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念
国学概念的提出，是相对于西方文化而提出的，其含义是一个主体国家民族哲学文化主流的学术体系。中国国学则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主干，诸子百家为辅干，民间各种文化文艺形式，共同参与形成的上层领域建筑。中国文明史与世界其它文明史不同之处在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希伯来文明是相互影响，相互继承，相互交错，甚至相互取代形成的。中国文明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北方有冰原，西方有沙漠高原，东、南方是大海)是独立特行;其特征是连绵不断，开放进步，刚健有为，宽容厚重，带有浓郁东方色彩的文明成果。这决定着华夏文明是带有强烈自我民族烙印的、地域文化特征的文明。研究国学，必需先从剖析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这两大特征入手。忽视这个前提，就会迷失研究方向，陷入民族虚无主义或者排外主义的泥潭。
国学复兴的意义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文明是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发展起来，西方现代文明前夕是文艺复兴运动，首先从意大利孕育兴起，而后遍及欧洲列国。文艺复兴运动是由当时一大批敏锐的哲学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找到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一举扫除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在这场复兴运动中，由哲学家指明道路，思想家解放思想，文学艺术家创作大量的文艺作品，全面掀起文艺复兴这场运动，迎来欧洲文明全面深刻的大发展，进而形成世界近现代文明主流。
反观中国，中华民族要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也同样需要有一场全面而且深刻的国学复兴运动。深入挖掘、完整恢复国学原始含义，为民族复兴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和文化源头;必如此，方能解放中华民族的思想，发挥文化软实力，增强东方文化在世界中的话语权，同时发展创新华夏文明，而创新中首要的是国学含义的哲学思想问题。
环境决定行为方式
论及中国文明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东方民族性。就不能不谈到中国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对世界其它文明而言，中国人承受了巨大的自然灾害，中国所处东亚板块受到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挤压，两大地震带造成地震频发;受季风影响，太平洋西岸是全球最多的台风登陆点，近而影响到黄河、长江等东亚多水系流域的洪涝、旱灾多发，酿成中国历史同期自然灾害程度远远大于其它文明体，这些直接导致中华民族饱受沧桑和苦难，养成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勤劳、务实、节俭的美德、促使民族成员集体协作主义抗争自然灾害的行为方式。从心理层面讲，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时刻处于生存危机感当中，所催生出的危机意识必然导致要建立一个统一应对危机的政府，而危机政府的运作模式必然是具有相对统一集权特征，行为准则是集体主义。
从古至今，集体主义体现在各个方面。西方人往往是名在前，姓在后，突出个人;东方人的名字通常姓在前，名在后，强调姓氏家族集体。时间、地域观念西方人也是先点后面，先一时、一地，而后一年、一地方;东方人则是先面后点。西方语言环境多数是状语后置，主语前置突出主体;东方语言环境多是状语前置，主语后放，表示谦虚。诸如此类，数不胜数，这样造就整个东方文明的意识形态浸泡在国家集体观念中，深入发肤骨髓，形成东方文明的性格特征，不可逆转。
家族集体间的联合体是国家，所以中国第一个政权——夏王朝是大禹治水时期，应对水患灾害时诞生的政权。大禹联合华夏各氏族，统一调度各部落力量，集权施政应对危机，成功解除全民族毁灭性灾难;在施政中，逐渐融合各部落族群，摸索政治架构，齐政令，和风俗，最终造就夏启权威立国，奠定中国大一统国家模型。这样中国政权从最开始就打下集权的烙印，延续成几千年的政权模式。中国历代政府通过权威体制，统一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衡同器，政同令，风同俗”，强调国家公民概念，淡化不同自治色彩的地域族群，融汇不同宗教风俗习惯的群体，统一成完整的中华民族，进而保证中华民族创造出比同时期世界其它文明体，都强盛、辉煌的文明成果。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民得一而天下贞。从夏王朝开始，中国始终直至近代，在人口、文化、经济、科技、综合国力等方面，是全世界最大规模、最先进、最繁荣的文明体。历史上其它文明创造的大帝国都相继崩溃灭亡了，只有中华文明大国一脉相承、生生不已、巍峨耸立、统一自主，在世界国家建设史上独树一帜，是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
善政目的
