薄的分水岭，没房的人再怎么努力似乎也很难走出穷人的行列。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国家应该通过制度性的安排，一方面要遏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另一方面也要让更多的人以更多的形式获得资产增值型的收益。
要想缩小贫富差距，还需致力于缩小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中国正处在大踏步城市化的过程中，如何在城乡之间配置土地，如何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带来的收益，如何让土地不仅成为农民的收入手段而且是养老手段，将会成为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至于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之差，没有人要求绝对平均地分配收入，但某些垄断行业的确已经成为了高收入、高福利的“特殊”阶层。这些行业并不是靠自身的经营能力和艰苦奋斗获取巨利的，而是靠着天然垄断和政策庇护坐收肥利。垄断本来就与市场规律相悖，即使国家出于战略考虑，需要保留一些巨无霸企业，他们也是在全体国民的支持和牺牲下壮大起来的，其利润不应该轻率地、过多地分给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而应为全体国民共享。
实际上，收入差距扩大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假如一些错误的利益分配方式形成格局，并得到固化，它不但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而且会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因而，国家应该在现阶段迅速发力，抢在不合理的路径依赖形成之前，解决收入分配畸轻畸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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