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个全球第二的荣耀，距离现实的幸福感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经济繁荣往往并不意味着民众福利的同步增长，在中国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速，并无法分享太多的增长果实。而且，经济增长总是会带来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会在悄无声息间吞噬普通民众的财富。
2010年的通货膨胀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仅从物价指数看，2008年的通胀程度其实远远超过2010年，但是民众却在2010年感受到更多压力，原因在于2008年的物价上涨主要集中在猪肉和石油等少数品种，而这一轮则是全面开花，小到蔬菜，大到房价，几乎无一不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过去两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超发了过多货币所致，一些无法为实体经济所吸收的资金，以及海外热钱都需要找到载体，而这种载体不仅只是绿豆、蔬菜和住房，创下历史新高的黄金、成交价屡屡过亿的收藏品都为这些无处可去的资金提供了载体。其次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对应的增长成本也会越来越大，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劳动力成本，都因为中国需求因素而更加稀缺，更加昂贵。以此看，即使将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收缩，减弱通胀大幅恶化的可能性，但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都将不得不容忍并习惯相对较高的物价。
通货膨胀严重到一定程度，也就从经济问题转换成了社会问题。当2010年10月份的CPI创下了25个月的新高，国务院迅速出台了16条措施稳定物价，各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也都在年底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通胀之战。应该说，政府应对通胀的反应之快值得充分肯定，但具体应对手段，则还有待商榷。尤其是对一些商品采取简单的行政限价，很多都是只管当下不顾将来的短期做法，反而会为将来的通胀埋下更大的隐患。
如果将现在的行政干预物价视为金融危机后大政府角色的延续，对中国经济进一步良性、健康发展而言，其实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隐忧。
两年前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当自由主义信奉的市场经济突然失灵，几乎一夜间，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大政府主义者，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将经济拉出泥沼。政府的体量迅速膨胀，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期盼的效果，尤其是对政府干预手段驾轻就熟的中国，不到一年时间，GDP增速就重回巅峰，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虽然在今天还在担心二次探底，但至少也借助政府之力脱离了衰退的底部。
当一个政策表现出强大的有效性，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习惯性延续。在金融危机时候大放光芒的政府干预政策就是如此，它一方面让政策制定者们萌发出相当的自信，同时也产生难以摆脱的依赖性。上世纪30年代，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大规模政府干预面世后，并没有随着大萧条的结束而消散，反而在随后几十年内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不仅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大规模干预，企业的国有化浪潮也蔚然成风。大政府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当西方国家纷纷出现滞涨时，人们才逐渐抛弃了大政府主义。
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各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也远甚于从前。如果以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来看，在一条道路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也就越高，上世纪30年代的政府干预主义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一轮又将持续多久?如果政府干预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成为常态，对于经济的破坏性不言而喻，随着将来经济摆脱危机的影响恢复增长，而危机时候采用的政府干预政策却迟迟没有退出，势必会扭曲要素价格，干扰资源配置，最终从经济增长的引擎变成拖累。如果说今天中国的通胀还可以正面理解成经济繁荣的副产品，将来，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之后，滞涨的局面则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正面因素挂钩。
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对中国是一个高度，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继续保持8%的增长速度，可以在2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无法保持增长，面临的不仅是失去全球第二的位置，更有可能激发自身的各种社会矛盾。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很多因素：融入全球化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房地产市场的黄金十年以及日益提高的市场化程度等。当中国经济站上全球第二的位置时，不难发现，这些曾经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都面临减速的风险，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更多的增长红利，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掌舵者提出了更高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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