中国政权的结构是集权，是权利相对集中的模式。结构如此，那么政权的目的呢!古今中外，政权的目的不外乎三个：1.人民有时代幸福感;2.国家富强、独立自主;3.人、社会、自然——天人和一，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政权的目的。而且从实践看，只要达到这三个目的，政权就是善政，而非恶政。恶政的特征是人民困苦，国家衰亡，社会崩溃，道德沦衰。中华民族有讲实事求是，关注现世福祉的优良思维和价值取向，最关注的是政权的目的，而非结构。至于采取哪种政权模式是放在次位的，而主位是政权是否能够达到善政之目的。既如此，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造就出中国的忧患危机意识，必然促使成政权的集权结构和权威体制，也由此孕育出中国人民追求善政的强烈愿望，政权的生命在于施行善政，顺应民心。几千年来的王朝更替就证明人民在追求善政的努力，也是中国文化中“民心即是天意，天意顺应民心”的表达。中华民族历史的选择以集权为运作模式的政权，也必然的选择以追求善权为目的。这种文明模式，思维定势已经深深打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里、血液中，沉淀在民族文化基因里，在潜移默化中决定着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
知识决定……
在中国国学文化中认为，“人人皆可为圣贤，然人有贤愚之分，又以尚贤也”。讲明人与人之间在道义和法律面前是地位平等的，但人与人之间因智力因素，是有知识差距的，故人有圣贤和愚人之分，以圣贤为尚的。 在政治经济学中，人的社会地位是由经济财富决定的，而经济财富的创造，是生产力决定的，而且“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创造财富”得出“知识含量决定经济财富拥有量”，“知识差距决定财富差距”，进而归纳出“知识决定社会身份”的逻辑命题，人与人必然在社会层面上是有区别的，因而圣贤和凡人由知识差距引申为政治差距，进而分化成社会管理阶层和被管理阶层。圣贤总是少数，凡人总是多数，精英阶层是少数，大众阶层是多数，大众阶层和精英阶层是因知识含量来区分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列宁语)，用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国学非常正视明晰这个问题。在国学中，为保证善政之目的，必要圣贤做为管理层出来集权执政。凡人是多数，若以人数多少来决定政策导向，肯定促使执政者漠视国家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短期为收买选票，早期纵容低俗浅薄的政治倾向，中期执行饮鸩止渴的政治策略，最后破坏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那是是群氓政治，民粹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在谁手里，真理在谁手里，谁能通天下之志，谁就管理，不以人数多少来决定，是贤明政治，是智慧政治，是卓越先进的政治体制。这是国学带给中国政权的决定性特征，也是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中国能够优于其它文明国家的政治保障和智力保证。
矛盾与和谐的统一
人类社会中决定一切的是人，人的因素决定着每个事物的因果关系，由于中国政权的集权运作，追求善政，必须用高标准的知识素养，来要求进入政权的人，所以中国必然历史的首创并完善科举制度，将全国各阶层中的优秀人才，通过公平的知识考核，选拔到政府中任职;促使整个社会，大众阶层和精英阶层合理有序的人员流动，构建社会各阶层正常的升降管道。由于大众阶层需要精英阶层的领导而发展，精英阶层需要大众阶层的发展而壮大，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博弈，相互恵利，利用安身，以崇德。
在经济方面，中国历代贤能政府，无一不抑制豪强垄断势力，突出政府的核心职能，提高执政能力，用行政、经济手段调节生产关系中剩余价值再分配的问题，以求顺利解决社会各阶层的初次分配矛盾，成功避免社会利益矛盾的激化，驾驭全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全面显示出“矛盾”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谐”是社会辩证统一的主旋律。由此管理与被管理的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是矛盾双方，又共存共赢，有机和谐统一于社会整体中。
内圣外王
中国国学的精英是圣贤士人，中国的贤明之士秉政，是要“内圣外王”的;内成圣贤之心、外发王道之策，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王”这个名词在国学中，不是独裁者的意思。汉字是象形文字，“王”是三横一竖组成;表示意为：三横代表天、地、人三道，一竖暗含将天、地、人三道，以一贯之。王是将天、地、人三道，以一贯之的圣贤。如此圣贤者能弥纶天地之道，可王天下。
何谓天道，天是形而上的，是哲学，是思想，是文化，是一切上层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总称。天道是干道，代表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最先进活跃的意识形态;天道始终代表着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地道是坤道，地势坤，厚德载物;载物必要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财富要靠先进的生产力，所以地道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形而上的天道和形而下的地道要以人道为目的，关注民生，以人为本，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道要求先进的生产力创造的物质和先进的文化要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利益需要。
