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追求幸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重要职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奉献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经典著作之后，他本人却对《国富论》受到过度重视不喜反忧，因为他担心政府过分关注“国富”忽视“民福”而产生“不道德情操”。
在2010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十二五”以民生为核心，实现“两个同步”，即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淡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权重，将民生问题提高到幸福与尊严的层次，实现了执政思路的又一跨越。
如果说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那么，幸福指数(GNH)则是衡量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之初，幸福指数会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但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内生产总值则与人民的幸福感呈边际递减状态。如18世纪工业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国民收入虽历经了持久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同比率的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在于人民幸福的切实获得。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幸福通过就业、治安、住房、医疗、教育、公平等身边的点滴琐碎来感受，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增长只是其中之一。亚洲的不丹自30年前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理念以来，评价官员政绩的标准是人民是否“幸福与快乐”，如今，不丹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700多美元，但人民的“幸福指数”却持续攀升。
因此，国民的幸福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一道作为评估社会进步和谐的指标，已成为当前世界的大势。法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已采用各自的“幸福指数”分析社会发展程度。中国“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两个同步”，恰与这种趋势内在契合。
“两个同步”是一种民享理念的体现。幸福指数的提升，既要有普通国民因国家富强所带来的荣誉感，也要有作为其中一分子而切实感受到的幸福感。国民在国家的强盛中分享成果，是一种真实受用的幸福感。“两个同步”的核心在于让更多国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强国和富民之间更加强调富民，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更加突出公平，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公共服务之间更加关注公共服务。
“两个同步”是一种民生理念的提升。幸福指数的提升，不仅来自民生的改善，也来自国家更加合理的分配秩序和机制安排。国民在国家的制度性安排中获得民生的充分保障，是一种有尊严的幸福感。“两个同步”的要义在于让国民幼有所托、学有所教、居有其屋、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孤有所靠、困有所助，过上一种从容恬淡的幸福生活。
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的温暖与关怀，就会化作一股坚定守望的无穷力量，可以预见，中国更加重视幸福指数的抬升，让经济增长与幸福增长同步，人民的幸福感必将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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