圣贤运筹天、地、人三道，立德、立言、立功，以身许家国之志而代表，为天地立心，与时俱进，一以贯之。何谓一以贯之，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天、地、人三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化而裁之的将三道运用科学发展观有机和谐的贯穿起来，用科学发展的观点，一以贯之;如此就是“内圣外王”，就是代表真正的王道。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人才继往开来，必须勇于引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掌握最先进的生产力，为了中国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而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始终用科学发展观，一以贯之，为民生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华夏文明王道的要求，也是时代的呼唤。
国学中的王道、皇道、帝道
圣贤行王者之道，建王道乐土，实现先贤描述的小康社会，必要做到“明政典刑，三皇之仁。”意思是对人民讲明政令，公开刑罚，如同上古时代，三皇当政推行仁政。当今社会处在信息发达，信息通畅的大环境，更应该实现公开政策，公平竞争，公正法治，施行当代的王道仁政。公开、公平、公正，就是透明化行为，阳光下运作。阳光下，就是经得起白日晾晒的作为环境。白日阳光下，施行的王道。象形字是“白”日下“王”可称“皇”。
国学中“皇”字的原始意思是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化运作王道;现实意义是用科学发展的观点贯穿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透明化运作，保障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这就是国学中“皇道”最真实的含义。
古人不仅明政，还要兼听纳谏，所谓“兼听治政，五帝之德”也。兼听就是采纳民意，从谏如流是执政者之德行;贵为“帝德”。“帝者，审谛也。”所谓“帝德”，接受监督审查之意，绝非西方人眼中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昔秦时商鞅见秦孝公进言讲帝道，行监督审查之策，孝公厌烦之至;讲王道，推行仁政，孝公昏昏欲睡;讲霸道，行霸权谋略，孝公喜形于色;讲强道，强权兵武，孝公移位敬听。足见证明中国帝道并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今人误读太深。中国古今帝道真
正是监督政府，审查政策，回馈民意。这是人民代表制应具有的时代帝德,和应履行的职责。
中国国学的王道、皇道、帝道，通过深层挖掘，恢复本来面目，还原国学真实表达，重新认识，是迫在眉睫。不如此，国学无以复兴，民族无以复兴。圣人行王道，遵皇道，守帝道，民戴之为君，其根本是与民谋利，以民为主，民意自由。是真正的民主，是现实的民主，是可行的民主;按人数多少表示以民为主，是虚假的民主， 是幻想的民主，是不可操作的民主。
信仰意义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性格被扭曲，直至分裂，会使人丧失自信，前途迷茫，人生暗淡，意志颓废，甚至于丧心病狂。
如果一个国家民族强行改变，有文明史以来形成的民族性格，放弃信仰，会导致整个民族信仰危机，道德沦丧，信用体系坍塌，主流价值观歪曲，人心迷乱，广大民众无所适从，国家失去发展方向，整个社会风气败坏，个人主义至上，唯利是图，暴力频发。
所以维护中华文明的性格完整，培育民族自我文化基因，解除信仰危机，重建民族国学体系，指明圣贤、王道、皇道、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原始文化核心，是道统信仰，是国家法统，是中国的民主自由，对当代社会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中国国学如同欧洲文艺复兴一样，肩负塑造民族信仰的重任，走到抉择关头，只有展示出原始本意，摆事实，讲道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把圣贤执政的操作成因摆出来，把王道、皇道、帝道的文化本源讲出来，突出东方文明民主特色，强调中国的自然地域环境，所造就的文明成果不同于西方文明，但又与西方文明和而不同，发挥华夏民族国学软实力，从传统国学中，立稳脚跟，慎终追远，主动掌握话语权，向世界文明彰显现代文明可以有不同形式、不同解释的美满格局。东方文明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代表的文化圈，国学复兴可以重振中华核心文化圈，吸引东亚各国的民族文化情愫，增强以中国为核心，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力、凝聚力、感染力、向心力，是国家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支撑，是人类社会多元化结构的最好诠释。
(作者为开封市儒家文化学会执行会长，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孔子学会理事，河南大学易学研究室研究员)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